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怀念唐长孺教授

怀念唐长孺教授

池田温 著  冻国栋 译

我最初拜读到唐长孺先生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是在东京大学大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当时，笔者正在西嶋定生先生指导下执笔撰写以《唐代均田制の一考察——その实施の实情を中心として》（1955年12月提出）为题的硕士论文，正赶上唐先生的这一著作出版后刚刚在日本面世。虽说论文的内容与之并无直接的关联，但通过阅读其中的《西晋田制试释》、《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诸篇，使我对唐代均田制的渊源及其背景的理解受到很大启发。而且，当我一并阅读唐先生在《论丛》卷末两页之《跋语》，更是感慨良多。唐先生写道：

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自己理论水平的低下与掌握资料的不够全面，自然谈不到能够正确地作出结论，我的企图只是就自己的低下水平提出对于这些问题的初步意见，请求同志们加以批评、指正。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

此《跋语》所见唐先生的谦虚品德及其对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敬仰，使我深受感铭。与此前我曾学习的铃木俊、仁井田陞、陶希圣、杨联陞等前辈学者相比，唐先生的著作是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对历史现象和历史面貌所进行的阐释，故深深地吸引了我。由于我当时正好担任史学会的委员，故对《论丛》撰写了简单的书评（《史学杂志》65编6号，1956年6月，第89～93页）。这是笔者首次在学界发表的文章，并由于这一机缘，使我得以迈入东洋史学界，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正是由于这一机会，得以与唐先生通信，并通过书信的形式而受到先生的直接指导。唐先生《唐书兵志笺正》之后的著作，每次出版后都承蒙赠予，使我倍感荣光。

1980年10月至翌年3月，先生应京都大学邀请，由胡德坤氏陪同访问日本，通过学术演讲、研究报告等活动，对日本的研究者和学生以直接的启蒙。其间正月份曾顺访东京，1981年正月25日，唐先生在本乡东大学士会馆以“新出吐鲁番文书的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的简单介绍”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新出吐鲁番文书之整理情况及其内容为日本的唐代史研究会作了详细的介绍；同年3月11日，东方学会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协会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召开盛大的演讲会，唐先生发表了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客与部曲”的演讲。唐先生的这两次演讲给予日本之相关学界以深刻的影响。笔者在《史学杂志》91编3号（82年3月）上对唐先生的首次演讲作了介绍，演讲之原文刊于《东方学报》（京都）54册（1982年3月）；而先生的第二次演讲则由川胜义雄氏和竹内实氏译成日文后在《东洋史研究》40卷2号（1981年9月）、《东方学》63辑（1982年正月）分别刊载，这两次演讲别开中国中古社会史之新生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先生在顺访东京期间，下榻于上野公园附近的一家旅馆。我曾陪同唐先生和胡氏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唐招提寺展”，当时，先生久久地伫立在坛上的鉴真像前，瞻仰这位著名的高僧，似乎不由地发出感慨，此情此景，使我记忆犹新。也许是唐先生在这位双目失明的渡海和尚的干漆像前，回想1200余年前为了传戒而历经苦难最终到达平城京的鉴真法师，又联想到自己目前深度近视的境遇而发出的感慨吧！

该年，笔者由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派往北京，从当年的11月10日至12月12日间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并参观史迹。因此，滞留期间的多半时间，是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围绕文书资料的整理研究情况，就其方法和成果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的。古文献研究室是1978年新成立的机构，唐先生作为武汉大学的教授兼任该研究室主任，负责对简牍帛书、吐鲁番文书、隋唐墓志等新出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笔者是最先被接纳的外国人研究者，因此，蒙受到非同一般的厚遇。我被安排居住在文物局，这是一座4层的较旧的砖瓦建筑（以前的北京大学红楼），位于故宫北侧、五四大街西南。楼内第4层，与文物商店本部和文物出版社办公室相并列的，是古文献研究室的几个房间。当时，新疆考古研究所的李征氏等学者，正认真地埋头于对有关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出土文书的缀合、裱糊等工作之中，其细心的工作态度让我十分感动。笔者也借此机会曾将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1979）一书中对大谷文书录文之脱误，承教于吴震、陈国灿诸氏而获得不少的订正。有关其间的情况，已在《中国出土文字资料整理研究之近况》（《东方学》64辑，1982年）予以记述，并对古文献研究室扎实的工作态度及其活动予以高度评价。

唐先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执教于武汉大学，致力于教学和人才培养。曾培养了陈仲安、高敏、朱雷、张泽咸、陈国灿、黄惠贤、卢开万、鲁才全、杨德炳、张弓、李正宇、王延武、钟国发、程喜霖、方积六、刘学沛、彭泽周、李文澜、孙继民、夏日新、齐陈骏、何汝泉、王素、黄正建、孙晓林、石墨林、牟发松、冻国栋、何德章等众多专家，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中古史研究之半壁江山，是由出自唐门之学者所支撑的。早在60年代初，武汉大学已设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注重于研究者之培养和研究资料之充实，从1979年起刊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至今已连续出版20辑，成为中国中古史之研究中不可或阙的学报。唐先生最早研究的是辽金元史，后致力于唐史进而扩展至魏晋南北朝史，成为中古史公认的权威。如果将其研究的特征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将传统的实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机地融为一体，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对于新中国的历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使人难以忘怀的还有，1963～1974年间，唐先生在陈仲安氏的协助下，完成了《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四部正史的标点工作，以供中外研究者利用，我们从中也受到无量的恩惠。而且，诸如《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三册（魏晋南北朝）（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中国史讲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等，作为教学之基本参考书被学界广泛地利用，唐先生或作为主编，或独立撰写，为中国史研究以及中国高等教育之发展尽心尽力。在学界，唐先生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史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后改任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等要职，以其温厚诚实的为人和高尚品德领导了学会的成长和发展。

1983年8月末至9月7日，在东京、京都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之际，唐先生和朱雷氏一起访问日本，9月5日下午，先生在京都会场发表《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之演讲，并使与会者得见户口帐之照片。在唐先生发表演讲之前，朱雷氏曾发表了《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之报告。此两次报告的主持人均由川胜义雄氏担任。该报告将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活用，精细地描绘出6～7世纪该区域之社会构造，开辟了中古社会经济史之新生面，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在唐先生9月14日归国之前，我曾陪同先生参观了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洋文库等，并于东大出版社和琳琅阁书店等地购买日版之书籍，13日晚间于新宿东京大饭店举行送别宴会，宫川尚志、堀敏一、尾形勇、关尾史郎、福井重雅诸氏与会，与唐先生愉快地交谈，几乎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另外，在以谷川道雄教授为中心所展开的“日中国际共同研究”之课题及其论文集《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之出版方面，唐先生对日本学界的好意以及所给予的关照也很多。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中，曾多次刊载日本学者相关论考之译文，也可以看出是对唐先生意愿之继承。

唐教授光明磊落，人品极好，从无门户之见，对武汉大学之外的研究者也循循善诱，努力提掖，即便是对我们这些远在东海列岛之后学亦不吝指教，这是我永远铭记在怀的。

1991年，在武汉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以纪念唐教授之80华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作为“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汇集了先生门下之弟子、学界知友之论考27篇，并收录有石墨林氏所编唐先生1990年以前主要著述之详细目录。据此目录，唐先生在此之前所发表的论文多达111篇，从中可以窥见先生长期以来勤奋治学之足迹。即使在先生晚年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也仍然在病榻上著述不辍，先生去世之前还发表了《论南朝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6期）、《兵车行写作年代质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3期）等论文，其学问之精进及对学问所倾注的毕生之热情令人敬仰不已。

先生享年84岁，仙逝后与1989年先已病逝的夫人合葬于武汉市郊外一处可俯视湖水的公墓。墓志是先生生前自撰，启功氏书，志云：“自作铭曰：生于吴  没于楚  勤著述  终无补  宜室家  同甘苦  死则同穴夫与妇”。正如铭文所说，先生毕生勤奋著述，论著宏富，兹不妨列述如下：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1978年第4次印刷

《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

《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除了以上8种专著之外，作为资料集则有:

《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全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先生还主编有研究论文集等数种，如：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以上谨就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唐长孺先生进行了简略叙述。唐先生又是九三学杜的社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61年入党）。此外还值得提到的是，支撑着先生旺盛的学术教育活动之根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创建理想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文革”中，唐先生曾发表以《喜谈史学战线的新变化》（《历史研究》1976年1期，65～67页）为题的一篇短文，从中可以体会到先生的这一心情。先生已经逝世10年了。谨此回忆唐先生对日本研究者和学生们所给予的无限高谊，并向先生在天之灵致以深深的感谢和敬祷。

编者谨按：池田先生文中所述唐先生培养诸学者中，有的仅是听过唐先生的课或在学术上受过唐先生的影响，并非都是唐先生的直接授业弟子。至于排名先后，悉依池田先生原文，不作调整或更改。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