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和实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教育。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画出了“三进”施工图。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目前，各级各类学校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广泛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笔者于 2017—2018年作了学校实施情况的现状调研，发现了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认知差异大，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模糊。如何树立恰当正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观，是学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学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行动意愿，也成为持续深入地开展这一工作的瓶颈。这一问题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放在历史中寻求解释。以价值认知之眼，回溯传统文化教育在一百多年来不同时代命题下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自身的发展并形成相当稳固的样态。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其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在教育目标上，一方面是“成人”，另一方面是“学而优则仕”，教育与科举的紧密联系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更加内卷化。清朝晚期，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逐步出现了西学与中学的交锋与论争，传统文化教育开始成为争鸣的问题。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内容与方法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1904年1月13日，“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科举制度宣告废除，随后学部设立。书院、私塾、县学改为现代学堂，各地纷纷积极地筹建、改建新式学堂。中国传统读经教育遭到致命打击。“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受到了非常大的撞击，可以说基本走向了逐渐没落的乃至不可逆转的穷途末路。” 甲午年败于日本，庚子年再败于八国联军，在西方坚船利炮和文化的冲击下，固守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强调“明六经之恒言”就足可应付危难之局的腐儒仍不乏其人，甚至还有人发明了“西学源出中国说”。俞樾在为王仁俊的《格致古微》作的序言中便写道：“西法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苟取吾儒书而复之，则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已无所不该矣。” 但对思想界和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
保守派以国粹派、国学派为代表，主张保存国学，以待复兴。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在于从根基上救亡图存。国粹派认为国学教育是延续文化符号，传播文明之火，继承民族遗产的重要工具，国学教育关涉国家兴亡、种族繁衍，只有播下国学的种子，才能传递华夏文明的圣火。加强国学教育，对保存国学、发扬国魂至关重要。章太炎说：“国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维何？曰文化。不特中国然，即他国亦无不然。” 许之衡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 《国粹学报》开设“正气集”专栏，主要从中国历史掌故中选取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人物事迹，以重铸国魂。在“正气集”前语中，邓实说：“国学，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 1909年南社刚刚成立时，高旭在《南社启》中也提出：“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 “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
国粹派在对传统文化根本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上的初步甄别，表现为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打破儒家的独尊地位，将诸子百家纳入国粹之中。二是进行历史性的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的觉察与批判。如指出批判文化中的依赖性、奴隶性。刘师培说：呜呼！我中国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赖之性质耳。有依赖即有凭借，有凭借即尚因循而奴隶之，性质遂一成而不可复变矣。刘师培进一步指出：“今欲革人民依赖之性，唯其倡西人社会学说，以进化之公理，祛其迷信之心”，否则“惟有屈服于下，以永为牛马、奴隶已耳，安有光复之望乎”。三是提出研究、强调、变革汉字。将汉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基础内容，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当时汉字存在的问题，并力图改良，以便更好地保存、使用。章太炎说：“中国四百兆人，识字者五分而一，赖地大物博，户口殷赈，以分率计之，犹得八十兆，未甚少也。其知文义者，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无虑六十万人；诵习史传，通达古今者，百人而一；审谛时务，深识形便者，千人而一；以此提倡后进，郡不过数人，则甚少矣。” 章太炎认为：“凡学先以识字，次以记诵，终以考辨，其步骤然也。” f黄侃也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章太炎认为汉字难识难写，汉字简化后，识字变得容易，普及教育容易许多。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作为国学大师，已经意识到中国语言文字在普及教育的需求下存在的弊端。他们倡导的语言文字改良的措施，也为后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与理路的依据。
正是基于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国粹派倡导国学，实际上也在于通过国学教育，希冀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强调国学的救亡图存价值后，他们注意到广大民众，强调进行平民教育。1910年3月10日，由章太炎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在日本创刊。《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国粹派还拟设立国粹学堂。在规划中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以保存国粹，阐明实学，养成通才为宗旨。”国粹派办国粹学堂的目的，就是培养精通国学的教师，并通过他们“光大以化于其乡”，最终实现“古学复兴”。章太炎提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其核心是中国教育要立足中国，要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要人们抛弃民族虚无主义，丢掉民族自卑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救亡”与“图存”两者之间，又是着眼于“图存”，多了些悲壮、消极的色彩。庄俞批评国粹派：
今日何日，一武装之和平世界也，一优胜竞争世界也。人今而我古，人存而我亡，有心人方戚戚忧也，乃不知并力图维，以与人抗，而欲存人之所亡者，以求幸存于斯世。是非悖时，即为顽固，有进无退之学术，而可如是乎？
（二）传统文化由神圣的普遍的知识资源转向可探讨可选择的学术资源
以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曹聚仁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传统文化非但不能救亡图存，还要为国家民族的危难和人们非人的生活负上很大的责任。将传统文化由带有神圣性的普遍的知识资源解构为可供讨论选择的学术资源。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不再具有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指导意义。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发表了系列文章来分析解构文化传统。1916年，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上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先讲“甲午之役，兵破国削”的背景，对此状况，“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但“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而康有为后来的主张变化，乃其自由之选择。继而，他明确了讨论的主题：“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接着，广泛征引《礼记》中的《坊记》《曲礼》《内则》《昏义》《郊特牲》等篇所标榜的社会生活规范：“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妇人者，伏于人者也”“男女不杂座”“嫂叔不通问”“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男女授受不亲”“妇顺者，顺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于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以及丧葬之礼等，又引“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等话语，总结出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这样的规范，还要继续吗？“以上所举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实能否行之社会；即能行之，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而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评耶？”同时，以西方独立自主女性的选择来作对比，也以读经现实的效果来反讽：康有为写给教育总长的信中提到，“中国人……盖无不从少年读《论》《孟》来也”。陈独秀针对此认为：“斯言也，吾大承认之。惟正以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熔，乃所以有今日之现象。今欲一仍其日乎？抑或欲改进以求适现代之争存乎？”明清传统社会，读书人正是读的儒家经典，不读书的人，耳闻目染，也是孔孟之道，结果的事实是“国将不国”。以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来审视孔孟之道，以救亡图存的急迫现实看，孔子之道不再具有神圣性、规范性、知识性。胡适在《贞操问题》一文中，声讨了“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念，认为“这是忍心害理，男子专制的贞操论”。“吃人的礼教”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被描摹出来。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背道而驰，阐明神道设教、不能利用厚生之传统，不符合现代精神，与共和决不相容；同时，胡适指出传统与强调个性发展、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迥异其趣。
陈独秀、胡适等人在解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认为传统文化经典具有文化和学术的价值。陈独秀说：“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用村究学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胡适1919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的《新思潮的意义》，曾简略将新思潮的意义阐明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谓“整理国故”，是依据“评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对广大青年而言，鲁迅则认为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鲁迅的意见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依据他自己的读书经验，中国书“与实人生离开”，外国书往往“与人生接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胡适就奉劝有志学问的青年人及早摆脱故纸堆，因为那是“一条死路”，而“活路”则是“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曹聚仁在多篇文章、多次讲演中强调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否定看法，劝年轻人千万勿读古书，尤其是勿读四书五经。曹聚仁认为：“等你们中年以后，看懂了《韩非子》《庄子》《老子》，再来看《论语》《孟子》也不迟。” 曹聚仁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实证表明古书非成才成人的基础。最有意思的是曹聚仁做过实证研究，调查了近五百名有成就的各界精英。结果表明，这些精英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曾读过五经。“我只是老老实实要把语文教育的担子担当起来，我曾经发过傻劲向各阶层的朋友探问他们接受读古书教育的实情。给我认真答案的有四百八十七人，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校长、教授、公务员，军、政、财各部门要员；一部分是从他们的回忆录中找出来的。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曾读过五经的，连《诗经》也只读过十五《国风》的一部分，还是国文教本所选辑的。”
三是读经从幼童开始，不能理解，也摧残了精力与兴趣。
五是文言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很难运用。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
综上所述，在晚清至民国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的剖析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不同方面。制度层面的文化、具体的规范文化，已经为理论和历史所证明是不能再作为生活的指导知识的来源了。明清时期传统的读经教育本来就已然成为禁锢人才成长的鸡肋。颜元认为：“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愈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儒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使它自身失去发展的力量，正如李卓吾所言：“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看似具有神圣性的儒家经典，其实早已成了科场的敲门砖，普遍地失去了育人的价值。郑板桥认为当时（清初）的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绝没有农人、商贾、匠人有价值。《儒林外史》中高老先生评判杜少卿的祖、父道：“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就其实际的社会生活而言，其作为知识资源的意义在不断地消退，到晚清时终于得到了反思。因此，传统文化无法也没有必要作为知识资源全面有效地存在。对传统的肯定性征引大多指向一些抽象观点，而否定性征引则很具体，尤其集中于儒家的“礼”，包括家族制度、严男女之别以及由此衍生的三纲五常。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摈弃那些只属于古代社会、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思想观念与规范。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中华民族终于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任务，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对中华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却并没有清晰地梳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批判与“革命”。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不同于救亡图存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思想交锋，“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均遭到了普遍的破坏。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学界、社会生活层面，传统文化逐步受到重视。学界对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理论研究。“一个多世纪代价巨大的社会实践，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如果眼高于顶，只愿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 1986年，庞朴提出了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广义文化的结构包括物质、心理和心物结合三个层面，“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的整体性质；心理层次，则最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文化结构三层次的提法普遍为理论界所接受， 并不断地完善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社会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而，他又区分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过去的已经完成的那些东西，是“死的”；“而文化传统是那个活的东西”，“简单地说，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 庞先生认为自己不是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却是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要保卫文化传统，守望精神家园。“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学术区分，也彰显了学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追问，因此也得到了认同和探讨。汤一介、林牧等较为赞成文化传统为民族精神，而丁守和、李慎之则认为文化传统也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费孝通晚年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作为现代社会的家国与个人，都更需要费孝通晚年强调的“文化自觉”。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着手筹备《国学研究》杂志。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并加了编者按，指出“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同时还报道了北京大学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第一卷的出版和该校考据学研究的实绩。8月18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今日谈”栏目中发表短评文章《久违了，“国学”》，赞扬北京大学开展国学研究的见地和气魄，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叶至善、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九位老人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上提交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该呼吁认为， 中国文化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 但时至今日， 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老人们站在人生的长河上，忧心忡忡：“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十年过去，2004年9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二〇〇四文化高峰论坛”，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70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其中指出：华夏 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此份宣言呼吁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期待与争议中成立。随后，各地陆续成立多样化的传统文化教育组织、机构。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学热，是以民间的、非官方的实践为主体的，其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研究院所、中小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也逐步发展。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系列讲话，确认了其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多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下对文化进一步认识深化基础上的确认。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论述，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螺旋上升式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干好今天的事业。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是我国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争论，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息、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大地上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最终凝结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之本，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丧失了根脉、丢掉了灵魂，就难谈民族精神。教育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我们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已经具备条件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现代社会，要战胜基于生理本能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自然感性和具有同样力量的非理性情绪的观念，战胜死亡的恐惧、情欲的动荡、生活的苦恼、人生的烦闷、存在的空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苦恼、烦闷、空虚是钻入人的骨髓的。我们在任何生命的境遇中，特别是感到痛苦、悲伤、烦恼、忧愁、愤怒、无助时，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慰藉，受到启发，让我们的心灵不那么畏惧、烦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实现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风雨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力量之源、情感之源、动力之源和信心之源，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保障。在当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博大精深、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等，可以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改造世界、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上，文化软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首先要坚定并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哪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仁义”“和合”“和平”“均等”等思想，承载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境界，“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规范，“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这些思想，不仅是我们的财富，也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软实力，更具长久的影响力、感染力和穿透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在建党一百年的时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历史关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战胜种种艰难险阻而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瑰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具有中华精神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相契合，还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文化和教育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作为人类存在的标识和实践，它们既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是人类的目的。在本体意义上，人是社会化的人，也就是文“化”了的人，是和“野”人相对称的。教育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古代，教育更多的是传承文化，而现代在传承的同时，也强调创新与发展。但创新与发展，总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在前人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创新与发展，更多的是虚妄的，或者只是对于个人历史意义上的“创新”。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活动，对于传承什么、怎样传承，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结论。教育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一个优秀的人。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 个人不仅是在现实中成长，还需要汲取一切优秀的、丰富的文化而达成优秀。个人能领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开的属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深刻性，从而确证自己属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深刻性，并肯定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对于个体而言，它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成人的重要源泉和养料。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其发达的产业链和便利的物流传送带将人类生活迅速物质化，使得人们不再把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视作确定无疑，精神生活世界的动荡不定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念，人们在对理想质疑的同时也在考量教育的伦理标准，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怀有急切的渴求。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以现代性、现代化为标准，过分地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主体性，但人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同时，对于芸芸众生，产生了更多的无意义感、紧张感。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私自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均对文化提出了挑战与需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为人的文化底蕴和心灵丰盈提供知识资源。
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同样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做好的，要明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明了历史上学术争鸣的价值，真正地明确目标和任务，不忘初心，不搞形式，踏踏实实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来源|《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刘巧利（中国教科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论述研究”（GYI20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