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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请认清那个拿棒棒糖引诱你的叔叔

2017-02-27 孙雪梅 邱锐 乐天行动派

孙雪梅|口述

邱锐|整理


中国社会“谈性色变”,在上小学生理课的时候,老师都会一带而过,而防性侵教育的缺失则给儿童安全成长造成极大隐患。很多案例的发生,除了凸显家长监护的缺失外,也暴露出家长和孩子防性侵意识和知识的严重缺乏。2013年6月,由孙雪梅等一众中国女记者们联合发起了“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在过去的四年中,他们从给孩子上一堂防性侵课开始,普及儿童防性侵教育,预防儿童性侵害。在发起人孙雪梅看来,这一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w0378keold0&width=500&height=375&auto=0孩子有这5种行为,可能已经遭受性侵。

视频来源:一条视频



孙雪梅邀请了一批重量级嘉宾,准备在两会召开前举办“女童保护2017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她要使“预防儿童性侵害”再度纳入公众视野。届时,直接推动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以及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将参与座谈,讨论如何保护儿童远离性侵,推动制度完善。


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曝出多起14岁以下女童遭遇性侵案例。统计数据显示,仅2014、2015两年的时间里,全国公开曝光性侵儿童案件就达近千起。数字的背后则是几千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女童保护课堂现场


我和多名记者姐妹一起发起“女童保护”项目成立至今已经有近四年。我们致力于向儿童普及预防性侵害常识,致力于推进相关制度的完善。我们经历过困难,也有收获的喜悦。在我们及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国28个省份的数千所小学都开设了“女童保护”课程,分布在各地的合格讲师有2000多名。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些行为属于性侵害吗?老师告诉你们,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却有意识地触碰你的隐私部位,属于性侵害。比如,当有人总是想去摸你、抱你,尤其是想摸你隐私部位时,你就要小心了,要想想他是不是有不好的想法。当然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要赶紧告诉家长或信任的其他大人。”


这是我们团队在给儿童做防性侵讲座时,每次都会说到的一段话。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40多万小学生(包含男童女童)听过我们的课。


我们将继续努力,从给孩子上一堂防性侵课开始,保护更多的孩子,也让更多母亲不因孩子受伤害而哭泣。



//孩子们的无助//


2013年5月,海南万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原校长和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带数名小学生开房。看到这则新闻后,我觉得异常愤怒,而在接下来二十天内,性侵儿童案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又有七起性侵女童案被报道。每一起案件都让我们心痛不已。


这些事件也勾起了我内心的回忆:小时生长在农村,身边的小伙伴也经历过被猥亵,而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帮她。看到众多的曝光案例中,受害的孩子里,有的被几颗糖果哄骗,有的迫于对方的权威,有的因不知如何求助而遭遇多年性侵。甚至还有的孩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当时我正好在一家媒体做记者。或许媒体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社会责任感。上述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义愤填膺之余,我们决定行动起来,我和几个记者朋友,从线上走到线下,聚在一起商量怎么为孩子们做些事情。


经过开会讨论,大家决定通过教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源于我和朋友们共同的成长经历:中国社会“谈性色变”,在上小学生理课的时候,老师都会一带而过,而防性侵教育的缺失则给儿童安全成长造成极大隐患。很多案例的发生,除了凸显家长监护的缺失外,也暴露出家长和孩子防性侵意识和知识的严重缺乏。我们希望能够弥补这一短板。


女童保护课堂现场


2013年6月1日,我和我的记者姐妹发起了“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致力于普及儿童防性侵教育,预防儿童性侵害。2013年9月4日,则是另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我和汤瑜在云南漾濞开启了第一次试讲。



//要教孩子但不吓坏他们//


试讲成功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要将项目正规化、专业化。项目之初,我们都很有激情,斗志满满,但现在回头看起来,当时对于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


想教学,就得有教案。教案的一字一句都非常重要。为了编写严谨、专业的教案,我们搜遍了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的经验,还邀请包括法学、社会工作学、心理学、儿童性教育学、青春期健康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帮我们提修改意见。


庞杂的资料让我们经常为某些细节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有些人认为,如果遇到性侵,肯定就是大喊大叫啊,拼命反抗。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案例,一名女学生就是因为大声呼叫,并且和歹徒厉声说道,“我记住你的样子了”而遭到灭口。最终,我们在教案中提出,如果遇到危险,要分场合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人多时,应该大声呵退坏人并寻求帮助;在人少的情况下,应先大声拒绝反抗,如果无效,则应该开动脑筋随机应变,想办法逃脱,并暗中记住坏人的特征。


女童保护课堂现场


几乎每一次修改,我都会在电脑中留下一个新的版本。为了能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2014年3月,我们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第一个教案版本。这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有四十多个版本。两相对比,第一稿和最后一稿的变化已经是翻天覆地。


有了教案之后,我们还要对讲师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防性侵教育具有特殊性,既要教会孩子保护自己,又不能吓坏孩子,不能做成恐怖教育和冷漠教育,也不能用错误的观念误导孩子。现在,我们制定了61条要点,采取百分制的考核方式,试讲低于90分就算不合格。只有合格的讲师才能给孩子们上课。


要点中的第一条,就是绝对不允许讲述案例恐吓孩子。这一点是由别人的教训中得来。有一位妈妈,她看到很多性侵儿童的新闻后,心里万分着急。回家后,她跟7岁的女儿说:有一个同龄的女孩子,因为被性侵,流了很多很多血,以后不能做妈妈了,宝贝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当时就把女儿吓哭了!这样的恐怖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心理阴影,多久能消除未可知。



//坚持下去的决心//


在项目进行中,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安排时间。团队起初只有一名现在也只有两位全职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三十多名核心成员都是志愿者,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处理工作和公益之间的关系,考验着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力。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团队伙伴将几乎所有休息时间用于“女童保护”,包括我的产假。


说到产假,2013年发起“女童保护”后不到五个月,我怀孕了。剧烈的妊娠反应曾经让我“差点丧失生活的勇气”,怀孕前四个月,吐瘦了12斤。2014年10月,产后的轻度抑郁困扰了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不是没有动摇过。但纵然有很多理由可以停下,有更多声音让我坚持做下去。


 2014年10月,我和团队的两位姐妹安薪竹、权敬,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节目现场,一位来自云南巧家县的父亲说,他13岁的女儿,两次遭遇学校老师性侵,再也不愿去上学。


他说,孩子第一次遭遇性侵时,给他打电话说,“爸爸,你给我转学吧!”他劈头盖脸骂了女儿一顿,“你以为转学那么容易吗?”在节目中,这位父亲不断用拳头捶打自己的额头,痛哭失声: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遇到那样的情况该怎么保护自己,她向我求救时还骂她,都是我的错啊!


这位父亲的痛哭,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坚持下去的决心:如果有人教过这个孩子怎么保护自己,如果这位父亲了解儿童防性侵的常识,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作为一个妈妈,看到儿童受侵害案例,就会想:孩子遭遇了痛苦,孩子的妈妈也该是多么绝望和无助!2015年3月,发生在福建南平的一起性侵女童案曝光,孩子受害时才6个月,侵害她的,是她25岁的远房堂叔!事发当天,孩子的父母正在补办婚礼,其堂叔将她抱到后山,带回时女婴下体大量出血,刚换上的纸尿裤不见了,声音已经哭哑。经过医院诊断,女婴阴道和处女膜破裂。


这个孩子,和我大宝出生日期只差四天。看到这条新闻时,我眼泪忍不住刷刷地往下掉。心痛,胸口憋得疼。


在和女婴的父亲联系时,我能感受到女童父亲的愤怒和无助,他似乎握紧拳头却又不知道砸向谁。他很绝望地说,“都是亲戚,是熟人,谁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证据都被冲洗了,抓了以后他只承认猥亵,听说最多判五年!像他这样的家长,还有多少?”



//希望人们能够把我们忘记//


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培训考核的合格讲师已有2000多名,志愿者面向儿童授课超过140万,向家长授课超过30万。


在我们及徐州市教育局、团委等部门共同推动下,徐州市则将女童保护课程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工作中。这极大地鼓励了当地教师的积极性。该地目前有超过900名讲师,基本实现了一所学校配备一名讲师的程度,课程覆盖儿童的数量也已经超过40万。


江苏淮安已经将“女童保护”写入当地政府工作报告。该市政府拨出专款,探索建立从前期预防到后期治理的一条龙政策。仅在2016年,淮安开展女童保护课程已经覆盖当地逾25万儿童,家长课程覆盖超过18万人。当地的女童保护工作,也得到江苏省妇联的认可,预计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这几年,我们团队也在努力推动儿童预防性侵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每年全国两会之前,召开代表委员“女童保护”座谈会,通过发布报告、召开研讨会等,参与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2015年11月已施行),呼吁加强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保障受性侵儿童民事求偿权等。


此外,我们还呼吁像淮安一样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中心。当儿童性侵案件发生后,我们希望警方在调查的时候,能够在心理医师的陪同下,仅仅对孩子进行一次问询,并将过程全程录像。此后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应用此录像作为证据,避免对孩子多次问询,每次问询都像揭伤疤一样,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在给孩子们上课


2016年夏季的一天,我穿着一件印有“女童保护”的T恤衫走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居住小区。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我身边,和她妈妈兴奋地大喊:“女童保护”。小女孩告诉我,就在前不久,有一位阿姨穿着相同的衣服到她的学校上过课,以前没有上过的课程。小女孩的妈妈也走过来,向我们表示感谢。这是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的一天。


当然,这一切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不再需要女童保护这样的公益组织,人们能够把我们忘记。因为那时,防性侵课程早已普及,法律制度早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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