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正宗的历史学家恐怕都有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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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历史深处的追寻：宗教气质与精神分析》，由两节组成（“历史社会学内在的紧张”，“社会历史演进的心理分析”），分别解说韦伯和白德库克，读来兴味无穷。本公号拆成两篇来发布，这篇谈韦伯。

韦伯：历史社会学内在的紧张 

王家范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韦伯的精神分裂症。韦伯作为倡导历史社会学的世界级学者，在中国文科学生中知道人的还不多。他一度曾因精神分裂症，暂辞教授职务，去美国旅游。这次考察，促成了他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精神分裂，其实不一定就是“神经病”。人处于焦虑状态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症状，在敏感而脆弱的知识分子中间尤其容易发生。人们常说“人格分裂”——双重或多重人格，也是一种精神分裂。马克斯·韦伯属于前者，而且十分典型。评论人物，臧否功过相对容易，要看透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步履艰难。必须“反客为主”，进入同一情景，以身心去体认，才可能有真了解。

我以为，当今能真正理解韦伯，包括他的论断和方法论的人不多。苏国勋君当属例外。他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在把握和理解韦伯的思想与为人方面，可谓无出其右。或许抓住一点批评韦伯也不难。我也看到过一些类似的文章。韦伯学识的博大精深，向为西哲所称道，但毕竟既非全知，也非完人。他自己也坦率承认对中国文化历史所知甚少，还希望读者别夸大了他的学说。这就是大学者的风度。他既已经申明，不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也没有权利如此苛责他。

知识分子也是人，理应具有情感趋向和精神寄托。韦伯是一位著作颇丰、多方位有成就的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个德国人——大日耳曼人。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还是他的社会学著作，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德意志这个国家和民族深挚的爱和热切的期望，期望她能在整个世界中扮演主角。唯因其爱之深沉，故而恨又显得特别激烈。他哀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该落后于英美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特别不满意那些一心只想吃得舒服的有名无实的德国新教徒。精神分裂病症发作后，他去美国旅行考察，更加深了这种刺激。 

韦伯是以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独特的论证而享誉全球的。但即使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核心论著时，他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现状也并不满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矛盾。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竟诅咒起资本主义文明。他要比他的同胞施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都更早敏感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将要以文化的堕落作为代价，招致人心腐臭，道德沦丧。他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他接着发表了一段略带怨尤凄楚和无可奈何的独白： 

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我不知道最后引号内的话出自何处（韦伯和后来的译者均未加注）。整段话都很值得回味，连语言的风格，都活现出精神分裂的特征。不是一个具有精神分裂的异常的人，是写不出这样深刻的话来的。至今读来，痛彻肺腑，又那么真切。

令人惊讶的是，强烈的激愤，没有使韦伯变成尼采，发展成尼采笔下呼叫“上帝死了”的疯子。相反他却从上帝的废旧仓库里找到了自认为可以慰藉破碎心灵的一块“净土”。那就是新教伦理。其实，这也并没有医治好韦伯心理的创伤，填平他与现实间的鸿沟，更没有使他的情绪稍为乐观、开朗些。他内心的精神分裂因此变得更深沉，更难熨平：越是觉得“斗篷”的珍贵，就越难忍受“铁笼”的煎熬。恐怕只有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时，才短暂地忘却了痛苦和焦虑。唯其如此，越是要奋笔写作。这就是他最后十余年创作速度、数量惊人，以及56岁英年早逝的真正秘密。 

新教伦理是不是西欧之所以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独特性的关键原因，在东西方都有争论，不想在此多置一词。众所周知，韦伯在历史因果模式上是持多元、相对的立场的，即使是以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生史上的地位而论，韦伯在其著作中也从未下过肯定性的、独断的界说，而且非常反感别人由此引出简单化的“决定论”色彩的公式。正是新教伦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要归功于他母亲的身教），促成了韦伯在精神创造方面的伟业，他分裂而不疯，愤激中充满理智和冷峻。

韦伯自己从不承认信教。但以我看来，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正是新教徒的血。或者也可能是犹太血统的缘故，天赋中就有一份宗教的精神。新教精神救了他，也成全了他的学术伟业。是新教式的刻板严谨，促使他崇尚科学精神和“价值中立”。他一再告诫自己，也对别人宣传，科学不容许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引入学术研究领域。为此，他决心走进历史王国，以冷峻的历史感审视全部资本主义发生史，暂时将个人的情感趋向和精神寄托抛在一旁，实证地深挖资本主义产生复杂多样的原因。正因为这样，不少人都误以为是韦伯为资本主义作了最善最美的辩护，以至列宁不无反感地宣称韦伯是“博学、胆小的‘资本阶级’教授”。为了澄清对韦伯的误解，我想在这里引一段他最富哲理性的话：

今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 

韦伯的内心无疑是最虔诚地皈依真善美的，有神圣的理念追求。但在他将历史倒过去、翻过来严肃审视之后，出语惊人：抛掉幻想，世上本无真善美集于一身的神圣。近乎阿Q式的解嘲，生动凸显出摒弃一切感情色彩的历史学家的冷峻。在现实的法庭上，道德的辩护往往是不被接受的。人们只看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前天多提供些什么。这里，只有加法受到欢迎，至于减法却只能深埋进心底。由此推论，正宗的历史学家，内心恐怕很少不是精神分裂的。 

我敢说，韦伯从骨子里痛恨对财富贪欲的追逐。然而，他亲眼目睹了积聚财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以及支撑这种经济秩序的工具理性，这正是他期望德国强大所需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与效率，韦伯深知它们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着严重倾斜，后者还有可能将前者撕成破布。他不平衡，却必须找到平衡。我从韦伯的学术实践中，失却了对他“价值中立”的信念。到头来，韦伯还是唱出自己心中的歌。这又非凭空胡说，从“子虚”中捏制出个“乌有”来。韦伯的办法，犹如整理一团乱丝，果敢地扯断并舍弃一切“无用”的丝线，将有价值、有意义的串起来，编织出一个“美”的境界（这才是他所提倡的“理想类型”方法论的真谛）——他告诉人们，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纵情声色的政治暴发户、奸商、海盗，而是刻苦、勤奋、吝啬的新教徒在“天职”的信念下开创出近代工业文明。无疑，这是大可争议的。

其实，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决不是一首静谧谐和的田园诗，更像是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生、旦、净、丑，各色俱全；鱼、龙、虾、鳖，均有杰出表现。然最终成功者，恰如韦伯所断言的，必是正正经经的人，而非七歪八扭，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者。后一种人成不了大气候，匆匆过客，下场、结局未必好。当身金玉满堂，儿子挥霍殆尽，一样输得精光。韦伯的正面论证大有斟酌的余地，但反驳却非常有力。你听他说：“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在这一点上是找不到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什么区别。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的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追逐财富毕竟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特性。 

据说，在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韦伯从西方大步走向东方，备受青睐。他来到中国是迟了，而且受欢迎的程度似乎也不算太热烈。我说不清是从哪里感觉到的，人们欢迎韦伯也好，或者批评也好，都只是停留在学术的表层，只记住了他著名的资本主义发生的“公式”，或者一心想修正、发展这些“公式”。可是，在我看来，最应该记住的，却是韦伯面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分裂，以及由分裂所激发出来的理论创造能力。同时，也应该记住他这种用生命投入的学术创造，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社会学自身也有内在的紧张。正是这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对峙，使历史社会学变得富有张力，不断处在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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