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思想没有性别，学问没有性别

再版后记  权力的经济

这本书里收的，是十几年前写的文章，或长、或短，有的有很多注解，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发表的论文；有的只有几百字，信手挥洒，为报纸专栏填空补缺。新版和旧版相比，还有一篇删除的文字，不好存目开天窗，也无意女娲补天，只有在后记里向它点头致意。

今天的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我们成长时完全始料未及的。八十年代在大学里，我们讨论哲学、政治、诗歌、音乐。我们物质上还那么贫乏，但精神上是那么富有。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理想国”的张旖旎编辑说得很对：《留白》里的文章都是阅读的产物。这包括古代和现代的文本，也包括被作为文本谛视的电影。但是，很多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内文，都是出于对当下活生生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关怀与思考。

大约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在《读者》上转载和因特网上流传，绘声绘色地编出一系列关于我的“生平事迹”，全部来自想象和虚构，甚至捏造出我的结婚纪念日。原来“传奇”就是这样生产制造出来的！我希望读者认识我，是从我自己的文字里，不是从那些编造出来的故事里，也不是从近年有些报刊上从来不曾采访过我或我的先生而拼凑编写出来的所谓“采访记”里。《留白》里的这些文字，是一个真正的我，直接面对读者，讲我心里的话。

有些文章里谈到的问题，比如现代新旧诗，我在近十来年中有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这些曾经一度的想法，哪怕后来有所改变或深化，也还是我个人思想发展轨迹的一个记录，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章本身都已经足够表白自己了，在后记里，我不想总结什么，只想借此机缘，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作为一个女性的学者、社会文化的观察者和思考者，遭遇到的所有与性别、与年龄有关的傲慢与偏见。它们好比嗜血的豺犬一般跟随着我，我相信也跟随着很多有思想、有志向的女性。这种现象是英文谚语所谓“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很少人公开地谈论它、视之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

这些傲慢与偏见，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来自中国也来自美国，但以来自中国的居多而且表现得较为明显，因为，很简单，中国有远比美国更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个古老的传统里，有“才女”，但极少有女学者、女思想家，没有女性的“士”，更遑论“大夫”；因此，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一个女性，而且还没有到什么不惑、知天命、耳顺之年，写几首诗词点缀风雅也就罢了，但是在学识和思想方面，怎么可能“有以教我”？而性别歧视的本质及其表现，也尚未完全进入清晰的集体意识。

我成为哈佛教授不久，在哈佛亚洲中心的一个场合上，一位当时在哈佛倪曼基金会做研究员的中国新闻记者先生，在得知我的身份后，瞪起了一双眼睛看着我，问道：“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男人，而且还是老男人，都没有当上哈佛教授，而你却当了哈佛教授呢？”言外之意很明显：男性优于女性，老男人更优于年轻男人，哈佛教授非老男人不办。这位记者先生似乎只知道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似乎没有想到：哈佛聘教授，基于学识、思想、聪明、勤奋、成就，这些条件和性别、年龄无关。

《留白》里收录的《“田”与“园”之间的张力》，初稿提交给了在台北举行的《牡丹亭》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我和一位从国内赶来开会的老（男）教授坐在一起，他先是和另外两位老（男）教授分辨了一阵子谁大谁小，分辨清楚了以后，转头对我说：“你那样的文章，只要花两个星期就可以写出来；我的文章，可是写了两个月哩！”当时我几乎冲口而出：“您那样的文章，我花两个月也可以写得出来；我的文章，您可是二十年也写不出来哩。”但想了想，终于只是颔首微笑而已。

事后，我只是觉得悲哀：学术之路如此漫长艰辛，在中国学术界奋斗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如果渴望实验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在论文中加入一点思想、而不只是死灰木偶一般进行所谓的“考证”，她们该要有怎样厚韧如橡胶的面皮、坚强如铁的神经，才能从这些日积月累、一点一滴倒在她们头上的垃圾中走出来和走下去啊。

闺阁历历有人，但很多是文化传统的拥护与传播者、发扬与发挥者，可以称之为“粉饰太平人”。有几人是揭竿而起、打破传统、自建体系、自成一家的“大师”？之所以少有“大师”，在古代有显而易见的古代的理由，在理论上说来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自有另一番原因。不是因为女性缺乏聪明智慧，也不是因为她们不能勤奋刻苦、胸怀大志。而是她们哪怕有才能、有志向，从她们的父母开始，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小视、贬低和打击她们，对她们从出生起就采取不同于男儿的期待和衡量尺度；在家里，她们没有一个贤惠的太太，使她们可以像我的很多男性同事一样四海云游，开会、讲演、访学、建立影响，丢下他们的配偶留守家中抚养子女和处理家事（有位男性学者甚至自诩频繁的分离使他的婚姻更和谐了——但是离开家的从来都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自己，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子女的健康成长是多么需要一个“在场”的父亲）；在学界，常看到男人讲一句尽人皆知的平庸言语，便得到很多嗡嗡的附和，女人讲一百句新奇而富有启示性的话，或者无人注意，或者归结为某某的影响（那个某某必是已经死掉的男人或者还在世的老男人），或者受到远比力图创新的男性学者所遭遇到的更为猛烈的攻击，有时来自同性的攻击还要更恶毒。

有一位男性学者曾对我说：“女学生就是没有毅力，坚持不下去。”也许这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但是社会、家庭、文化传统给了女生们多少坚持下去的动力和条件？又一位男性学者，抱怨现在他的大多数研究生都是女生，性别不平衡了。对性别平衡的期待本身并没错，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在一个班里男女数量基本平衡，但是何以一向都听不到反面的抱怨——“我的学生里男生太多了！”——只有女生“太多”时才成其为问题？

一位现已进入中年的学界女性，在念硕士时，曾兴奋地告诉父亲她从X教授那里得到多少灵感与启发，因此，将来也打算进入X教授的研究领域。她的父亲回道：“X就算做得好，你又不是X！”言外之意，他的女儿不要期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做出X教授的成就。而她那时才只是二十三四岁，充满朝气、精力和梦想，她的未来，怎么可以限量？作父亲的，难道不应该说：“孩子，我相信你会青出于蓝，比X教授更了不起！”这位父亲，一位终生以培养人才自命的教授和学者，永远不知道他的话好像随便从窗子里抛出来砸死下面行人的一块石头，对自己的独生女儿是多么残酷，又给她的学术人生留下了怎样的伤痕。而父母给儿女的伤痕，是终生都不会痊愈的。

我从儿童时代发表诗文，报社、出版社收到过多少愤怒的电话和来信，声称一定是我父亲代笔（很少有人说是我母亲代作），直到十数年后才逐渐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大概慢慢觉得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坚持代笔这么多年、而且还居然在代作中逐渐显示出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之变化的。待我开始发表学术作品，又有很多人在我的学术文章里看出很多我丈夫的影响来，包括我的文本细读的写作风格。殊不知文本细读是文学学者的基本功，而我最早学习文本细读，乃是在北大英语系的英国文学课上。但身为一个女人，就算能有点成就，自然不是得益于父亲，就是得益于丈夫，好似旧时候的封诰，虽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我有什么是得益于我的儿子。但我怀疑这不是因为时代进步了，只是“孩子还小”而已，对那一天，我拭目以待之。

性别与年龄的歧视，就和种族歧视一样深入骨髓，很多社会都存在，但是有比较隐形的存在，也有比较显形的存在，这和社会风气、集体意识有关，和社会阶层、族群有关，也和个人的教育和教养有关。女性歧视的一种特别的表现，是在职业性的场合，当面品评容貌和年龄，而且容貌品评又并不采取中性的、强调精神气质的词汇，而是采取“性化”的词语，比如说一度盛行的“美女”称呼。这类表述往往和年龄密不可分，而且往往发生在女性身上。

容貌／年龄与一个人的才能、思想、成就无关。在职业性场合强调一个人的容貌／年龄，是把注意力转向和其人的成就与能力毫不相干的方面。用性化的词语赞美女性的容貌，适用于情侣、夫妻，也可以使用于某些特定的社交场合，但是在任何正式的职业场合里，都不是合适得体的表现。

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文理研究生院的毕业生都聚集在山德礼堂，一一登台从研究生院院长手中领取毕业证书，每个系都有系领导和教授代表站在台上，在自己院系的毕业生登台时表示祝贺。作为东亚硕士生院的主任，我自然要站在台上，和我们硕士生院的毕业生一一握手。典礼之后的午餐会上，一个毕业生的父亲大惊小怪：“老师太年轻了！刚才在台上，我还以为是学生代表哩！”他的太太插嘴说不但年轻，而且漂亮云云。临行前，这位父亲对我说：“感谢老师呵，替我照顾我的女儿。”我觉得他的措辞很有意思：如果他面对一位老男人教授，如果他的女儿是儿子，他可能都不会选择“照顾”一词。对幼儿园老师可以说感谢你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已经硕士毕业即将读博，并不需要人照顾；作为她的硕、博导师，我的责任不是照顾我的学生，而是教育她、培养她，帮助她成材。至于我的年龄、容貌、衣着，和我的学术、我的思想、我作为导师对学生的尽责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哈佛，我十年来两次担任东亚地域研究硕士生院的主任，为之付出了巨大心血，初次上任时重整学院的规章秩序，再次上任时挽回学院面临的一场经济危机，化赤字为黑字，使几乎所有被录取的学生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这一切呕心沥血的努力，学生家长当然一无所知。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家长，初次和我见面时的本能反应，和上文提到的父母如出一辙：我使他们吃惊，还有多多少少的失望，因为我不符合他们心目中须眉俨然的哈佛教授和道貌岸然的院校领导的形象，我是一个相对于这样一席权威和领导的位置来说还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如果我是“老外”，则无论男女，他们多半会缄口，因为或是不会讲英文，或是看不出“老外”的年龄，或是面对“老外”不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或是上述三者兼而有之。）的确，即使在提倡男女平权百年之后的中国，有多少领导是女性，是中青年女性，是注重修饰的中青年女性？性别、年龄、容貌，三点一线，原来都可以被变成一个人的负面资本。而这三条之中，没有一条和一个人的内在实质相关；它们被拿来当作两性关系中权力运作和权力斗争的把柄和武器，如此而已。

据我的观察，很多男性回到家中都俯首于女性，接受太太的欺压和控制，但越是如此，就越是在公共领域里排斥和贬低女性，躲进一个桃园结义式的男性社区；女性的能力、精力和事业心在公共领域得不到发挥和承认，也就更是要发泄为在家庭里对男性的专制和凌辱，取得一点可悲的局部性满足。在这样的权力经济中，两性都是牺牲品。

性化评论也泼溅到文学评论里。很多人一旦得知作者是女性，就立刻在作品里看出“‘女性的’敏感、细腻、阴柔”来，于是乎诸如此类的性别类型化滥调一吐不可收。我想到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在哈佛大学共同主持的“中国流行音乐与社会四十年”活动上词人尹约的发言。她转述听众对她的反应：“尹约原来是个女的啊！写得很好，像个男的！”“很温柔细腻呵，有女性特点。”她向在场的观众发问：“很多男词人也写很柔的歌词，怎么就没人说他们‘像个女的’呢？”这样以性别作为标杆的评论语言，鼓励男女两性重复父权社会制造出来的性别类型，不但把“女人”单一化和简单化，也抹杀和压抑了“男人”的多样性。

“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与造成的。记住这一点，可以少一些性别歧视与压迫，可以少一些陈腐的文学艺术评论，可以帮助我们造就一些新的评论视角和语言。

性别化的评论语言在历史中生成，也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唐一代，张说执笔撰写的上官婉儿文集序，称其“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如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搜英猎俊，野无遗才”，“顾问”、“辅佐”，“应接如响”。张说的序，是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文件：它是对一位女性作家的评价，更是对一个佐政之臣的评价，从这一点说来，和其他中古朝臣之别集序言毫无二致。序中的这些表述，没有任何性化或性别化，即以现代读者大概最觉得可疑的明淑二字，在史传里也是完全中立的措词。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自明清以降，“才女”之称大行，并被赋予特别的性别色彩。但一切有开始的东西就必然有结束。再会有新的开始。

思想没有性别。学问没有性别。勤奋与敬业没有性别。

是为后记。

田晓菲

2019年6月3日识于波士顿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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