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 · 布林克利：历史学家 怎么看 “美国革命”

关于美国革命的渊源，史学家一直进行着长期的辩论，其主要表现为两大流派的不同诠释。一派将革命主要看作一场政治和思想运动，认为这场反英革命是为了捍卫理想和原则。另一派把革命看作社会经济现象，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革命的核心目标。

革命时期那一代人将这场革命描述为一场为理想而战的斗争，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解释一直盛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Bancroft）1876年写道，革命“性质非常激进，但却以如此温和安静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连保守主义也不能断加指责”。他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英国暴政，“捍卫自由”。

到了20世纪早期，历史学家受到进步时期改革思潮的影响，开始探究这场反抗运动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在1909年对纽约的一项个案研究成果中，卡尔·贝克（Carl Becker）写道，革命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内部自治问题，第二是内部由谁来治理的问题。”殖民者不仅仅是在和英国打仗，他们也在进行一场内战，一场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之争，最终形成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

其他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对贝克的观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J·富兰克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在1926年出版的著作《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认为，“革命的溪流一旦开始流淌，就不会只局限在狭窄的河床之间，而必将冲出堤坝，蔓延至整个大地。政治斗争使很多经济愿望、社会理想得以生发，社会在许多方面深受这些力量的影响发生变革。”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在1917年的一部著作中认为，殖民商人希望摆脱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限制，这种动力的驱使唤起了18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利坚人的反抗运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一代的学者开始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把经济利益因素置于次要地位。罗伯特·布朗（Robert E. Brown）和埃德蒙·摩根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提出，18世纪的多数美洲白人，不论其地位高低，秉持基本政治原则都是一致的，进步学派所强调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革命的宣传不是政治炒作，而是殖民者思想理念的真实反映。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1967年）一书中阐述了革命背后复杂的思想根源，认为这种精心构建的政治立场不是为了掩盖经济利益的目标，而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激发了殖民者的行动。他明确指出，革命“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宪政运动，而不是为了改变社会或经济结构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纷争”。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其中多数受“新左派”的影响）对意识形态论观点又提出了质疑，他们阐明了殖民地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认为这些矛盾促成了革命斗争。耶西·雷米什（Jesse Lemisch）和德克·霍尔德（Dirk Hoerder）指出，殖民地城市中民众的行动表明他们对于美洲和英国精英阶层的不满。约瑟夫·恩斯特（Joseph Ernst）再次强调经济压力对商人的重要作用。格雷·纳什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城市的考验》（The Urban Crucible）中强调，在殖民地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之下形成了一种气候，在这种气候之下革命的思想得以蓬勃发展。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和瑞斯· 以撒（Rhys Isaac）都指出，殖民地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变化以及18世纪美洲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改变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些对美国革命比较新的社会解释试图打破旧的非意识理念，即经济利益的辩论框架，认为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的。格雷·纳什写道：“每个人都有经济利益，每个人也都有思想意识。”历史学家只有通过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理解这两个因素。如琳达·克贝尔（Linda Kerber）所说，新的解释“重新唤起进步主义对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的关注，并将其范围扩大了，不仅仅包括富人和穷人，还包括各种利益集团、边缘群体和社会局外人”。这种将关注点扩大到鲜受关注群体的研究包括：玛丽·贝丝·诺顿关于妇女的论著，西尔维亚·弗雷对奴隶的研究，以及科林·卡洛威对土著美洲人的研究。

1992年，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重新提出了近几十年历史学家很少同意的解释：这是一场真正的激进运动，它导致长期以来以顺从、父权制、传统性别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模式的瓦解。或许革命不是由阶级矛盾和激进目标而引发的，但革命对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甚至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