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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胡耀邦与归来“战俘”翟许友半世纪情怀

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1-04-04

题记:

     本文是《胡耀邦和他的第一位秘书贺明》的延伸篇,有了对贺明的访问才有翟许友的线索。 


  有战争就有战俘,有战俘总有屈辱。怎样看待和认识战俘,亦是社会发展的一把尺子,衡量政治,也衡量生命。东方的传统“战俘观”认为,被俘就要背负终生屈辱,不如了断死去。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观却认为,被俘者依然可以保持信念,归队后可以继续战斗。坚守信念的战俘值得尊敬和尊重。
  人类社会能有这样的认识要经历了漫长时光陶冶,胡耀邦和战俘翟许友的故事则是一个东方范例。
  我们经历过那一段扭曲的历史,以“志愿军战俘”为例,他们回归自己的队伍以后,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受打击,在漫长的时光中背负“战俘”的屈辱。翟许友的经历相似。
  我是在走近21世纪的时候接触“胡耀邦和太原战役”研究命题的。在胡耀邦负责策划接应的“黄樵松起义”,因城内筹划者失秘而最终失败了,导致两位入城的解放军代表晋夫和翟许友被俘,押送南京。晋夫牺牲,多有记述。但众多记载和回忆录中,对翟许友的介绍极为稀少。大致说他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被“另案处理”,就没有下文了。
  那么我推测,如果翟许友活下来,此中必有故事。结果,我在1999年底采访胡耀邦第一个秘书贺明的时候,他明确告诉我,翟许友非但活了下来,而且胜利归队了。他本人受胡耀邦委派,亲手安排翟许友归队,并且将他送回原单位担任原职。后来进军西南,翟许友也到了成都。但到成都以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线索中断半年或更长,我找到了原徐向前兵团作战参谋、后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的乔希章前辈。他告诉我,胡耀邦一直关心翟许友,听说翟许友后来很不顺利,最后还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帮助下,摆脱了糟糕境地。但细节不清楚。
  我知道,这个细节非要找到翟许友之后才能获得。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找到采访对象永远是成功记录的第一步。
  大概花了三四年时间才最后找到了翟许友,他在安徽滁州工作,于是开始通信联系,等待有机会见到他。
  等了两年多,终于得到一次前往凤阳小岗村采访的机会,转道滁州乘火车回北京。我来到滁州人民医院病房里见到了翟许友前辈。他虽然年高病弱,但在那些天精神状态很好,在等着我到来。
  我终于可以完整地叙述这个故事了。也由此感受到,胡耀邦要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胸襟阔大,看得高远。

        2007年4月,翟许友在滁州医院中  钱江 摄

(正文:)
    在我追寻历史踪迹的旅程中,曾与胡耀邦一同经历战火硝烟的战友日渐稀少,渐至寥若晨星了。但我仍有幸访问到多位老战士,听他们回忆与胡耀邦的故事。在安徽滁州,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纪》的琅邪山下,我与一位年逾八旬的八路军老战士长谈。他和胡耀邦共同经历太原战役,他的经历最为特殊之处,在于曾是一名战俘,他叫翟许友。 
  1948年深秋,徐向前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胡耀邦是兵团政治部主任,负责瓦解太原守敌。翟许友是该兵团8纵队司令部侦察队副队长,他们共同经历了接应黄樵松起义的惊心动魄日日夜夜。晚年,胡耀邦和翟许友用书信沟通了彼此间的最后一次联系。
   
        胡耀邦自告奋勇要求只身闯虎穴
   
  1948年10月底,徐向前兵团已歼灭太原守敌1万多人,尽克城外要塞,只待发起总攻。这时,平津战役即将发起,毛泽东电令,对太原之敌围而不打,以免吓得平津傅作义部弃城南逃。
  徐向前兵团暂停攻击,兵团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由胡耀邦和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城工部部长王世英共同负责,两年前战场起义的高树勋将军赶来协助,一起策动城内守军——新编第30军军长黄樵松起义。
  经过秘密联系,黄樵松决心起义,打开城门引解放军入城,由此出现了解放军以最小代价迅速解放太原的大好时机。
     11月2日,第8纵队司令部派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来到兵团部,接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前去,与黄樵松派来的代表王震宇接洽。胡耀邦紧跟着翟许友行路,对翟许友的机灵敏捷留下了印象。
     来到8纵司令部会见王震宇,胡耀邦代表徐向前欢迎黄军长起义,通报说,只要他悄悄打开阵地通道,解放军就迅速进城,一举消灭阎锡山集团。
  胡耀邦强调:“你们当前的工作,在谋不在勇,在内不在外,在于防奸防特,不在参战上。应该用心着力保证起义成功。徐司令说得简单,你们能把阵地让出来就是胜利,给解放军一个宽大的进攻正面,不要一个小时,我就能有两个旅开进去。”
      王震宇当晚返回汇报,次日下午又来8纵司令部,通报黄樵松决心已定,请派一名解放军高级指挥官进城协助。 
      事关大局,胡耀邦走出与王震宇谈话的屋子,到隔壁要通了徐向前的电话汇报说:“已向黄樵松的联络代表商定一个可行方案,黄部拟交出该部防守的东门和北门,接应我军入城解决阎锡山。然后,黄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域接受改编。但我方急需派一名代表入城协助,并与太原前线司令部保持通信联络。”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派谁入太原城?”没等徐向前回答,他自告奋勇地说:“徐司令,那我就亲自入城协助黄樵松起义吧?”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
   
      徐向前果断地劝阻了胡耀邦,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去不得呀。另外派个人去吧。 
      胡耀邦回过头来,与 8 纵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商量人选。胡耀邦提出,选拔这名联络代表的条件是:“政治上很强,又懂军事。”王新亭提名并决定派纵队参谋处长晋夫(对黄樵松说是宣传部长)前去。
       晋夫进城还需要一个助手。翟许友听说了,这个人选要从总队侦察队里挑选,没想到挑上了他自己。
         
               临时换装翟许友扮马夫进城
   
      晋夫,原名吕金城、吕守成,191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市郊。1937年10月在河南新乡参加八路军,次年入党,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参谋业务。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在徐向前兵团作战。

   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八纵队作战处长晋夫

      晋夫需要一个助手,由侦察队派人最为合适。张祖谅副司令员提议,由侦察队长戚怀培去。戚立即换上了便衣。这时,王新亭司令另有想法,他知道老红军戚怀培喜欢喝酒,一旦入城黄樵松请客,戚怀培万一挡不住迎面递来的酒杯容易出事。他提议,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扮做晋夫的警卫员前去。
  胡耀邦赞同王新亭的意见。他和翟许友经过东山阵地时有过接触,他问道:“就是你们那个小队长吧,可以,机灵得很呢。”
  得到确认后,胡耀邦当面叮嘱来到跟前的翟许友说:“你去了以后,要机警一些,警惕性高一些。要听听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晋夫同志。”
   22岁的翟许友换上便衣,跟上晋夫就走。此时寒意甚浓,司令员王新亭脱下自己的草绿色毛衣给晋夫穿上,目送一行人消失在黄色的坡梁上。
  谁知道,情况在一天之中大变。
  就在11月3日,黄樵松召来老部下、27师师长戴炳南,向他透露起义意图,并答应一旦成功,让戴当副军长。谁知当晚戴炳南就向阎锡山出卖了黄樵松起义的机密。阎锡山闻言大惊,立即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11月4日清晨,晋夫和翟许友刚刚来到黄樵松所部79团团部,被引进一间空屋子,阎锡山的宪兵瞬间冲进来,将晋夫和翟许友死死按住,他们被俘了。
  11月6日,黄樵松、王震宇和晋夫、翟许友被拉上飞机押送南京。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和王震宇被杀害于南京江东门。
  翟许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是山西稷山县坞堆村人,1926年生,上过两年小学。1939年,他13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1943年17岁时入党。他坚持学习,字写得不错,于1944年调到太岳军区当缮写员,后来转任侦察参谋。1948年任8纵队侦察队副队长,是一位年轻的营级干部。
   

    1949年4月,彭德怀(左1)和胡耀邦(中)在太原前线指挥部
  
      翟许友长期从事敌情侦察工作,对国民党的山西军队情况相当熟悉。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在作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战士,从军师团长到连长,姓名说得清清楚楚。此时国民党方面查明晋夫的身份是纵队参谋处长,对身为卫兵的翟许友失去了兴趣,宣布“另案处理”,将他发配到位于安徽芜湖附近的“归俘营”训诫。
  此时已到1949年初,翟许友进“归俘营”劳作4个月,时时准备越狱。
  解放军渡江战役在4月20日开始,长江南岸的“归俘营”瞬间崩溃,“归俘”四散奔逃。
  翟许友串联起几位被俘的解放军战友,乘乱冲进了山林,结果一下山就遇到了自己的队伍——第三野战军先头部队。
  翟许友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填表登记后领取路费,几天后乘火车回到了太原,回到了老部队。这时,太原刚刚被攻克,翟许友见到了胡耀邦主任。

      当初胡耀邦知道晋夫牺牲,心情很沉痛,听说翟许友回来了,非常高兴,立即吩咐把他召到面前,连声问道:“你受苦了,身体还可以吗?我给你放一个星期的假!”他叫来政治部秘书贺明,要他好好安排翟许友的生活,补发一应生活用品,近几天都和兵团首长一起小灶吃饭。胡耀邦专门陪着翟许友吃了一顿饭,然后吩咐将他送归原单位。这时,8纵已经整编为解放军第60军,翟许友回军部继续担任侦察队副队长,不久升任队长。新任军长张祖谅信任翟许友,不因为他曾短暂被俘有些什么别的想法。

   

            与胡耀邦川北分别后的岁月

   

     解放太原以后,华北1兵团改变番号为第18兵团,进军四川。兵团主力集结于宝鸡时,翟许友和胡耀邦主任多有接触。翟许友发现胡主任特别爱读书,思考问题,性格活跃开朗,平易近人。驻守宝鸡的时候,胡耀邦抓紧时间练习开汽车。翟许友觉得胡耀邦开得还不错。 

  解放四川以后,翟许友和胡耀邦分手,到川西军区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1951年夏天,翟许友跟随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到朝鲜战场,张继续担任60军军长,翟许友担任60军侦察处长,这是参谋长领导的司令部的重要组成单位,处长是正团职军官。没有想到,这就是翟许友军旅生涯中的最高军职了。

  1953年7月朝鲜停战,翟许友随军回国,次年到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学习。又过了一年,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从1955年“审干”运动起,整整8年,他被反复要求交代被俘后5个月的情况,没有授予军衔,即便查不出问题也不安排工作。
  翟许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后悔当年不如随同首长晋夫一同赴死。他几乎神经错乱,生不如死。他最难以忍受的是,在折磨人的氛围中,审查者只顾提出一连串疑问,就是不愿意查阅原始资料,做严谨的证人调查。其实,国民党政府的相关档案就在南京保存,要查档验证,或找当事人作证明完全可以做到。办案人员搞“逼供信”,关注审讯和写检查,不去做认真查证。
  折腾到1962年,8年审查毫无结果,宣布翟许友转业,到安徽滁县行署商业局任副局长。 
  
      还是写信给胡耀邦解决了问题
  
  几年后对文化的大革命爆发,翟许友又受到冲击。调查人员这回愿意走动了,他们去北京找到正在饱受批斗的“黑帮”胡耀邦,调查翟许友的情况。
  这是自进军四川之后,胡耀邦首次得知翟许友的消息。遭受批斗的胡耀邦处境也很困难,但他明确地说,翟许友嘛,我认为他当年很年轻,很精干,是纵队的侦察队副队长。你现在要调查他被俘以后的事,我怎么回答?接着他肯定地回答,他接触中的翟许友是可以信赖的,被俘不等于叛变,坚守信仰的人在革命队伍中很多。
  调查人员回来对翟许友说,我们找到了胡耀邦,他还说你好话呢!
  翟许友熬过了残酷的十年劫难。这种煎熬也是残酷的,尤其是他来到南京雨花台,在烈士纪念陈列中看到了晋夫的照片时,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好在煎熬慢慢过去,孩子长大了。幸运的是那场对文化的大革命结束了,孩子们在恢复高考后纷纷考上了大学。
  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大学做翻译工作,不久有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没有想到“出国政审”时被父亲的所谓“战俘问题”挂住了。
  翟许友再也不能忍受。这时他已经知道,老首长胡耀邦重新工作后,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平反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看来,要使自己完全挣脱“战俘”的阴影羁绊,只有找老首长胡耀邦了。
  翟许友提起笔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现状,提出3点要求:一,孩子应该有出国机会,不应该因为我的问题而耽误。二,我要求参加解放军第60军军史的写作,这是老军长张祖谅当年对我的希望。三,妻子刘克强是1950年参军的老战士,伴我度过艰苦岁月,现在她病了,不应受我牵连,应该得到适当医疗。
  翟许友寄出信以后又觉得,如今的胡耀邦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可能收不到自己的信。没有想到为时不久,滁县地委信访办李主任登门拜访,告诉翟许友,胡耀邦总书记收到你的信以后,专门给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信,证明你在战争年代经受了考验,已经说清了情况。对你提出的三点要求,总书记要求省委根据情况落实。
  李主任说,黄璜书记接到总书记的信后,要求立即落实,地方可以解决的问题全部解决:你儿子可以出国,妻子落实医疗待遇;参加60军军史写作的事情,由省里和60军首长联系解决(后来也顺利解决了)。
  翟许友激动万分,以至于当时没有问一声,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总书记具体写了什么?省委书记又是怎么批示的?
  自己的要求得到顺利解决,翟许友并没有写信去感谢胡耀邦,此后也没有书信往来。翟许友认为,为自己这点小事不要去麻烦老首长,要让胡耀邦这样的人去操劳国家大事,拨乱反正,为中国人民造福。
  后来胡耀邦去世了,翟许友感到发自内心的悲痛。他不断回想起和胡耀邦在一起度过的战争岁月,感到是自己一生的幸运。对自己没有再给胡耀邦写一封信表示感谢,感到很遗憾!
    得知我近期有可能来滁州,正因病住院的翟许友很高兴,表示说,即使打着吊针也愿意认真谈一谈。
  帮助我联系访问的滁州市委同志介绍,翟许友从滁州市工业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是滁州市有名的离休老干部,充满乐观精神。他路见不平,总是勇于直言,勇于抨击。当地许多人受到了委屈,愿意找这位“老八路”评理、寻求帮助。
  我们在医院里见面,谈了两次。翟许友前辈振作起精神和我交谈。
  我们的交谈渐近尾声,翟许友发现他基本上完成了叙述的使命,眼睛里闪烁起欣慰的泪光。访问即将结束时,原本谈吐朴素的他突然灵感迸发,像诗人那样轻轻朗诵一般地说:“我想起胡耀邦,会觉得眼前一亮。他身上有动人的光彩,那光彩在胡耀邦身上,总是闪啊、闪啊…… 崇高的人身上才有这样的闪光,把我的生命也照亮了。”
               (本文完)
  
  (原作以《胡耀邦与侦察队长翟许友》为题,发表于2007年第10期《湘潮》杂志)
  

    2007年4月,翟许友(左)和本文作者摄于滁州市医院

   


附记:
  回过头来认真审视,才意识到这是不完善的采访,在看似成功的采访中留下了很大遗憾。我确实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了翟许友,这是从他的战友乔希章处获得的线索。几番周折,才知道他生活在滁州,于是建立了书信联系。
  2007年4月,我们终于在滁州相会,身在医院病榻上的翟许友前辈在输液状态中于上下午各谈了一次。
  当时,我觉得历经前后将近8年,采访终于成功了,充满喜悦。但在喜悦中留下了很大疏漏。
  由于年事已高,翟许友的回忆中有疏漏的地方,尤其在胡耀邦帮助他摆脱“战俘”困扰的细节上,记忆不那么清楚。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胡耀邦怎样批转了翟许友的信件,以及安徽、滁州两级机构落实胡耀邦批示的过程。
  我问翟老前辈,能告诉您儿子的名字和电话吗?
  老人说,一代人的事让一代人说吧。他婉言谢绝了这个要求。
  我没有追踪下去,按说我应该去寻找老人在安徽大学工作的儿子。如果找到的话,应该可以获得更为丰富和准确的材料。遗憾的是,这样的低级错误,活生生在我身上发生了。喜悦拖延了采访节奏,等到两年后再要追索,老人的电话打不通了,去信没有回音。我在此时停顿了脚步,事后深感惋惜和不安。
  另有一个缺憾是,访问翟许友前辈是在医院病房中,没有能够征集到他年轻时的照片。
  由于没有精确的档案日期记录等原因,至今未能看到胡耀邦对翟许友信件的批示,也没有看到时任省委书记黄璜的批示。我判断,这些信件和批示,如今都保存在档案中,希望日后人们看到这几个原件时,我的记述能够提供事例诠释。
       我仍抱有希冀,翟许友前辈的儿子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稿,沟通联系。

  (2016年4月根据采访记录再作修订,有少许补充,增写 了采访附记。2020年6月再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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