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个世界怎么了
作者: [德]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Die große Regression: eine internationalDebatte über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译者: 孙柏
出版年: 2018-9-30
页数: 312
定价: 4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52748
内容简介 · · · · · ·
全球化危机，新自由主义破产，民粹主义兴起
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解救自身？
一场建立跨国公共论域的思想实验
全球15位前沿思想家共议，15个语种接力出版
-----------------
我们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变革期——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欧洲等地极右运动的兴 起，民族 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复归……忽然之间，我们发觉自己身处一个仅仅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世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戏剧性的发展，又该如何应对？我们正在目睹世界性的对于自由民主的弃绝，并代之以某种民粹威权主义吗？
本书集合了15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思想家，分析并试图理解现时代精神状况背后的力量。他们跨域学科和国界来剖解当下的困局，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探讨未来可能的轨迹，并思考回击这种反转的可能。
-----------------
任何迫切想要了解当代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深层结构的读者的必读之书。
——Hyperallergic
对于想要反思近期政治变革的读者，本书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起步。
——LSE Review of Books
这本文集不仅提供了对民粹主义成功之深层原因的各种分析，还提供了导致其产生的多种不同的视角。
——汉斯–马丁·勋赫尔–曼（德意志电台）
我们身处何处？这是在我们的时代很难确定的事情……这本合集对于解答这个问题尤为合适。
——瓦尔特·霍尔施泰因（《新苏黎世报》）
每一个想要阐明在“欧洲爱国者反伊斯兰化运动”、另类选择党、特朗普、英国脱欧、勒庞、欧尔班等这一系列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人，都无疑应该仔细研读这本文集。
——literatourismus.net
一场关于大衰退之根源与民主出路的国际论辩，能为当前急迫的形势转变做出重要的贡献。苏尔坎普出版的这本文集最先对国际形势提供了一个概观，以及大量讨论的入手点。
——Kulturbuchtipps
作者简介 · · · · · ·
编者简介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
1977年生于德国魏布林根，2006年至今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
===========
15位撰稿人包括：
阿尔君·阿帕杜莱、齐格蒙·鲍曼、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南茜·弗雷泽、伊娃·伊鲁兹、伊万·克拉斯特夫、布鲁诺·拉图 尔、保罗·梅森、潘卡·米什拉、罗伯特·米希克、奥利弗·纳赫特威、塞萨尔·伦杜埃莱斯、沃尔夫冈·斯特里克、大卫·范雷布鲁克、齐泽克
===========
译者简介
孙柏
1975年生于北京，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和文学博士学位（2006），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有《丑角的复活》《摆渡的场景》《寻找多数》，译著包括《电影研究关键词》（合译）、克拉考尔《大众装饰：魏玛时期文论选》（即出）。
目录 · · · · · ·
前 言/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01— 民主的疲劳/阿尔君·阿帕杜莱
02— 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齐格蒙·鲍曼
03— 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和倒退的政治/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
04—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南茜·弗雷泽
05— 民粹主义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机——以以色列为例/伊娃·伊鲁兹
06— 多数的未来/伊万·克拉斯特夫
07— 欧洲避难所/布鲁诺·拉图尔
08— 克服对自由的恐惧/保罗·梅森
09— 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潘卡·米什拉
10— 莽夫之勇/罗伯特·米希克
11— 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奥利弗·纳赫特韦
12— 从全球衰退到后资本主义反向运动/塞萨尔·伦杜埃莱斯
13— 被排挤者的复归——新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沃尔夫冈·施特雷克
14— 致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一封信/大卫·范雷布鲁克
15— 民粹主义的诱惑/斯拉沃热·齐泽克
前 言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2011年
做这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在2015年的深秋，之后不久，1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巴黎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那时候在德国，关于近百万难民涌入国境的讨论也愈加激烈起来。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各种政治的、占卜的、推理的话语，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好像世界突然回落到好不容易才争取来并且费力维持着的标准之下。
在与恐怖主义和移民直接关联的语境中矗立着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政权已不复存在的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扩大。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移民的三个主要来源国家——2016年有大批来自这三国的人向德国提出避难申请，它们在非政府组织“和平基金会”（Fundfor Peace）发布的2016年度“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中都排名前列。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地图上的白人村镇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变小，那么现在看来，势态就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在谷歌地图的时代，这些地区在增长，而关于这些地区的古老预言开始应验——“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
针对恐怖袭击和移民大潮的许多政治反应都在尝试重新适应一个模式，人们可以“证券化”（Versicherheitlichung / securitization）和后民主的符号政治称之：对兴建围墙甚至在边界下令开枪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总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声明国家已处于战争之中。无力以国家手段从根源上克服诸如移民、恐怖主义或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挑战，或制定长期策略来应对它，越来越我的政客把赌注放在国内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上，并且承诺会让各自的国家再次“强大”起来。在财政紧缩时代，作为雇员、主权参与者（Mit-Souveräne）、学生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者，人们显然已不能再在这些角色中作为男/女公民而得到更多。政治运作的重心由此就转移到国家归属感的维度，转移到对给予保障与重建（假想的）往昔辉煌的承诺。
这一衰退征候的清单很容易延长：对于一种无政府式的、单方面的去全球化的向往，或者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出现的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不断增长的敌视外来者和反伊斯兰情绪；所谓仇视犯罪（Hasskriminalität）浪潮，当然还有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或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威权煽动者的上台。
2015年深秋，所有这些都已经伴随着公共话语的歇斯底里和残暴以及主流媒体某种特定的随波逐流而发生了。要是不使用“自然灾难”（Naturkatastrophe）和“传染病”（Epidemie）等类似的概念，人们似乎就无法谈论难民和移民的问题。没有了对沉着冷静和实用主义的吁求，不去对这些事件予以历史语境化，当然也不会随之对单一事件采取较为相对化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威胁和移民问题在德国被描画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要注意，不是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的最大挑战。无论在群众游行中还是在互联网上，突然流行起来的都是诸如“说谎报纸”（Lügenpresse）、“女总理的独裁”（Kanzlerinnendiktatur）和“国家告密者”(Volksverräter)这一类的字眼。
本书就是要在“大衰退”（die groβeRegression）的概念之下，对这些征候展开讨论。超越所有天真的进步信念（或许这是“大衰退”概念的应有之义），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应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建立外在于权力的制动效应（Sperrklinkeneffekte），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会退化到“文明化”的某种既定标准之下了。而与此同时，这一概念还要进一步将另一个难以把握的现象考虑进去：这就是，关于全球化后果的阶段性争论，本身已退回到在近二十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标准之下。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马上会使我们反复地记起曾经的两则预言性的忠告：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21世纪有可能会变成“威权主义的世纪”；还有就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Stolz aufunser Land），在这本书中，他将全球化的后果（以及“文化左派”的角色）问题化了，并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倒退——“粗俗煽动者”上台，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Orwellsche Welt）降临，被依赖者的反抗，“施虐狂”的回忆，对于妇女和社会少数群体的憎恨和歧视性话语。
在1998年问世的那本文集中，达伦多夫提出了上述他的这一展望，而那时正值第一波反思全球化的高潮。这些年来又出版了许多著作，人们读到了更多的说法，都可以作为对2016年系列事件的评论。维尔海姆·海特迈耶（Wilhelm Heitmeyer）早就警告过，要提防“一种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压统治”和“狂暴的右翼民粹主义”。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预言，全球化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并且警告说，“保护主义的反弹”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
很多相应的评估都建立在某种“波兰尼式构造”（polanyische Mechanik）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上。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1944年问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描绘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怎样从较小型的、封建的、由农业塑造的且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一体化的社会关联中解体的，这导致了一系列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直到经济被再度嵌入民族福利国家的层面中去。这种地理与社会的空间扩张式的发展现在又得以重复：资本主义把民族国家的边界抛在后面——各种各样的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也随之一起更新。人们只要想想1998年成立的“金融交易税收和公民援助联合会”（ATTAC，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financière et l’Aide aux Citoyens），1999年所谓的“西雅图之战”（Battle of Seattle）抗议活动，2001年左翼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或是右翼方面，民粹主义抨击全球化的第一波成果：1996年美国共和党预选中，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s）令人惊讶的强力胜选（罗蒂和罗德里克都曾论及此事），或者约尔格·海德尔的奥地利自由党（Jörg Haiders FPÖ）在1998年奥地利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二高的选票。
把当时建议的各种解决方案概括起来——联系着波兰尼曾经描绘过的历史进程——就要求得到解放的经济再度嵌入全球的各个层面。通过跨国机构的建立，政治本应被要求能够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与此同时将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精神状态——一种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Wir-Gefühl）。
尖酸的讽刺于此出现，即当时还只是初具轮廓的全球化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全面成为现实——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最后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然而人们对这一切根本就没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而在主观方面，一种坚实的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显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是在种族、国族、宗派等各方面的“我们/他们”区隔的复兴。“文化之争”的逻辑很快就在假想的“历史终结”之后替代了冷战年代的敌友划分模式。
如果说基于这一背景，在2015年深秋正蔓延开来的衰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叙利亚的冲突，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尼斯恐怖袭击，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及其政治反应，特朗普的胜选，等等——都融汇成了一幅更加晦暗的图景。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都是全球化危机，本书中多篇文章都强调这一点，它关系到全球化的激进市场（marktradikale）形式，但我们同样应当说说新自由主义危机。就此而论，本书所辑入的文章应被理解为对如下问题的研究：在多少不同的方面——不妨稍加变化地引用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是以他们自身已不复能保障的前提为生存条件的：提供某种意见多元主义的媒体，在其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某种自我效用（Selbstwirksamkeit）的诸如工会、党派或协会等各种中间组织，能表达不同阶层的利益的真正的左翼政党，不会把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本”供给和死记硬背的填鸭式作业的教育系统。
或许，作为一种时代观察，“大衰退”就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zusammenwirken）的结果：由于对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上的调节而产生的这些问题，遭遇到在制度和文化上都缺乏准备的社会。
本书希望承接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并加以延续扩展。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们对这样一些紧迫问题的思考：我们怎样陷入了这一状况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遏止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面对民族主义的国际形式，在三个层面上建立某种跨国的公共空间：在各位撰稿人的层面上，在所研究的现象的层面上，在发行的层面上——本书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版。
我首先当然要感谢各位慷慨的撰稿人，他/她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挑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高质量的文章。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不同国家的出版界的伙伴，感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任，感谢马克·格莱夫（Mark Greif）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建议。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我在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的同事们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还要特别感谢伊迪斯·巴勒（EdithBaller）、菲利克斯·达姆（Felix Dahm）、安德烈亚·恩格尔（Andrea Engel）、伊娃·吉尔莫（Eva Gilmer）、佩特拉·哈特（Petra Hardt）、克里斯托弗·哈森查尔（Christoph Hassenzahl）、克里斯蒂安·海尔布伦（Christian Heilbronn）、娜拉·墨丘里奥（Nora Mercurio）和詹妮卡·吕特（Janika Rüter）。
柏林，2016年12月
孙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