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德国人马提亚斯·杜雷尔来到中国近10年，看着珠海的变化和发展，看着会说葡语、德语、汉语三种语言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他对中国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作为生产管理专家，他深入广东的民营企业破解生产难题，取得了多项实质性成果；作为一名教授，他扎根暨南大学，潜心科研、倾心育人，助推中外学术交流。
在接受《科技与金融》杂志的采访时，杜雷尔教授以德国作对比，分享德国在学术科研、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做法，指出中国在智能制造方面不缺新技术和新设备，但欠缺利用新技术的创新管理方法。
正申请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他还将继续为广东的制造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使中国的智能制造水平更进一步而不断探索。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 2020 年9月刊采访丨张孟月、李慧 文、编译丨张孟月责任编辑丨苏莉娜 图丨闫雪莹
Q《科技与金融》记者A马提亚斯·杜雷尔（Matthias Thürer）教授Q：您在201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请和我们谈谈您与中国结缘的故事。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我初次来中国时，密密麻麻的人群让我惊呆了，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在人口密度低的欧洲，地铁还是相对空旷的。
人多我还能忍受，然而，对“咖啡重度依赖症”的我而言，找不到喝咖啡的地方却让我很难受。我每天都要喝好几杯咖啡提神，早些年在珠海找不到咖啡馆的事实一度让我很困扰，不得不去麦当劳喝咖啡。然而几年后，这里随处可见喝咖啡的场所，如星巴克、瑞幸、太平洋咖啡等等，甚至学校内都购置了一台咖啡机。
如今，我在珠海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如披萨、意大利面、法式蜗牛等等，中国许多城市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
Q：2014年，您加入了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您为什么选择来暨南大学任教？A：2011年，我到香港大学访学，访学期间，拜工业及制造领域领军学者黄国全教授为师，也认识了当时在香港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屈挺，我和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2014年，彼时在广东工业大学担任教授的黄国全和屈挺推荐我来到暨南大学的珠海校区任教，出于友谊和信任，我决定来中国教书。就这样，我成为了暨南大学珠海校区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第一位外籍教授。
Q：听说您和家人正在申办永久居留身份证，准备长期定居珠海，您为什么决定在中国定居？
A：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居住和工作的环境，我们一家人在珠海生活得很惬意。女儿很喜欢当地的幼儿园，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她的中文说得很流利，现在她会说葡萄牙语、德语、汉语三种语言。
我希望以后她能担任我的中文翻译，使我免受学习汉语的“折磨”。我的太太在澳门大学做博士后，而我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的工作获得了领导的支持，并且2019年，我获得了广东省人才优粤卡，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证是希望能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杜雷尔教授
Q：您认为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方面，在德国和在中国时有什么不同？
A：在德国，大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服务社会，因为纳税人出钱，给我们这些教授支付报酬，所以我们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德国大学有个一以贯之的传统——重视产业应用。
在德国，衡量大学的标准并不是培养了多少学生、产出了多少论文，而是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工程师。所以，院系的教授必须具有行业经验，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然而，有部分德国的大学希望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排名前列，他们参考美国大学的做法，邀请更多有名的教授，每年产出大量的论文等。
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没有意义，即便我毕业于世界第一学府——哈佛大学，也不代表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大学的排名不能与优质的教育水平划等号。
我看到，中国近年来也在学习德国传统的大学教育体系，至少在工业工程领域，中国的大学已经逐渐开始重视产业实践并推动校企合作。例如，创立于2016年的深圳技术大学，它的目标是成为一所一流的应用型技术大学。就我个人而言，除经历了文化差异外，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以我自己为例，我在15岁时辍学，去工厂做学徒，4年后成为了一名锁匠，又过了4年，我成随后的一年，我决定去大学进行学习，但是，同样的经历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德国的学制更灵活，学生们进入大学很容易，但毕业却很难，中国却是相反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在德国，工人的社会价值很高，他们会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感到自豪。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工匠比成为“看起来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大学教授更重要。社会价值的不同，使德国以外的国家推行学徒制并不顺利——毕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更高的学位比知道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熟练使用某种技能更重要。Q：您是生产管理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制造环境下的生产计划与控制、精益作业设计，请和我们谈谈您的研究项目。
A：首先，我们必须厘清什么是智能制造。重点在于“智能”这个词，机器本身不是智能的，但它可以执行人类赋予它的智能。所以，智能生产的关键在人
新技术的一切智能都在于应用。例如，你为什么要买一部新手机？是为了拥有更快的处理器吗？不，你买它是为了使用手机里的应用程序（APP）。这也是为什么苹果要改变它的业务，通过应用程序而不是卖手机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应用程序才是真正“有用”的。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找出用最小的人力、物力成本，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搞好生产工作的解决方法。举个例子，如果企业有一条生产流水线突然中断了，生产过程就停止了，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恢复流水线的正常生产工作。为了提高产量，各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企业“财大气粗”，请几百人或购买几十台机器进行生产，这也是提升产量的一种方法，但这会使成本变高，在产品的质量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消费者也不愿意为过高的定价买单。这时，掌握智能生产管理方法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需要生产管理专家进行实地调研、论证研究，通过合理组织生产过程，有效利用生产资源，帮企业经济合理地进行生产活动，以达到预期的生产目标。因此，我研究的不是技术，而是研究生产管理策略。怎样才能让生产过程更快更好？通过生产系统对产品流的管理方式，我试图构建新的控制系统，但也花了很多时间来简化系统。为一个问题构建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容易的，但建立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尝试做的是后者。
Q：智能制造的最新趋势是什么？在您的研究领域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性技术和跨学科研究？
A：我认为将是以项目为中心的控制系统。目前，我们测量一条流水线在一个时间段能生产多少产品，主要是靠观察从位置A到位置B的产品数量决定的，而不是监测物品自身的流动。
而智能产品的出现，使每个产品身上都安装一个传感器，产品的每个流程都是可控的。这对用于控制生产和保持库存的信息技术系统，如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杜雷尔教授（中）邀请荷兰研究人员来珠海格力电器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产学研合作
Q：2017年来，您和团队多次为国内的企业解决生产问题，您认为与企业合作会给教学带来怎样的帮助？
A：我的工作是教导学生如何在实践中发挥所学，而不是教他们写论文，所以我必须与企业紧密合作，为学生们提供合适的教学环境。解决企业的生产问题可以让我为学生们提供真实的案例，使他们尽早了解日后在职场中将面临的问题。
德国的传统工业和大学有很强的联系，德国的学制和中国、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中美两国，如果你是工程学科的博士，很可能将持续地在学术研究道路发展，最后成为高校的教授。然而在德国，博士生毕业后一般会进入工业界。在高校内，博士生通常被聘为本系的全职“科研助理”(Research Assistant)，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因此，博士通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企业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论文是与企业紧密联系的。同时，这也为他们博士毕业后进入该企业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所以，德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为了让学生写出更多的论文，而是为了让其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解决生产问题，以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和领导者。Q：您认为大学与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展合作？像您这样的外国专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项目中？
A：企业和大学是互相需要的：大学需要企业，师生们能在实践过程中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企业也需要大学，大学可以为企业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
我现在的工作不是教书，而是为未来培养优秀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人们总是看到新技术的短期效果，却容易忽略教育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大学和企业若希望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必须在教育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
2017年以来，我带领教学团队两度为广东的企业解决生产问题。我认为，每个企业都应该有一些既懂得英语又熟悉公司业务的专业人才。我以前到企业调研时，常常遇到要么是只懂生产但不懂英语的人，要么是只懂英语但不懂生产的人。而我们之前参与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库存诊断项目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成果，是因为生产部门懂英语的人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国，尤其是广东的制造业水平很高，很多外国专家都有浓厚的兴趣与中国企业进行互动交流。因此，我建议加强制造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将有利于企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Q：作为资深的外籍教授，请问您对中国的科研管理模式有哪些认识和看法？
A：我认为中国首先要考虑在科研方面想要获得什么：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在数量方面做得很好，但质量方面仍有待提高。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有太多优秀人才流失到国外，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忙于撰写项目申请书或完成每年定量的论文任务，而非推动高质量的研究。高质量的研究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目前正在为运筹和管理科学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撰写一篇论文，为此花费了超过5年的时间，但我不能用此事来证明获得研究经费的合理性。为了科研经费，我通常必须在几年内发表好几篇论文，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研究。而在欧美，很多教授没有这种压力，职称评定不以论文数量为标准，教授有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中。有人认为，引进外国专家可以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我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引进优秀的外国人才也是一个途径，但为了达成目标，通常需要先引进一位业界“大牛”，通过他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才加入。以足球为例，只有像皇家马德里这样世界顶尖的俱乐部才能说服最好的球员转会过去，其他国家一般的足球俱乐部必须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把他们培养成才。同理，我认为中国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人才很重要，要“从娃娃抓起”。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时就已经展现出才华了——我指的不是那些知道怎么读1-10，而是能够拼成完美的乐高城堡、绘声绘色讲故事的孩子。Q：2019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许多智能制造企业的贡献。据您的了解，您认为广东省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如何？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A：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与欧洲相当。业内许多公司都有最新的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技术，而在于利用新技术的创新管理方法。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生产简单金属零件的广东企业，工人们一天到晚都在切割金属片，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工人问经理是否需要一个机器人来做这项工作，经理认为没有必要。我不评价购买机器人是否是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法，但此事不妥的地方在于，当公司意识到生产效率不足的问题时，考虑的是如何购买解决方案，而不是对生产过程进行彻底的、无偏见的分析。这不只是广东省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重视利用新技术的创新管理方法。因此，我认为广东省要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关键在于各公司要加大对智能管理方法的投资，对生产过程进行系统的管理和分析。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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