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光华毕业后留学研究非营利，这是她关于商业与公益的初步思考

相较于校友们，修度Giselle仍属于比较低调的那一类。她的社交网络账号上写着，“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因有用而令某些人需要，因有趣而令某些人喜欢，却因某些无用无趣的地方，被某个人爱。”这么一个有用、有趣、又与物无争的女孩在宾大与公益交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碰撞。下文记录了在这期间，她的一些思考。

修度说自己是非典型商科生，在光华读本科时就属于“边缘人群”。她不像一般商科生那么有冲劲，但还是顺利进入一家500强的商业咨询公司实习，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北大毕业，顺便还在SNS（社交网络）上圈了一票粉，她的粉丝都叫她“陈老师”。

但和大多数特立独行又爱折腾的商科生一样，她并不想过早地将生活定型，于是决定去做一些新的探索。

实习期间，她曾近距离接触过一家NGO并发现其工作效率极低。她对NGO的管理体系感到好奇，随后决定去修读与商业截然相反的Non-profit Leadership（非营利组织领导力）。

Non-profit Leadership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大部分学生都拥有非营利组织或企业管理高层的工作经验。陈老师班上的同学基本都比她年长十多岁，投身公益领域多年，来这里学习项目及组织管理上的精进之道。

毕业典礼邀请函，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

// 在费城，直面理念上的冲击与瓦解 //

从小接受“高屋建瓴”式教育的陈老师已经养成了“自上而下”的思维模式，但在学习过程中她发现，NGO从业人士的思维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让陈老师有点无所适从。

有一次，教授在课上让学生策划一个项目。她的同学都从基础的细节展开讨论，甚至考虑到印多少张宣传单以及印黑白还是彩色。而在陈老师一个商科生的思维模式中，做一个项目难道不应该先从全局上构建框架，考虑市场和渠道，然后再去考虑这些细节吗？

诸如此类的理念和思维模式上的冲击，成了她这一年专业学习的家常便饭，而让她吃惊的，还在后面。

在一门谈判课上，教授将学生分成了买卖双方，并分别给了两方一张条件表。当时陈老师扮演的是卖方，她拿到的表上写着她还有一个潜在买家，买方给出的价格是两万，而她需要通过谈判卖出比这更高的金额。

“我当时就对买方说我还有另一个潜在客户，他们给我的价格是两万五，我不能比这个价钱更低。最后我是以两万六的价格成交的，但实际上对方的底线是四万，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对买方非常有利的市场情况。”

但在复盘的时候，教授询问刚刚谁在谈判过程中没有给出完全真实的信息，陈老师举了手，并在教授的要求下复述了刚才的谈判过程。教授听完后非常严肃地指责了她的“不诚信”，甚至当众叫她liar（说谎者）。

“我当时特别生气，liar这个词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我是在为我的组织争取更多的资源，这不是原则问题，这是策略。”但教授却反问她，“只有你的组织重要，别人的组织就不重要了吗？”

“我为了我的组织争取资源是基于对自身团队的信任，我相信我的团队能够把这些资源效益最大化，去造福更多的人。如果我觉得对方能拿着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用，那我为什么不去加入他们的组织呢？这是我在逻辑上不能理解的地方。”

从商学院到NGO的急转弯，让陈老师对公益领域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但一次次的冲击，也让她感受到过度的理想主义已经把公益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这种理念和思维模式上的冲击与错位，让她经历过许多灰心甚至质疑的时刻。

在教授服役期间的战友家聚餐

毕业派对上的同学，其中，有人去纽约、去哥大当老师，有人去华盛顿、进特勤局，也有人来自乌干达，毕业后继续做她母亲发起的乌干达反饥饿组织的CEO

// 让梦想在今生实现 //

之后，在一次和学姐的聊天中，陈老师却又真真切切地被攫住心魂。

印度有一个关于贫困儿童早期教育的项目，它的创始人在刚开始去到驻地和小朋友聊天时，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你们未来想做什么啊？”小朋友们给出了一些诸如医生、老师、科学家的答案。但随即又补充道：“But in my next life.” （但是，是在我的来生）创始人当场泪目。

“他们和我们儿童时期一样怀着简单幼稚的理想，但他们已经放弃了这辈子对于未来的梦想。他们甚至没有因此表现出伤感，反而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时刻，会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

这个项目最后起名叫ThisLife，“Let’s make it happen in this life.”（让梦想在今生实现）。

// 在耶路撒冷，尝试做一次解绑的人 //

回国前，陈老师跟着学校巴以问题研究小组去了以色列。中东的夏季炽热而干燥，风里夹杂着细沙和热气，整个人都晒得通红。陈老师就这么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既承载光明，又毫不掩饰黑暗的地方。

这一年，巴以问题仍然是一个死结，仇恨一代又一代地在年轻人中蔓延。

带领研究小组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是以色列人，曾就读于希伯来大学，这次的研究项目正是和希伯来大学合作开展的。他们去了一个位于耶路撒冷附近，为促进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改变僵局的试验社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有超过700人生活在这个位于犹太及阿拉伯社区之间“绿线”上的社区。

社区内建有一所双语教育学校，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子们从小就一起生活和学习。在学校，研究团队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行为来研究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两种语言的发展情况，比如说在课余时间里孩子使用哪种语言更多？不同种族的孩子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

但在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陈老师发现，这个项目目前仍然缺乏心理学上的考量。当一个地区来自不同文明的人口比例差异较大时，小范围群体会服从大范围群体，最后逐渐融入这个群体。但当人口比例越趋于平衡的时候，就越容易爆发冲突。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学校里的人数设置是否合理？会不会激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陈老师说，从社会科学层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但当这个社区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无法承载这些孩子的一生的时候，怎么让这些在社区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重新进入社会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在重返现实社会的时候一定会遭遇文化冲突，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但当他们发现现实社会不是这样时，巴勒斯坦的孩子会不会被他们的巴勒斯坦同胞排挤，认为他们已经被犹太化了。而犹太孩子又会不会被视作“非正统”，从而在就业上遭受歧视？

耶路撒冷

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种族间的通婚早就习以为常。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由文化和民族造成的交流障碍几乎不复存在。但在巴以，尤其在冲突前沿地的耶路撒冷，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天生带有的刻板印象以及等级差异仍然被真切地雕刻在社会脉络中。

让两个种族之间绵延千年的隔阂消融，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听上去似乎有点理想主义，但事实上这个进程已经在开启。从这个“阿、犹共同体社区”开始，有人在努力。

“我相信语言和教育是能够改变刻板印象的，对于那些社会工作者来说，这或许只是他们整个从业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却是一辈子。因此，必须谨慎。”

如今，世界上充斥着像巴以问题一样难解的“死结”，但如果我们总等着别人去行动，改变永远不会发生。商业和公益也许并不是割裂的，人们不能只埋头自顾自地给予。

这个领域或许需要更多像陈老师一样的人，去探索一种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虽然目前NGO的管理架构仍然是一团理不清的毛绒线，一年的探索也不足以厘清这些七横八竖的线条，但和公益领域交手的这一年也让陈老师开始相信——We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我们能令世界更美好）。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近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