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后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愿意承担选择的代价”

1950年代，香港。（何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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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周末时常坐地铁去五道口的一家NGO听讲座，徐友渔，王建勋，张大军，都听过。两间不大的教室，总是挤满人，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美好的姑娘。去晚了，只能坐过道，和其他人肩并肩，脚碰脚，生理与心理的距离，短得不能再短。

一位同龄的IT男对我感慨：自己关心的东西，身边的人都不关心。在这儿，才有了可以说话的人。

戴晴讲张东荪那场，我在过道上坐了三个多小时，屁股坐疼了，眼眶也湿了。

互动环节，一位老者拿起话筒，已然哽咽。他说自己六十多了，维权工作者，专门从河南来。“看到了太多基层的黑暗。”泪如雨下，再也说不下去。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说，北漂十年，屈辱感挥之不去，今天在这里，第一次觉得不再孤独。

一位八零后的大四男生说，他因为在╳╳“县长”上签名而被喝茶，但一点不后悔，也不害怕。“为了我的后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愿意承担我的选择的代价。”

戴晴说她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但生在这样的时代，又不能不保持希望。“中国需要社会和解。和解的基础是真相和正义。希望有更多的人说真话，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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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后，有AA制聚餐，所有人均可参加。

一次聚餐，两位维quan律师在坐。其中一位说，这个国家的希望，在民间。

我和另一位律师同乘地铁回家。车窗外，帝都的万家灯火，像点亮的一颗颗心。

聊起时局，律师有些激动，调门渐高，完全不在意车厢内其他人投射来的目光。

我一直记得，当律师说起某些行为是法西斯，某军队是党卫军，我们对面那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张大嘴、瞪圆眼的惊惧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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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那样的讲座，早已不再有。

那家NGO早已因“非法经营”被取缔。

那位律师后来被抓，据说受了酷刑。

那位一脸惊惧的小伙子，不知道他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再遭遇那样的惊惧时刻，有没有淡定一点。

生活着实不易，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做，都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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