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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清水激浊,涵气在襟

鲁西奇 随读随写 2019-04-10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4月18日,有删节。本公号经授权刊出全文版。


20世纪80年代初摄于珞珈山


清水激浊,涵气在襟


鲁西奇

 

2005年7月,在帮助李涵老师完成《石泉文集》的编辑工作后,我写了一篇《〈石泉文集〉编后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石先生的学术论点、研究方法和我的学习体会。其后数年间,也有一些师友希望我写一点回忆两位先生的文字,我却一直没有写。每次想起来,都会很动感情,常常写不成句子,遑论成篇。2018年初,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石泉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各位师兄弟和一些再传弟子都来参加。大家汇聚一堂,非常高兴。我感受到欢乐融和的氛围,内心深处却非常悲伤。在会上,我做了一段很动感情的发言:

 

1978年的这个时候,石先生六十岁。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三岁,我不知道李老师和石莹姐有没有给他过六十大寿。当然,按照老规矩,是应当前一年过的。


先生那时,还默默无闻吧,大部分的文章,还是油印的交流材料或讲义,没有能够正式发表。再过十年,先生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再过十年,1998年,先生八十岁整,正式退休。再过七年,先生就走了。屈指算来,先生学术生命的表现期,无论如何,不过三十年。可以说,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给自己的后三十年奠定了基础。四十年的时间,现在想起来,真长啊,中间有多少难走的路!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石先生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学术道路,还指导出这么多的学生。现在想起来,真不容易,中间有多少难做的事!


我今年五十三了。石先生五十三那年,1971年,应当是在武大沙洋分校吧。那一年的先生是怎样的呢,他的心境如何?我一直无法去想象。如今,略经了些沧桑,看了些人事,我想,自己或者能知道一点了吧。“歌声歇处已斜阳,剩有残花隔院香。无数楼台无数草,清谈霸业两茫茫。”这是《桃花扇》里的戏词,先生即使真的想起,也只会在心里流过,不会吟出声来的。


先生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幅联,上面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每回看见这幅联,我就想先生也有诸多的无奈吧,却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努力着。在先生离开之后的岁月里,我每遇到挫折坎坷,就会想起这幅联。石先生和李老师多次教导我:为人要有所本,做事要有所持。这两句话,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不会有人苛责。可是,这个世界上,总还是要有人,能够坚守某些做人的底线,并努力做一个像人的人。否则,在这个没有底线的世界上,不活也罢。


我曾经是先生和李老师的学生。我永远记得两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和教导。可是,两位老师毕竟早就走了,我不再有福气听老师的教诲、批评和指点。路还得走下去,有时候茫然,有时候摇摆,走得踉踉跄跄的,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幅联的后一句:“但求无愧我心”。它使我得到安慰,鼓励着我坚持某些东西,并给我接受某些妥协提供藉辞。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有时候会想象自己终有一天去看两位老师的情景:李老师开了门,对着书房说一句:西奇来了。我进了先生的书房,先生坐在那把有些陈旧但还是很舒服的椅子上,慢慢地立起身,微笑着点点头,说一声:“怎么样?”


我知道,两位老师都在天堂里。也许,我没有资格见到两位老师。不管我会到哪里,我最大的梦想都是,两位老师微笑着点点头:嗯,西奇来了。

 

是的,我五十三岁了。繁重的工作、无休止的奔波,已慢慢地侵蚀了身体健康,我曾引以为傲的记忆力已大为衰退。学术的快速发展,一代代学人的更新,两位老师及其同代人的功业事迹,慢慢地变成了“开天遗事”。“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时代不管不顾、无情地前行了。

 

那么,写点什么呢?从1984年春季学期选修“宋辽金元史专题”认识李涵老师,到2005年5月石先生辞世,2007年6月我离开武汉大学,我和两位老师相处了二十多年,包括了我的本科、硕士(师从李涵老师)、博士(师从石泉先生)三个学习阶段,以及从讲师到教授的十余年教师生涯;从专业方面,两位老师指导我学习了宋辽金元史、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导我初步走上了学术道路。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断断续续地住在老师家里。想一想,可说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正因为可说的太多了,竟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的儿子今年十六岁,正在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很爱和我交谈,课程、学校、政治、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我数次告诉儿子:爸爸是个农村孩子,爷爷奶奶没有机会受教育,又总是为养活爸爸和叔叔、姑姑而劳作;爸爸十四岁就离开了家,更少有机会受到爷爷奶奶的管教,基本上是个乡下野孩子。爸爸真正懂得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石爷爷、李奶奶教的。现在我把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你。

1983年樱花时节摄于武大理学院

 

我念大学的时候,长得又黑又瘦,家里穷,靠国家助学金读书,穿得也很破旧。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一切靠自己打理,总是弄得邋里邋遢的,个人卫生很糟糕。待人接物,说话做事,往往一点章法没有,也不懂什么规矩。两位老师都是大家庭出身,石先生年轻时,虽然家里已破落了,可还是富贵人家的气派,说话做事都有规矩的。两位老师从没有嫌弃过我,也从没有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轻视之意。他们知道我内心深处其实很自卑,所以,对我说话,总是细心地照顾着我可怜易碎的“玻璃心”;就算是严厉的批评,也总是语气温和,耐心地给我讲道理,让我明白事理。同时,他们也严格地给我提出要求,从说话的方式、语气、用词,甚至理什么样子的头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怎样穿衣服。他们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希望我能做一个有知识、有修养、有志气的人,直白地说,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人。因为这些原因,这次石先生纪念会上,王克陵老师对我说:“你就是他们两个的儿子啊!”王老师说了两遍。可是,我对石莹姐说:“我是石家的包衣。”我做人、教书、做事,好的部分,守的是石先生、李老师教的规矩;做坏了的,是我自身乡野孩子的本性在起作用。

 

石先生长得非常帅。石先生的帅,既不是高仓健式的,也不是所谓“佛系青年”式的,而是“儒系”与“基督系”的混合的帅,温文尔雅却又意志坚定,含蓄蕴藉却又爱人如己。坐在先生的书房里,看着先生,如同置身山壑溪涧,看着那一潭的清水,却绝非“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是“芳华矜貌,恻隐怜人”,让你不由得走到潭边,蹲下身来,伸出手,掬一捧清水,喝上一口,立起身,说一句:“真好!”“清水激浊,澄石必明。”石先生的这潭水,激走了腐草,澄净了浊泥。石先生的清澈,荡尽了名利,洗净了繁华,只剩下岻屿嵁岩,石骨磷峋,就如同先生的白发,以及清瘦而矍铄的躯体;石先生的清澈,又如日光透底,湿气蒸腾,暖意扑面,就如同先生温暖的微笑,以及低缓沉着而清晰坚定的声音。

1961年摄于汉口

 

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我常常感到自卑。很多学生“怕”老师,我“怕”过李老师,却没有“怕”过石先生。在先生面前,我感到的,不是怕,而是自卑。这不全是因为我长得矮、黑而丑,更像是农民工,而不像是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因为我的贫寒出身,甚至不因为我的无知、没有学问。与先生的那潭山溪湾流相比,我更像是村庄里的一口质朴的池塘:雨水和村里人家的生活污水都积在这里,即便是夏季多雨的时候,也饱含着绿藻之类的水生物。三十年来,我努力治理自己的水环境,也试图激浊扬清,结果却是泛起了塘底的淤泥,更招致了诸多无谓的“污染”,最后只如庄子所描述的车辙里的那点水,等待着干涸的命运。

 

如今,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先生的书房还一如当年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更动),对着先生的照片,我更感觉到深深的自卑。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却依然没有能如石先生、李老师当年的期望,成为一个他们那样的人。虽然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但事实上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可以将之归因于环境,也可以说村庄里的池塘本来就不能与溪涧相提并论,前者注定要消亡,后者则终将归于大海;可是,如果我还要努力,就一定要放弃这些托辞。静夜沉思,我终于想明白,我身上缺少的,是石先生、李老师身上的那股“气”。

 

先生坐在那里,白发如雪,安闲恬然,看上去就像冬日负暄的老者;开口说话,也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听起来就像是寒夜火塘边与家人一起聊家常。可是,坐在先生边上,听先生说话,我总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先生的那股“气”。那不是平常人称道的书卷之气,不是头巾气,更不是在时下学人身上常常显露出来的“霸道之气”。那是一种涵养之气:不愠其色,不譆其情,是阅尽沧桑、历遍炎凉、饱经悲喜之后的不悲不喜和无悲无喜;平等待人,宽恕其事,是看惯人生跌宕、世事沉浮、善恶异势之后的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严于律己,善自修行,是不断反省、痛自省察、深刻思考生命与世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与天人合一。那更是一种浩然之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做事,自当为国为民,绝不能只为自身谋名取利;世事艰难,人事难料,惟有尽心尽力,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方得内心安宁,终于大喜乐;生命短促,理想难期,却绝不轻言放弃,而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做得一事且成一事,惟愿无愧于心。


2004年摄于家中

 

我终究做不了先生、李老师那样的人。可至少,我知道这样的人是好的人,是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精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努力地去蕴积那种“气”,一点点地,把它积聚在胸臆间,留在心里。就是这么一点“气”,使我有力量,在雾霾满天的世界里,时时地仰望蓝天,至少去想象蓝天的模样;就是这点“气”,给我力量,让我不放弃个人卑微的家国情怀,努力用学习到的知识与方法,报效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报答教我育我的先生与诸多老师。可是,我的“气”何其的短促而虚弱,常常一口气都呼不出来,就咽回去了。我终究成就不了先生希望我做的、像他们那样的人。

 

坐在先生身边,听先生说话,十多年的时间,我从未感受到一丁点的“霸气”,也从未觉察先生有些什么“欲求”。我也自觉没有一点儿“欲求”和“霸气”,所以成就不了事业。但先生的没有霸气,是消泯了烟火之后的“失霸气”,而我大约是生来就“无霸气”。石先生走时,中央美院的刘涛先生代表武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长拟了一幅联,上联是“立言立功立大德”,下联是“爱妻爱女爱学生”。“言”是指先生从事近代史研究与荆楚史地研究的诸种观点与论说,“功”是指先生培养人才、教育学生以及参政议政的成绩,“德”是指先生爱人如己、不慕名利、关爱社会、贡献国家的高贵品德;“妻”是指李涵老师,“女”是指先生与李老师唯一的女儿石莹,“学生”是指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弟子。先生门下的大部分学生,都与李老师、石莹很熟悉,都深切地感受过石先生、李老师的爱护、教诲与扶持。所以,刘涛学长的这幅联,反映了大家的共同认识,在先生的追悼会上,由刘涛学长写成大字,立在灵堂的两旁,气势恢宏,端庄凝重。

 

立德、立言、立功,古人谓之“三不朽”。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确曾是先生的追求。先生辞世已逾十二年,其德、言、功,学界与社会自有公论,无需我来多言。而先生对于家人与学生们的爱,却非得其亲炙者不能详知。这种爱,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帮助与教育,而是一种超越于事功、立基于人性的仁义之爱。先生常说:学生不是老师个人的学生,而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所以,先生把培养学生看作是自己给国家、社会做贡献的最重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先生和李老师把学生们看作为“家人”,意思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志同道合的人”。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地理解这个“家人”的意思,它把任何可能的善良的人汇聚在一起,相互友爱,并团聚起来,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求得温暖,并努力去凝聚更多的人,共同努力,驱除冰冷与黑暗,建设一个温暖光明的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样一种最大的“大家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根基,乃是“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

 

和很多人一样,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读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经受过诸种歧视、侮辱和欺凌。自然而然的,在养成自卑性格的同时,对于不同意义的权势者,我似乎天然地抱持着一种不信任、敌对乃至仇视的心理。是先生和李老师的言行教诲,慢慢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戾气(虽然还没有化尽,彻底的化解,毕竟还需要我自己内心的力量),培育了我的自信,让我不再以狐疑的眼光看着他人,不再揣测别人的心机与图谋,更不再去仇恨。一步一步地,我尝试着学习爱。我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模仿着先生,想象自己像先生那样爱妻子、爱儿子。我成了一名教师。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石先生拄着拐杖来给我压阵,告诉我做老师的第一要旨在于爱学生。二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我努力地爱他们,把他们当成过去的自己一样地爱着。我也一直行走在乡间田头,努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关爱这个社会的每一分子,特别是那些弱势的人群,虽然这中间也有那么多的丑恶与黑暗,而我又如此地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点仁爱的力量来自于先生和老师那一代人。我本来可以仇恨的。我很有幸,得到过先生和老师们的仁爱,才消融了我的仇恨。我要把这种仁爱之心传承下去,哪怕越来越微弱。仁爱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我始终相信:一个没有仁爱的社会,将是冰冷的世界;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上,还是不如死去的好。


1987年应邀访美讲学,作有关楚史和荆楚历史地理的学术报告。这是石泉、李涵先生在美国白宫前的留影。

 

石先生是2005年5月4日夜11时10分辞世的。有好几位师友都曾经说过这个日子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宿命感。我知道,先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生命不过正好是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结束的,不宜也无需与任何宏大意义相联系。可是,对于我来说,石先生和李老师确实代表着一代人,他们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诸种苦难,却一直抱持着赤子之心和恢宏正气,忽略仇恨,不事权势,努力地去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尽着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应当承认,他们那一代人,已慢慢地成为绝响。


还记得与先生闲话,说及王仲宣的《七哀诗》,其一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读之令人凄然。曾问先生:如果我们生当汉末,将何以自存?先生看看我,只说了一句:“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悲观呢?”

 

是的,一个学历史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没有见识过?什么样的黑暗无望没有感受过?我还在这里学历史,教历史,怎么会悲观呢?又怎么可以悲观呢?

 

(这篇回忆文字的写成,颇受益于石莹、赵兴中、刘涛、陈勤奋、饶佳荣等师友的意见,谨致谢忱。) 

                                                           2018年1月27日于厦门海沧


【延伸阅读】

石泉先生年谱(李涵 鲁西奇 编)

鲁西奇:谈石泉教授研究历史地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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