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思想的先驱

瀚歌

作为既精通经典明文又擅长理性探索的思想家，伊本•泰米叶十分重视伊斯兰立法的根本宗旨，即关注人的利益。因此，在展示伊斯兰的价值体系、解答有关生活和宗教中的疑难时，他十分重视认识和方法中的轻重缓急、主次关系，绝不像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那样“以虔诚的动机去破坏伊斯兰”。今天，穆斯林世界主流学者们所倡导的中正思想，其实可以在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中找到清晰的蓝本。在关于哪一种工作更为优越的问题中，伊本•泰米叶运用经典和理性证明：行为的优越性根据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伊本•泰米叶说：

“一种行为，有时候做它是可嘉圣行（Mustahabb），有时候放弃它是可嘉圣行，根据沙里亚的证据来衡量做它与放弃它何者裨益更大。穆斯林或许会放弃可嘉圣行——倘若做它弊大于利的话，一如穆圣放弃在先知易卜拉欣地基上修建天房，他对阿伊莎说：‘若非你的民族刚刚脱离蒙昧时代，我必拆了克尔白，把它和地面连接起来，给它留两道门：一道作为入口，另一道作为出口。’此圣训载于两大正确圣训集中。穆圣放弃自认为最佳选择的事情，乃考虑到现实的阻力，即古来氏人新近接受伊斯兰，那样做会使他们不安，因而弊大于利。”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伊本•泰米叶那里，经典（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训）的正确理解和实践，是体现伊斯兰精神、沙里亚宗旨的关键。这种认识与一些人以“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名义去纠缠表面细节的做法格格不入。因此，即便是关乎宗教仪礼的问题，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与那些打着他的旗号大搞教条主义的人截然不同：

“艾哈迈德等伊玛目认为，倘若能够团结跟拜者，领拜师理应放弃自认为最好的做法。例如，领拜师认为奇数拜（al Witr）最好分礼，即两拜后出赛兰，然后礼一拜奇数拜；但跟拜者认为奇数拜连礼为好，那么，倘若不能去做最佳选择，则最好和他们保持一致：连礼奇数拜，这比跟拜者憎恶自己的情况下分礼奇数拜要好。同理，假如领拜者认为低念起始词为贵，或高念起始词为贵，而跟拜者的观点恰恰相反，那么，执行领拜者认为较弱的做法，实现与跟拜者一致、照顾跟拜者的裨益，则是可行的。因为联合人心的裨益要大于可嘉做法的裨益。”

可见，在伊本•泰米叶看来，实现穆斯林共同体之间的“团结”与“和谐”，要远远胜于一些表面的动作和仪式。这种理解和境界，与那些以强调“圣行”为名无限夸大一些可嘉事物、不惜牺牲穆斯林之间团结和友爱的做法相去甚远。但奇怪的是，那些以纠缠细节为己任的人总是借伊本•泰米叶的名义大行教条主义，他们对“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理解与伊本•泰米叶本人岂能同日而语！请看伊本•泰米叶对“圣行”及其实践的阐释：

“倘若做了与最佳选择相反的事，意在解明圣行，把圣行教给不知道的人，则是可嘉的。如高念开拜词，或求护词，或起始词，以便让人们知道那种做法是礼拜中的法定行为。正确圣训载：欧麦尔•本•罕塔布曾高念开拜词，他念至大词后念：“主啊，颂你超绝，万赞归你。你的尊名多吉庆，你的尊严多崇伟。除你以外无主宰。”艾斯沃德•叶齐德说：我跟欧麦尔作过七十多次礼拜，他念至大词，然后念开拜词。穆斯林将此辑录于其圣训集中。因此，这一开拜词普及开来，成为多数人的作法。伊本•欧麦尔、伊本•阿巴斯也曾高念求护词；不止一个圣门弟子高念过起始词。多数伊玛目不认为高念这些念词是拜内圣行，但认为高念是为了教人们明白念它是圣行。正确圣训载，伊本•阿巴斯站一个殡礼时高念首章，并说那样做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念首章是圣行。因为学者们对殡礼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殡礼中不念首章，许多先贤如是说，艾布•哈尼法和马立克也这样主张；有人认为其中念首章是圣行（逊奈），乃沙菲仪和艾哈迈德的主张，有伊本•阿巴斯前述圣训等为证。其次，后者中有人认为殡礼中念首章为当然（Wajib），一如礼拜；有人认为念首章是可嘉圣行，不是当然。这是最公正的一种看法。先贤这样做过，两种作法都为他们所熟知。他们站殡礼时有时候念首章，有时候不念；他们作礼拜时有时候高念起始词，有时候低念；他们有时候念开拜词，有时候不念；他们有时候在礼拜的三个位置抬手，有时候不抬手；他们有时候出两个赛兰，有时候出一个赛兰；他们有时候在领拜者后面低念首章，有时候不念；他们有时候在殡礼中念四次至大词，有时候念五次，有时候念七次。他们中既有这样作的，又有那样作的，这一切作法都是圣门弟子曾经作过的。正如他们中有人抑扬顿挫地诵念宣礼词，有人则不那样；有人单念成拜词，有人双念，两者都传自穆圣。

“这些作法，尽管其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强，但如果作了较弱的，未尝不可；为了更大的利益，实施较弱的作法或许更为可取，一如有时候为了更大利益而放弃较强作法更为可取一样。”

关于礼拜中抬手一次或三次，跟拜者低念首章或不念，站殡礼是否念首章，等等，历来是一些派别争论的焦点，他们甚至为此不惜大打出手、断绝关系。本来，在精通伊斯兰知识者看来，这些问题纯属细枝末节，可有可无。然而，在这些细节问题中唯我独尊、否定对方、甚至把对方逐出宗教圈子的人，不仅仅是那些以学派自居的人，也包括那些自诩跟随伊本•泰米叶的一些“回归主义者”。他们如果认真研究伊本•泰米叶本人的著作和思想，他们一定会认识到自己与这位大师之间的遥远距离。不仅在执行礼拜中的细节动作时应当权衡利弊，而且其他许多领域的宗教功课也莫不如是。请看伊本•泰米叶的精彩分析：

“这种情况发生在普遍行为之中。一种行为本身是更优越的，但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或许不及其他行为。例如，总体而言，礼拜优越于诵古兰经；诵古兰经优越于记赞主；记赞主优越于祈祷。然而，晨礼和晡礼后礼拜是受禁的，此时祈祷优越于礼拜。同样，鞠躬和叩头时不许诵古兰，此时记赞主优越于诵古兰经；末坐之后祈祷又优越于记赞主。对于某些人而言，或许从事弱势工作更为可取，因为他无力从事强势工作，或他更偏爱弱势工作，更得益于弱势工作，尽管总体来说强势工作更为优越。

“由此可见，对部分人来说，在有些时候，记赞主优越于诵古兰经，诵古兰经优越于礼拜。诸如此类，倒不是它本身更优越，而是因为它对某些人的裨益更大。这类问题属于‘部分行为优越于另一部分行为’的内容。许多行为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倘若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引发许多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有些人一旦认定一种行为可嘉、较强时，就会恪守它，甚于恪守当然义务（Wajib）。甚至会走向私欲、盲目和情绪化，一如你看到有人偏爱这些行为，把它作为自己派别的标志。而另有些人，一旦认定放弃那种行为为最佳，就会长期放弃，甚于放弃受禁事物，甚至也走向私欲、盲目和情绪化，一如你看到有人把这种放弃视作自己派别的标志。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大谬不然的。

“应当使每一样事情适得其所，拓宽真主和使者所拓宽的内容，联合真主和使者所联合的一切；关注真主和使者所喜欢的沙里亚利益和沙里亚宗旨。要知道，最好的言辞是真主的言辞；最好的教诲是穆圣的教诲；真主派遣穆圣，体现对全世界的慈爱，体现人类今后两世的幸福。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理应恪守这一总体原则。否则，许多人原则上确认这一点，但具体行动上却放弃它，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不公，要么私欲作祟。我们祈求真主赐我们正路，即真主所施恩的众先知、诚笃者、烈士、清廉者的路。这样的人作伙伴，其乐无穷！ ”

在这些文字中，你看不到一些人因细节问题中的分歧而随意断人“异端”甚至“悖信”的任何痕迹，也看不到那些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简约化理解或本本主义理解。相反，它们闪烁的是对经典的活生生认识与实践，一种源自沙里亚本身的宽容与豁达。如果在关乎礼拜、记赞真主、诵读古兰经等宗教功课中，掌握轻重缓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生活各个领域中分清主次、权衡利弊，更是伊斯兰的重要特色。在关于善恶冲突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本•泰米叶对伊斯兰宗旨和精神的灵活理解和深邃认识。他说：

“如果实践证明几件好事都有裨益，而且有些是当然（Wajib），放弃它们有若干危害；可憎事物（Makrooh）有一些好处，那么，冲突或存在于无法并列的两善之间，则选取至善，舍弃次善；或存在于无法同时避免的两恶之间，则消除至恶，接受次恶。或冲突存在于善与恶之间，两者不可分割：行善必然带来恶，弃恶必然丢弃善，那么，在善的裨益与恶的危害之间权衡酌量，择强而从。

“第一种情况，如：当然（Wajib）与可嘉（Mustahabb），绝对主命与社区主命，一如还债优先于自愿施舍。第二种情况，如：把财产费用于家属优先于费用于非绝对主命的吉哈德；费用于父母亦然。圣训载，有人问：哪一种工作最优越？穆圣说：“按时礼拜。”问：其次呢？穆圣说：“为主征战（吉哈德）。”古兰经和圣训中，吉哈德优先于朝觐，即主命吉哈德优越于主命朝觐，圣行吉哈德优越于圣行朝觐；诵读古兰经优先于记赞主——倘若两者对心灵和口舌的作用对等；礼拜优先于此二者——倘若对心灵的影响一样。否则，有时候，领悟、感动的记赞主要优越于限于口舌的诵读古兰经。这方面内容浩繁，不一而足。第三种情况，如妇女为主道而迁徙，即使没有至亲陪同，也胜于留在敌国，一如吴慕•库丽素姆所采取的行动。真主为她降示‘考验’节文：‘信士们啊！当信女们迁徙而来的时候，你们当考验她们。’（60：10）

“第四种情况，如饥饿时食用自死物。因为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非用这一禁物不可，其裨益凸现优势。与此不同，非法药品弊大于利，其他药品可以取而代之，因为尚未断定用此非法物就可以治愈。饮酒治病与此如出一辙。

“可见，两种情况下可承受恶：消除比恶更大的危害，除此别无选择；保留此恶以获取裨益更大的事情，非此亦别无他法。两种情况下可放弃善：保留此善会丢弃更大的善；保留此善会引发比它的裨益更大的危害。这关乎权衡学的内容。至于为今世的危害而卸去一项必定义务（Wajib），为今世需要而允许非法物，如由于旅行而开斋，由于生病而卸去受戒禁律和礼拜要素，则属于另一范畴。这方面各种法律多有分歧。这与前者不同，前者中各种法律不可能有分歧，只不过具体事物各不相同而已。这一点是理性可以认识的。常言道：智者并非是区分善恶的人，而是认知两善中至善、两恶中至恶的人。诗人曰：智者患双病，先治危险症。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人们的理性都能认同：干旱季节降雨是对人们的慈悯，尽管雨水滋润的庄稼会助长一些人的暴虐，但久旱不雨对人们的危害更大；人们宁愿有一个不义的君主，也不愿没有君主。正如一位智者所说：暴君六十年，胜于无君一日。同时，君主侵害别人、故意怠慢他人权利的行为理应谴责。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元首、省长、州长、法官等，倘若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无法弃绝禁物，与此同时，他人无论动机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那么，允许其执政，而且或许其执政为当然（Wajib）！因为这一要职如果是当然义务，必须体现它的裨益，如征讨敌人、分配逆产、执行刑律、保障路途平安，那么，担当这一职位亦为当然义务。倘若这样做必然导致不称职的人任职，因而会产生取之非法、用之不当的现象，而且无法避免，那么，这种情况属于如下学科：只有凭借某一途径才能完成当然义务或可嘉义务时，那一途径就成为当然或可嘉，前提是那一途径的危害不及那一当然义务或可嘉义务的裨益。假如那一要职不属当然义务，而且包含不义行为，谁任职谁就会暴虐，以致由一个旨在减缓其中不义的人任职，承受小暴，驱除大暴，那么，这一行为和动机值得称道；他虽然不免恶行，但意在消除更大的恶行，故其行为值得肯定。

“这类情况因举意、动机的不同而不同。倘若有人受一个不义强人胁迫，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财，于是一个人为了减少虐待，志愿做二者之间的中介，从受虐者那里拿来钱财，交给不义者（假如这个不义者愿意，可以不施虐），那么，这位中介者可谓行善者；假如作中介是为了助纣为虐，则是犯罪者。这方面多数人动机不纯，行为不轨。动机不纯者，意在权势和财产；行为不轨者，违犯禁律、放弃义务，倒不是为了权衡利弊，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宜、最佳结果。

“其次，执政或为允许，或为可嘉，或为当然，但对有些人来说，其他工作或许更为当然，更为可嘉。此时应择善而从，无论是当然还是可嘉。属于这一类型的，如先知优素福替国王管理国库，而且要求国王委任他担任这一职务。而当时的国王及其百姓是多神教徒。真主说：‘以前优素福确已将许多明证昭示你们，但你们对他所昭示你们的明证，依然在疑惑中。’（4：34）真主提及先知优素福的话：‘两位难友啊！是许多涣散的主宰好呢，还是独一万能的真主更好呢？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一些〔偶像的〕名称。’（12：39－40）众所周知，尽管他们悖信，但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惯例和办法，来掌握财富，并把它分配于国王的幕僚、家属、军队和百姓。这些惯例和办法不同于众先知的常道和公正；优素福圣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所认识的天启正教行事，因为老百姓尚未响应他的号召。但先知优素福尽可能做到了公正、至善，利用权力照顾了自己家属中的信士们，而如果没有这一途径，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切包括于真主的如下言辞之中：‘你们当尽力敬畏真主。’（64：16）

“所以，当两种当然义务并举，无法同时兼顾时，最重要者优先，此时此刻，另一义务不再是当然；为了更重要的当然义务而放弃另一义务，其实不是放弃当然义务。同理，当两种禁物相遇，无法放弃其中较严重者，除非触犯较轻微者，那么，这种情况下，触犯较轻微者其实不是非法（Haram）了。即使习惯上称前者为放弃当然，后者为触犯禁物，亦无大碍。这种做法，称之为：因故放弃当然；实现更大利益，或事出无奈，或为抵制更严重的禁物而触犯禁物。

“权衡利弊，乃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领域，尤其是先知遗训、先知继承人懿行不断枯萎的时代和地方，这些问题不断增多。穆圣和先贤的教诲愈是减少，这些问题愈是增加。这是乌玛内耗和内乱的原因之一。每当善恶混同、利害交织，蒙蔽和混淆随之产生。一些人或许看到善的方面，遂选取善，即使此善隐含重大的恶行也罢；另一些人或许看到恶的方面，遂选取另一方面，即使丢弃重大善行也罢。而居中者却同时看到两个方面。学者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如前所述，有些义务，虽然是命令和禁戒，但针对部分情况，或许会转化为许可。这并非是变相的把非法转为合法，也不是推卸义务。例如，命令人去干善行，而这一善行隐含着更大的恶行，遂放弃命令，以抵制那一恶行的发生。比如把罪犯交给一个暴君，暴君实施酷刑，以致对罪犯造成的伤害大于犯罪本身；又如，禁止一些罪过会失去裨益更大的一种善行，遂不再禁止，以避免由此导致真主和使者命令的遗弃。这比单纯的放弃罪过更为重要。 ”

在这些文字中，你能看到那些假借伊本•泰米叶的名义而杜撰的极端思想吗？你能看到那种以回归古兰经、圣训，或回归先贤时代的名义对伊斯兰的狭隘理解吗？当代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指出，伊本•泰米叶的支持者者和反对者往往都在误解这位大师：支持者斤斤然于一些字面意义或表面细节，忽视古兰经和圣训的精神和沙里亚的宗旨，给人的印象是回归主义者（Salafiyyah）其实是字面主义者或表义主义者，同时声称自己跟随的是伊本•泰米叶的方法论。而反对者不是从伊本•泰米叶本人的著作或言论中去了解伊本•泰米叶，而是从一些后期的字面主义或教条主义去对伊本•泰米叶说三道四。以上伊本•泰米叶充满智慧和理性的论述，是对所谓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最好回答。

往期文章阅读：（点击可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