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现在的学者读文言文的能力多么差

序一 

陈永正教授是中国古文献学专家，在这一领域，他开创了一个阐释学的新流派——中国旧体诗的注释学，并因此建立了古文献学的一个新专业——诗歌文献学专业，并设博士点，开诗注课程。 

陈先生之所以能在诗注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思想的诗人、词人。能诗能词，已属不易，而有思想，则更难能而极可贵。正因为他有实践，有理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其结晶即《诗注要义》一书。 

以上所说，并非我阿私所好，《沚斋诗词钞》、《沚斋词》等诗、词集便是明证。 

正因为他擅长诗、词创作，而又潛心从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因此取精用宏，撰写出《要义》一书。从其诗、词，也从其《要义》一书，可以抽绎出他深广的思想。 

古今中外，文人固然相轻，学人也往往目空一切，求其如顾亭林《师说》所云，百不得一。陈先生卻是典型的谦谦君子，试看本书“指瑕篇”。我不过略贡一得之见，陈先生卻赋诗为赠：“益感匡我恩，廿载泽至骨。”这是什么襟抱？我平生笃信“学术为天下公器”一语，所以凡见专著或论文，偶有不合，辄为指出。而海内之大，真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惟有陈先生与白敦仁先生。“上善若水”，江海所以能为百川王者，非以其下之耶？ 

最近又发现一件事。《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上，有干春松先生一篇文章，题为《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第三小段引了严复一段话，标点如下：“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注④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严复集》第4册第931页。 

我想，《严复集》的标点者显然错了，应该是“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于是我到图书馆找到《严复集》一查，果然，和干春松先生所引用的一样。 

我还发现有一位李新宇先生，他的专著《盜火者严复》，第180—181页，也引用了严复这条按语，标点错得和干先生一样。 

《续修四库全书》第1300册，收了严译甄克思（Jenks）的《社会通诠》，卷下《国家之行政权分第十三》第102页“前说之蔽”下，有如下一段：“按。三复前论。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为之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求立者几何。”（据光绪二十九年石印严侯官先生全集本影印） 

干春松先生文中注释（1）提到王宪明先生的《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一书，第509页引严复这条按语，不但把“极为之父母至矣”，改为“极之为民父母至矣”；另一句“民之能自求立者几何”改为“民之能自立者几何”，而且全文标点如下：“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一）　严译《社会通诠》非僻书，《严复集》整理者为什么不找到原书，根据其原断句加以标点？ 

（二）　干春松先生是北京大学儒学院教授，难道看不出《严复集》的标点错误？而且既引介了王宪明先生的书，难道不曾阅读过？ 

（三）　李新宇先生能出专著，怎么看不出这种标点错误？可见现在的学者读文言文的能力多么差。 

我举这件事，是借以说明陈永正先生《诗注要义》一书，对当下一般学人来说，实在有如耳提面命，值得大家仔细领会。切切实实打下深厚的国学根柢，则无论写专著、论文或注解诗词，都不会贻误后学了。

九二老人刘世南谨序 

2015年2月7日于江西师大文学院

序二

五年前，永正学兄年届七十，编定其自选集《沚斋丛稿》，我曾为作序，略云：“作为一位学者、诗人、书法家的陈永正，也许可以说是最后一代的传统文人了。”“由于永正的研究领域涉及古文字、古文献、岭南文学文献以及诗词、方术、书法等多个方面，成果形式有专著，有论文，还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了本书区别于林林总总的自选集的一种特色：　除了一些‘正规’的论文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文章以及文言文、小说、新旧体诗词。它体现的不仅是所谓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位传统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如今，我又欣喜地看到，永正的新著《诗注要义》即将出版，我再次有幸蒙邀撰序。这回，我要说的是：本书所体现的，是一位有着传统文人丰富精神世界的诗家、学者，经长期研究所取得的优秀学术成果。 

永正是一位资深的诗词选家、注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诗人。三十多年来，编纂过诗词选本、笺注本二十馀种，颇受学界关注。文学史家王起先生曾将其特点归纳为二：一是“充分掌握材料，把作家放到一定历史背景下论述”；二是“兼擅诗词创作与评论，因之在评论中亦每多独得之见”。程千帆先生亦称“陈先生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故所作古代诗歌选注，时有胜义，不仅疏解典实语词而已”。如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诗词笺注》、《山谷诗注续补》等书，均可为当代注本之范式。永正不少评论诗人诗作的文章，也多具这些特色。他曾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宋词、元曲、元明清诗等鑑赏辞典撰写了五六十篇赏析文章，可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和鑑赏水准。我相信，只有在大量的诗歌创作、评论的基础上，加上多年的教学实践，才有可能写出《诗注要义》这样别具一格的著作来。 

《诗注要义》，是永正多年学问积累的结晶，是国内第一部较全面地论述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的专著，对诗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等“要义”作了深入的探讨，具有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双重学科意义。古典诗歌注释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古籍注释学分支，也是本书作者在全国较早开设的一个古文献专业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作者在书中写道：“在西方文论和现代文论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偏离甚至背离传统，在大学中，反客为主，古代文论固有的概念和术语被排斥在外，失去话语权，历史，被割断了，学者们已无法从本土视角、以本土语言去表达思想和论述问题”，而各种“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对中国古典诗歌本体性的理解，卻总隔一尘，甚至无济于事”。作者试图“‘集百家之言’，仰仗前贤所立之论，损益折衷，取得共识，以期复原中国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说明一些基本问题”，可见其目的并不是胪陈众说，而是要博览约取，别出心裁，以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是一部有开拓性的著作，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诗歌注释学”作出新的贡献，学术意义重大。 

全书内容编排上仿效古书体例，分为五篇，每篇各自包括若干章节，颇異于当代著作通行体例，以故为新，自见其独特的著述风格。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详论诗歌注释必须注意的十大要项；这是本书的重点。二、概述诗歌注释的历史，并列举历代重要的注本以说明注释的各种方式方法；三、概述诗歌评论的历史与现状，介绍诗评名家；四、列述诗歌注释的主要体式，并举例说明；五、列举一些诗词别集当代笺注本中的失误，加以辨正。 

《要义篇》，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研究方法论的专著，也是全书精华所在。此篇分为“知难”、“道心”、“释意”、“训诂”、“诗法”、“用事”、“引用”、“考订”、“补正”、“纠谬”十章，纲目明晰。作者认为，注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涉及多方面的学问。注释诗歌之难，其缘由主要有三：一为注家难得，二为本意难寻，三为典实难考。要做好注释工作，应怀抱道心，志在千古，视之为立言之业。注释诗歌，除了古文献学外，还须具有诗学方面的专门知识。从版本的搜集、资料的整理、史实的考据到字句篇章的解释评论，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作者还认为，注释的目的，一是力图把原作的“元意”表述出来，二是要把各家各说加以整理，以成自己一家之言。深入理解诗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思想感情，也就是如何去“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书中把诗意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一、言内意，二、言外意，三、象外意。指出注释要明确解释表层意义；尽可能揭示其深层意义；回避诗歌的“象外意”，不应过度阐释而衍生出各种诗中本无的“意外意”。诗歌注释应具的内容，各家各说纷纭，本书作者总结为九个方面：一、训诂字词；二、揭示用事；三、考订史实；四、疏解诗意；五、探求诗法；六、评论赏析；七、补漏辨正；八、校勘文字；九、阙疑待考。这九个诗歌注释的基本问题，可谓提纲挈领，具体全面。

书中强调，注释，离不开考证。诗人所处的时代，诗歌创作的背景和具体时间，诗人的生平经历，诗人的交往等等，都须一一弄清楚。此外，前人的注释，不免有疏漏及错误之处，有漏则须补之，有误则须正之。补漏辨正，是很好的教学和学习方法。作者在分析说明有关诗注问题时，主要结合个人实践经验，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操作性强，可供读者揣摩研究。本篇对诗注文献方法层面的提炼，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全书的纲领，与以下四篇相互贯通，联成一体，体现了其内在严密的逻辑性。 

《简史篇》、《评论篇》，为通史层面的注释简史，亦可视为一部“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史”，作者依据多年搜集的材料整理编定，内容均为高等院校教材应有之义，这是教学业务的工作，虽个人创见不太多，但要言不烦，充实具体，知识性强。《体式篇》，对古代诗注文献体式作了较完备的归纳疏理，所举体式之范例，均取自作者本人的著述，理论联系实践，更能说清楚问题。《指瑕篇》，由十篇批评文章组成，很有学术价值，自非人人所能为，读起来亦醰醰有味，具见作者的学力与识力。除本篇外，其他各篇章中指瑕纠谬之例极多，可视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在健康、理性的学术批评普遍缺失的现状下，这类文字更显得难能可贵。我曾向永正提出，本篇结构和语言风格与上文不大协调，建议作为全书的“附录”；或加上前文中的有关纠谬的材料另出单行本，影响可能会更深更广，惜未蒙采纳。 

《典论·论文》云：“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诗注要义》一书，是作者费时十年所取得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是长期教学工作的总结，也是诗词创作及注释实践经验的总结。永正向来服膺顾亭林、陈兰甫“采铜”、“钞书”之说，平生读书，喜作摘录、眉批，做了大量的、繁重的原始材料准备工作，宏观上把握两千多年诗歌注释发展历史，进行总体全面的研究，旁征博引，归纳总结，从而构建起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理论框架，一再修改，方得成书，具见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本书部分章节曾用作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教材，可作高校古典文学及古典文献学教学参考，亦可供当代的注家揣摩取法。作者的用意，不仅是指道研究生如何从事注释工作，更重要的是引道广大文学爱好者，如何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真正理解诗意，去读懂古典诗歌。我读毕全文后，自愧之馀，对作者的博览通识尤为钦佩。 

我与永正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同游于岭南大词家朱庸斋先生分春馆中，师友唱酬甚乐；七十年代末，又同在中山大学容希白庚、商锡永承祚二老门下，从事古文字研究，彼此相知甚深。作为本书最早读者之一，我相信此序中每句话都是老朋友由衷之言，或能得永正学兄忻然首肯。

2015年冬日张桂光于华南师范大学荧晖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