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为什么要写《汉学商兑》
作者: （清）方东树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译者: 虞思徵点校
出版年: 2018-11
页数: 187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32578696
《汉学商兑》整理弁言
《汉学商兑》四卷，清方东树（一七七二～一八五一）撰。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晚年慕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故事，以仪卫名轩，因自号仪卫老人，别号副墨子。人言“话到桐城必数方”，盖桐城方氏门望之隆，至明清两代而盛极，其最著者曰桂林、曰会宫、曰鲁谼。明洪武年间，东树先世由徽州婺源来迁，居桐城鲁谼，为鲁谼方氏，代有潜德，以诗书传家。曾祖待庐先生讳泽，字苎川，以优贡生为八旗教习，生平学宗朱子，文宗艾南英，交结皆一时名士，尝为姚惜抱师。父讳绩，字展卿，工诗，著有《鹤鸣集》《经史札记》《屈子正音》。东树幼承家范，颖敏好学，年十一即效范云作《慎火树》诗，时人咸以为异。平居鸡鸣辄起，丙夜方休，书卷笔墨不去手。枕上有疑，辄披衣省览；观书有得，则随时记之。从弟宗诚亲炙之者十年，未尝见其一刻废学也。东树于秦汉以还之载籍无所不窥，自经史、诸子、诗文、义理以逮佛老靡不综练。《清史列传》称其初好文事，学古文于同里姚鼐，与姚莹、管同、梅曾亮称姚门四杰。中岁不欲以诗文名，遂穷研义理之学，晚则耽于禅悦，凡三变而皆有撰述。所著书有《汉学商兑》四卷、《书林扬觯》二卷、《大意尊闻》三卷、《昭昧詹言》二十卷、《向果微言》三卷、《考槃集》三卷、《考槃集文录》十二卷，又《老子章义》《陶诗附考》《解招魂》《半字集》《跋南雷文定》《一得拳膺录》《进修谱》、《未能录》《最后微言》《思适居铃语》《山天衣闻》《感应篇畅隐》都若干卷，多刊行，而尤以《汉学商兑》最著。
东树少时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义理所以用此权衡也。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请厉禁鸦片，上善之，下督抚议。时东树客粤，在邓公廷桢幕中，慨然著《匡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居数年，海氛不靖，于是又作《病榻罪言》，极论制夷、自强之策，然皆不为所用。所谓“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也。东树天性醇笃，为人孝弟。其母邓孺人早卒，嘉庆二十一年，父展卿先生染疾不治，适其随安徽巡抚胡果泉赴江苏就任，不克亲视含殓，思慕终生，每言及辄涕零。营葬三世七丧，尽心竭力。师姚惜抱卒数十年矣，犹常泣思之曰：惜不得与先生一证今日所学也。凡族戚门人有疾病患难者，往往忧戚以至忘食废寝，一如己事。家极贫，然出处进退取予绝不苟。姚石甫，东树畏友也，为官之时常赀助之，及左迁入蜀，又助数百金，为治生计，东树固辞，终持券还之。自弱冠之年十试棘闱皆报罢，后遂绝意仕进。陈用光、沈鼎甫皆其故人，相与友善。陈典试江南、沈督学安徽时，并欲拔其贡，然均不与试。道光三十年，诏举孝廉方正，姚石甫莹荐之抚军，东树曰：“吾耄矣，尚堪世用邪？胡为受此虚名也。”卒以诸生终。一生历主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讲席，年八十，卒于祁门东山书院。光绪元年，祀乡贤祠。
有明一代，士林囿于性理，汩于制义。顾亭林、黄梨洲等奋起而振其颓波，盖目击时弊，意有所激，故创为救病之论，排击程朱、陆王之说，学术风气由是一变，实启汉学先声。迄乾嘉之世，江戴起于歙，三惠兴乎吴，各成一宗。名公钜卿、高才硕士竞言考证，递相祖述，汉学之盛极矣。
甘泉江藩为惠栋再传弟子，于嘉庆二十三年夏南下广州，入两广总督阮文达公元幕府，颇受推重。阮元出赀为刻《汉学师承记》并作序盛赞，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书凡八卷，正记四十人，附记十七人，叙自清以来纯宗汉学者，置阎若璩、胡渭于首卷，而顾炎武、黄宗羲则以“深入宋儒之室，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仅忝列末卷。翌年三月，方东树应阮元之聘，赴粤修《广东通志》，初任分纂，一月告竣，将辞去，阮元留之，属以总纂事，因淹留广州。时《汉学师承记》甫行世，备受汉学之士推崇。方氏亲睹其事，隐忍而未发。道光二年，藩又刊《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凡正传三十一人，附传八人。该书非复以宗派别门户，而代以地域分南北。然于三十九人之中，向以宗主程朱自诩之桐城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及其余桐城、阳湖诸家竟一概不录。时三祖已殁，东树为姚门四杰之一，笃信程朱性理之学。前《汉学师承记》只是汉学家事，此叙宋学渊源而不录桐城诸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遂发愤著述，作《汉学商兑》以驳之。此为历来关于《商兑》著作缘起之共识。
近有学者据方氏与程含章往来书信中多有与《商兑》主旨近似之文字，谓《商兑》发轫早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间，与《宋学渊源记》无涉。吾意谓《商兑》发轫于《宋学渊源记》刊行前则可，云其与《宋学渊源记》无涉则未必。以家学师承观之，方氏宗宋反汉思想渊源有自：其曾祖方泽生平学宗朱子，尝为姚鼐师，而方氏曾与其父方绩同受业于姚鼐，且自言“树从游最久”。方氏于嘉庆二十四年三月入阮元幕，时江藩《汉学师承记》已于去岁杀青。阮元《儒林传稿》早悬国门，阳为调和汉宋，实则尊汉抑宋，后督抚两广，建学海堂，刻《清经解》，幕中率多汉学之人。方氏侧身其间，自言“此间多上才，独仆以薄劣居同下客”，其郁郁不得志可知。又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言其凡有所得，辄注时日以记之。方氏远有其师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被拒之仇，近有阮元《儒林传稿》、江藩《汉学师承记》之激，在粤期间，于阮元府中亲睹汉学诸人言行，居恒感激，故时时记之，以备他日著述采择。江藩《宋学渊源记》虽刊行于道光二年，然其书多取材于彭绍升《二林居集》，并非一蹴而就，则其发轫、剪裁、著述当在道光二年之前。考二人行历，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入阮元幕，至道光五年退息归里；方东树自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六年间辗转粤东，两入阮元幕府。又《商兑》卷下言江藩尝谓余曰云云，可见二人在阮元幕中亦有交往，方氏当早已闻知江藩《宋学渊源记》著述旨意也。
作者自谓此书本止一卷，因篇叶较夥，故分为上、中、下三帙。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体例仿朱子《杂学辨》，先摘录原文，复各为辨正于其下。
《序例》首标其帜曰：“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理、言性为厉禁，海内名卿钜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卷上乃先为理学、道学作一正名，即所谓“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首攻毛奇龄《西河集》“宋儒篡道，道学非圣学”之说，继而驳万斯同“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传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卒酿门户之祸”观点，以下次第驳斥朱彝尊、顾炎武及为茅星来辩诬，末复截取钱大昕、黄宗羲、阮元、江藩只言片语，力辨惠氏、戴氏专标汉帜、厉禁言理之非。
卷中之上可粗分为四节，一为前三段，与黄震、顾炎武商兑宋儒传心之要之“人心”、“道心”是否堕禅；次则四至九段，驳斥戴震、江藩、焦循“理学高谈性命而无补经术”、“理学以理杀人”及“理学之危害”等观点，痛诋戴震“为论猖披至此，肆无忌惮”、“邪妄炽结，任意乱道”；三为十至十二段，次第回应戴震《四书集注》非圣人之意、臧琳《大学》“诚意传”不当退处于后、汪中《大学》非孔子之言曾子之意之质疑；四则十三至二十段，与阮元、凌廷堪、焦循（焦循当是臧庸，方氏误。所引凌廷堪与臧庸之语实乃从阮元文中转引）就理与礼之关系、穷理、一贯、仁、克己等义理概念进行商兑，以为阮元“圣贤之教，无非实践。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乃汉学宗旨第一义，千条万端皆从此路差去。
卷中之下集矢于汉学家之治学方法，引钱大昕、戴震、惠栋、阮元、段玉裁、江有诰、顾炎武、孙星衍诸人由小学而知义理之言论，逐条批驳申辨，谓汉学家所尚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而非大学，无由升堂入室，得义理之真。其言曰：“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复就“经义不明由于不讲小学、形声、训诂”之观点，提出十五谬以驳斥之，否认训诂、音韵可通乎性与天道。末辨朱子未尝教人舍经废训诂而空言穷理，斥古书亡于南宋之说为非。
卷下次第引述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有关《易》、《书》、《诗》、《三礼》、《春秋》、《公》、《谷》、《四书》、小学、经总义之论述而一一辨之。复斥汉学家崇六朝骈俪而土苴韩欧、斥八家为伪体，及自为文则如屠酤计账。揭举汉学之人六弊，汉学家执罪宋儒者三条，末为总论，复申前说。
《汉学商兑》成书以来，同门姚莹及诸友人颇多溢美之词，观书后所附“题辞”八条，多来自桐城、阳湖二派。姚莹言“此书有功圣道，其力量岂不越昌黎而上耶”、朱雅赞其“所以正人心，维世道，非止一时之书，而天下万世之书也”云云，未免言过其实。同光之间，方宗诚颇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盛推其从兄遗著，因大行于世。光绪十四年，有三韩豫师者，以《商兑》为卫道之藩篱，救时之良药，而惜其以讼解讼，立言未善，故撰《汉学商兑赘言》四卷，每于方氏按语后作“会辅堂赘言”，旨意在“吾人励学，祇要实力作去”，殆宗李二曲实力践行者也。逮清季民初，转多批评之声，谭宗浚讥其“攘臂诟争，几于灌夫骂坐”；皮锡瑞说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戴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章太炎云此书虽“非专诬谰之言”，然方氏“横欲自附宋儒，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言与行颇相反”；梁启超批评该书“为宋学辨护处，故多迂旧”之余，亦赞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
平心而论，此书实未有如此不堪，书中针砭汉学家处，多有切中其病者。唯其好强为辞说，每多牵强，攘臂诟争、叫嚣谩骂之处确亦不少。如卷上开篇强辨河图洛书，卷中之上言汉学如乌头附子、鸩酒毒脯，食之必裂肠洞胃、狂吼以死；卷下比汉学诸人为有嫱施之淑姿而恣行凶德、放荡淫邪者。此等言语，似已超出学术论争范畴。又于卷下总论引乾隆六年指斥谢济世之上谕，借朝廷权威施压，似亦过矣。其书通篇呵斥汉学之人标宗旨、峻门户，实则字里行间亦与汉学树异帜、争门户。又其力辨程朱未曾堕禅，书中却多用禅家语，如卷下“此其七识”下自注“二字用佛典”等，可见《清史列传》言其“晚耽禅悦”殆非虚语。至卷上辨阮元师、儒之分甚有力，下启近世章太炎、胡适、钱穆原儒、说儒之讼辩，是亦有功学术耳。
《汉学商兑》著于何时，迄今未有定论。方氏《汉学商兑序例》末署“道光丙戌四月”，郑福照所纂《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曰：“道光四年甲申，先生年五十三岁，授经阮文达幕中，著《汉学商兑》四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其书成于嘉庆间”，钱穆斥郑说“无他证”、梁说“益无据”，然亦仅云“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陈祖武《乾嘉学术编年》据《序例》及《上阮芸台宫保书》将此书初成系于道光六年：“四月，方东树初成《汉学商兑》，指斥一时学风病痛，并就此致书阮元，谋求支持。”朱维铮亦持相同观点：“方东树写成此书，并将它献给阮元，已在《宋学渊源记》刊行三年之后，恰值阮元奉调离粤赴云贵总督任之际。”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从编纂、刊刻两途进行考证，谓“《汉学商兑》在道光四、五年间有部分成稿，此后不断修改，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初刊。”实则郑福照非“无他证”，其于《年谱》道光四年“时阮文达方辑刻《皇清经解》，以汉学导世，先生以是书上之”下注曰：“按此书刊于辛卯而创稿实在粤东，《文集·上阮宫保书》可证。”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亦曰：“著《汉学商兑》时实在阮文达公粤东幕府，阮公方修《皇清经解》，诸博学老儒皆在焉。先生独著此书以匡其失，虽诸公位望隆重不顾也。”二人皆云《商兑》创稿在阮元幕中，即道光四年再入阮元幕时，献书则在道光五年八月至六年五月间。郑乃方氏门人，而宗诚其从弟，亲炙之十余年，记载可信。道光六年阮元调任，方氏亦自粤旋里。此后五年间陆续增补，卷中因离为上下，故今日所见刊本皆四卷也。所增补内容多与阮元相关，尤其卷中之上最末八条皆针对阮元而发，为献书之三卷稿本所无，所引之《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乃阮元写于道光八年即其明证。至道光十一年辛卯冬，《商兑》初刊。刊行后，时获可补入本条相发明者及前说误而亟宜改正者，随札记于书之上下方，于道光十八年十月汇成《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一卷而刊之。
要之，《商兑》发轫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创稿在道光四年授经阮元幕中时。道光五年末或稍迟，完成三卷《商兑》稿本并呈献阮元，是为成书第一阶段；道光六年归里后继有所补，衍成四卷，至道光十一年冬刊行为第二阶段，刊行后至道光十八年成《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一卷为第三阶段。
《汉学商兑》最早刊本为道光十一年辛卯冬刊本，后又有同治十年望三益斋刻本、六安求我斋刻本，光绪八年华雨楼重校本，十年宁乡成氏重刊巾箱本，十四年《槐庐丛书》五编本，十五年孙溪朱氏刻本，十七年《方植之全集》本，二十年《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刊本，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等。大要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以道光十一年刊本为祖，一以同治十年望三益斋刻本为源。前者较后者篇幅略少，盖因望三益斋本经由方宗诚等人整理，将成于道光十八年之《刊误补义》一卷逐条插入道光本并有所删削。今以同治望三益斋刻本为底本，并参校道光本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民国抄本，施以新式标点。原书中避讳字径改，不出校记。限于水平，难免错舛，敬希博雅见教。
癸巳年大暑己丑日山阴虞思徵谨识
戊戌年春分壬子日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