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哲思使人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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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第一讲 绪 论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第三讲 论历史感
——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
——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后 记
再版后记
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2014年又出了一个修订版，其实并没有对内容作什么修订，只是排版上作了些改进，最后加了一篇对批评文章的回应。现在这个版本应该算第三版了，由三联书店惠允出版。这次我从头至尾进行了一番逐字逐句的认真校订，改正了不少错误和欠妥的地方，补足了第十三讲后面未完成的部分，使这个版本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改观。
本书虽然属于讲演录性质，不像正规的学术著作那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我以为，其学术性绝不应因此而有所降低，相反，书中许多方法论的问题国内尽管讨论得也不少，但像本书这样将方法论用于研究哲学史和哲学中的具体个案的却并不多。明眼人大概可以看出，我的哲学思想的底色还是基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传统，但我已将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所带来的新思路进行了融合，并由此使这一传统具备了更为锐利的思想锋芒。我致力于证明，现代西方哲学其实并没有和“古典”哲学相脱离，恰好相反，它使得古典哲学中的那些精华部分得以展现出自身的全部生命潜能。
有不少年轻朋友都在猜测，我多年以前就在预告我将构筑自己个人的哲学体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其实仔细读过本书的人几乎已经可以看出，就其最高原理而言，我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已经在这里面体现了，尤其是《辩证逻辑的本质》《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诸篇，都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种“体系”的苗头。再加上我于2013年给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后所作的录音整理（最近将以《哲学起步》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更是直接将我想要表达的哲学通过讲课的方式进行了通俗化的引导。我设想，我所要建立的哲学大概不会像许多哲学体系那样，为了成体系而搞得晦涩不堪，在纯粹概念的王国里天马行空地遨游，而会尽量接“地气”，尤其是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地气。因此，正如本书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的哲学几乎注定是建立在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之上的。当然，我的中西比较至今还是文化批判性的，而在正式的哲学体系中，它将更多地是描述性的，批判毕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当我们达到了对中西双方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后，就可以着手来考虑如何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当代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哲学思维了。
不知不觉，我明年也即将跨入70岁这一阶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就我的自我感觉而言，我觉得我还只有40多岁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都感到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年龄的概念？也许是因为，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都是些永恒的对象，哪怕我考虑当前的时代，也是着眼于未来几百年。我常常想起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好像基本上没有早死的，除非他自杀（就连自杀都是为了永生）或是被迫害致死，差不多都能够活到80多岁，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几乎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他们都能够活到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完。和现代那些郁郁寡欢，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的哲学家相比，我觉得古代那些哲人更为亲切。我必须像他们那样，好好计算我的生命。
邓晓芒
2017年8月9日于喻家山
后 记
本书是在我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有两讲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它们都是根据我以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其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一讲也已收入其他文集，但由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十分密切，为展示我的有关方法论的思想全貌，这次在这本专门谈哲学史方法论的文集中又再次收入了。
我在武汉大学从教二十多年，有两门研究生的课是必开的。一门是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这是每学期都要开的，就是带领研究生逐字逐句读原典，主要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门课从2000年起开始有录音资料，七年间已积累了约200万字，现已整理接近完毕，不久就可以出版。目前这门课已转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解读。另一门就是哲学史方法论课，基本上每隔一年就要讲一遍，使每一届研究生都有机会轮到一次。这门课是我们武大哲学系的传统课程，老一辈学者如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先生在我们读研究生期间就给我们上过这门课，中西哲学史的研究生都在一起上，还曾出过一本相关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这门课的特点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观点鲜明、思路开阔，用哲学思维来分析哲学史，用哲学史来促进哲学思维，在当时就引起了我们那几届研究生极大的兴趣，觉得这样才是真正深入了哲学的堂奥。我毕业留校后，自己也承担起了这门课的教学工作。据一些毕业了的研究生反映，这门课是他们在武大哲学系几年学习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加上原著选读课中逐字逐句解读的训练，才开始懂得了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哲学思考。
本次哲学史方法论课，由于是最近的一次，所以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多年来思考的积累使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巴不得一口气把所想到的都倾倒出来，总觉得时间不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如果把所讲的不加删节全部收进来的话，估计全书要超过50万字。但奇怪的是，这门课不但没有人感到厌烦，没有人打瞌睡，而且由于课堂开放，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找个位置坐下来听，所以听众有越来越多之势，甚至有一种热烈的气氛，高峰时达到一两百人。其中有外系的，也有外校的，不但有研究生、教师，还有个体户、小商人、职员。有从西安专程赶来的书商，也有每个星期六坐火车来武汉，听完课又赶回长沙的湖南师大的研究生。每次课后，都有一大群学生跟着我边走边谈，问问题，一直送到家门口，时常还在我家门口展开一场临时的讨论会，形成武汉大学校园中的“一景”。我知道这门课的缺陷就是没有更加深入的课堂讨论，本应该留出时间来让大家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但如果这样干，恐怕就不能讲这么多新内容了，所以我宁可把讨论放到课后回家的路上进行（大约有20分钟），学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
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陈进先生，原来也是我的研究生，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高的热情。书中的大部分录音都是由他组织人或亲自整理成文字的，他们是：林吉辉、曹天鹏、柳波、杨福林、吴昌华、余爱媛、苗在超、张倩、林峪、钟邦、赵玺。另外有几讲是我的朋友王里整理的，在此我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记。
邓晓芒
2007年7月28日于珞珈山
再版后记
本书初版已有六年多了，反响似乎还不错。有位作中国哲学的老师对我说，他受益最多的就是这本书，这是最让我高兴的。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通过引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而在中西比较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如果有治中国哲学的学者能够从中获益，这无疑是这目的的最高层次的实现。
回想二十年前，当我写《思辨的张力》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悲观，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黑格尔他们那一套思辨性的方法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头牛，本来是吃草，你要让它喝汽油，怎么可以！但现在，我发现世界已大为不同，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很少受传统的束缚，而敢于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我的书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人，而且以在校大学生居多，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三十年前相比以及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真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自然经济悄然解体的时代，是大学扩招、农民工大批进城的时代，是互联网大行其道、势不可当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那些《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的老古董无可奈何地沦为了笑料，中国人在思维模式上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当然，阻力仍然是巨大的。这种阻力主要来源于知识界的守旧力量，在当今时代，这股力量也许并不以守旧的面目出现，甚至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守旧，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却的确是陈旧的。这种陈旧的思维模式，由于世风的浮躁而更加放大了它的弊病：浅尝辄止、望文生义、故步自封、坐井观天。但随着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日益走向深入，我相信，时代精神的思想必将突出重围，开辟出一片光明的天地来。
这次再版，没有作大的修改，只是接受了读者对初版排印过密、看得人头昏脑涨的意见，拉开了行距，看起来舒服多了。
邓晓芒
2014年11月12日于喻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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