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类型学的源与流（二）
本篇文章讲述工业革命及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改变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已有状态，两批研究类型学的学者，一批辩证历史语义，一批放眼城市未来：一些学者埋头于历史，从语义、逻辑辩证方面对建筑的本质与基本原则进行剖析，试图找到类型的本质；一些学者针对城市化的极度扩张，开创了城市形态学的先河。这两批学者在互相学习和批评中，其他新兴学科也与之建筑类型学定义明确、条理清晰并蕴含着惊人的创造力。
机器时代：城市伤疤与新类型的孕育
“工业革命”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760-1840）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870-1914），这一时期又被叫做“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西方世界从手工业飞跃完成了机器大工业的过度。这也是建筑史和城市规划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观和现代城市规划方法开始产生。建筑类型学在此时推陈出新，城市形态学作为类型学的重要分支也在蓬勃发展。
让我们来先简要了解一下当时猛烈的城市化进程和刚步入现代的城市风貌吧。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18世纪末期）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五分之四的欧洲大国。即使对于英国，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文断字。”
——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革命的年代》
19世纪初（1800年）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87亿，20世纪初，欧洲人口已经比18世纪整整增长两倍有余，达到4.08亿（联合国人口司2015年报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人口增长造成了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约1760），全欧洲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只有5个（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那不勒斯、柏林），欧洲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
40年后的1800年，已经有22个欧洲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其中伦敦（220万）、巴黎（100万）、柏林（42万）等城市更是扩张惊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都会；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新兴城市的规模也迅速扩张，广袤的新大陆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1863年，伦敦贝克街地铁站（Baker Street tube station）内景。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地铁站。1801年到1851年伦敦人口翻倍，达到约200万。日益增加的人口导致通勤不畅，大量马车、的士、小型巴士塞满了道路，数十万居民每日步行进入伦敦市区。为改善交通和居民的出行条件，国会通过了建设大都会铁路计划（The Metropolitan Railway，1863-1933实施）的提案，贝克街地铁站就是大都会铁路计划里第一座完成的地铁站。
在这个时期，由于人类与日俱增的建造经验和工程学知识，逐步瓦解了文艺复兴美学“坚不可摧”的地位，钢铁作为比石材性能更优越的材料走上建造的舞台；另一方面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进步，人们发现所谓的“古代范式”，也许并不是唯一的“美”。有些人开始思考：
“我们既然造出了轻便的钢铁，为什么要用三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定下的石头房子的范式？”
同时，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影响了城市和建筑的风貌。伴随着革命与公民宪法的影响，新兴中产阶级逐步代替了教会、国王和贵族,掌握了当时的话语权，公民意识逐渐觉醒。
欧洲的城市空间不再以高墙围绕的、封闭的、私有的贵族宅邸、教会修道院为主，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新建的博物馆、法院、歌剧院、议会大厦、公共图书馆、工厂、地铁站、火车站、露天集市、摩天大楼等新类型建筑开始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出现。
法国国民制宪议会标志（asamblea nacional constituyente francia）。1789年8月4日，在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取得一定成果后，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决议通过一系列决议从根本上取消封建制度，包括废除一切封建制度（贵族、教会）的不动产所有权、废除王室对皇家森林和所有的狩猎场的所有权，废除国家支付给教会、教堂和牧师的报酬，废除私人和教会法庭等。这些法律传达的公民意识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但19世纪的欧美的城市环境又是极为恶劣的。一些街道上粪便、垃圾随处可见，瘟疫、贫穷、高死亡率充斥着欧洲大都会的贫民区。
城市的贫民区居住着大批贫穷的公民，他们从郊区和农村辗转迁徙而来，进入工厂工作。工厂排出的废气、煤烟、毒素毒害着很多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资本家的压榨又使得工人长期营养不良，大部分工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平均寿命甚至不满30岁。后来他们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工人|无|产|阶|级”。
约18世纪后期，英国伦敦的城市贫民窟。版画，作者不详。
轧铁工厂（Das Eisenwalzwerk ），德国柏林美术馆藏。1872-1875年，阿道夫·冯·门泽尔（Adolph Von Menzel，又译为门采尔，1815-1905年）绘。阿道夫·冯·门泽尔，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国现实主义画家，这幅画中，熔炉里的滚烫的铁水，四散的浓烟，监工的严密的巡视，工人简陋的午餐，老年工人的疲惫挣扎仿佛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后期噪声隆隆的轧铁厂。
简单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当时真正的“无|产阶|级”过得有多悲惨。1842年到1844年期间，当时年仅22岁的青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从德国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织厂当总经理。在那里他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研究英国无产阶级公民的生活条件。他通过亲身经历和调查，以数据形式记录了居住在贫民区的英国工人惊人的死亡率和平均寿命：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1人死亡。”
“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5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
“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约1910年，美国某纺织厂雇佣的童工赤脚在纺织机上工作，摄影师Lewis W. Hine。由于童工身材幼小灵活，而且不会反抗，大量从事扫烟囱（经常发生意外落入烟囱中烤死）、挖矿、船舱焊接、纺织等工作，这些童工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5-18个小时，最小的只有5岁。2010年出版的小说《巨人的陨落》中，描写了威尔士少年比利作为童工下井挖矿的经历，这种经历在工人家庭相当常见。
工人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生活状况竟然如此窘困可怜。城市化带来的巨大人口迁移使城市从此成为了大部分人类生活的中心场所，也成了各种矛盾发生的主要场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引发了欧美各国空前的社会矛盾，工人罢工时有发生，也促成了共||产主|义思|想（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本质上是共享经济和集体主义）的诞生。
由于贫民窟卫生条件差而引发的瘟疫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大量死亡（如英国伦敦1842和1849年的大规模霍乱），如何建设城市并改善城市环境成了摆在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面前的难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十九世纪的一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学者们开始思考城市的当下和现实，积极地对公共空间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且积极参与到城市议会的决策中，通过立法、制定城市发展方案来致力于解决因城市扩张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
1909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住房与城乡规划法案》( Housing & Town Planning Act 1909)，被视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法案，“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一词也第一次被发明，出现在世人眼中。
一类建筑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和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时代和社会造就了建筑类型，正如后来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1931-1997）在《城市建筑学》第四章的小标题所讨论的议题“政治就像一种选择”（La politica come scelta），建筑类型只不过是社会组织、政治意识所赋予空间在建筑和城市风貌上的一种投射，如：
古罗马的民主代议政治需要经常性的举行公共集会，法院、议事厅需要能容纳上千人的公共空间，Basilica（古罗马时期原意即为法院，后被基督教借用为“宗座圣殿”的意思）这种大型矩形空间类型因此而诞生；
君斯坦丁巴西利卡（The Basilica of Constantine ）又名 Aula Palatina，公元3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建立，1844-56年根据罗马遗迹修复重建，保留了很多罗马时期的建筑特色，如杉木的天花板（即中国木建筑结构中的“平棊”）。现在为世界遗产“特里尔的古罗马遗迹、主教座堂和圣母教堂”的一部分。摄影师：Berthold Werner
两千多年以来，天主教对基督教义的严格遵守，使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堂都呈现拉丁十字的平面类型；
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政治选择必然会孕育出新的类型。正如日后建筑师、结构设计师、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柯布西耶的老师）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1874-1954）所总结：
“富有生命力的建筑，应当充分体现其时代特征。”
▼
深度的发掘：建筑起源与类型本质
18世纪中后期，“现代考古学之父”温克尔曼等人（参见《建筑类型学的源与流<一>》）重拾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追随者。
他们像文艺复兴精神致敬，在装饰、建筑（代表人物：托马斯·杰斐逊）、绘画（雅克-路易·大卫、安格尔）、家具、文学（代表人物：布瓦洛）、音乐（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雕塑（代表人物：卡诺瓦）、戏剧和音乐等众多领域掀起一股热潮（新古典主义音乐相比其他领域可能时间上稍微滞后一些），这股复古之风被称为“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流行于法国的帝国风格（The Empire style ）和流行于英国的亚当风格（Adam style）都受到新古典主义的直接影响。
安东尼·卡特梅尔·德昆西（有中文翻译简称为德昆西，Antoine-Chrysostome Quatremère de Quincy ，1755– 1849）是众多新古典主义者的其中的先锋人物，早在1791年，他就模仿罗马的万神殿范式，亲自操刀将巴黎城区的圣-日芮维埃芙教堂（Ste-Geneviève）改造为了安葬法国文化名人的陵墓——先贤祠（Panthéon）。他的思想对日后奥斯曼更新计划（巴黎改造）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建筑师、艺术理论家、共济会会员、考古学家、失败的政客安东尼·卡特梅尔·德昆西。他还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泰斗级人物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好基友，两人青年时曾同游那不勒斯。前半生政治上的失败使德昆西转而潜心学术。
以德昆西为首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认为，必须对建筑类型的语义进行定义，一定要从先前的历史中找到欧洲传统建筑文化中生生不息的部分，推成出新，才能设计出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和本土文明一脉相承的建筑。
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传统文化的作用不言自明，类型本质必须从源头予以阐明。作为一个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建筑师，他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建筑的历史，而是建筑的起源。不但研究实体的古老建筑遗迹，还要研究“建筑”和相关概念的起源和语义变迁。
为了这个理想，德昆西皓首穷经于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希腊、埃及出土的古物之间，于1785年完成论文《埃及建筑》（De l'Architecture Égyptienne），首次提出埃及建筑对欧洲建筑起源的影响，这种实事求是、开明地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令人敬佩；他也是最早提出“古希腊大理石建筑并非裸露的纯白色大理石，而是大规模运用了彩绘装饰”（这种彩绘装饰被称为“Polychrome”）的学者，随着考古学的进步，这一观点现今早已成为学界共识。
彩绘希腊多立克柱头复原，选自《Kunsthistorische Bilderbogen》第一章古代艺术。
1832年，他撰写的两卷本《建筑学历史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rchitecture ）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两百多个建筑学基本词汇（或者可以称之为“概念”），根据这些词汇的词性、含义、源流（一般源于希腊文、拉丁文）、语义变迁逐条进行了严谨地解释，并给出了这些词语在文献中出现的索引，不遗巨细的、学究般的治学态度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这本重量级的书中，“类型一词第一次被精确定义”（William John Mitchell《建筑设计的思考》中评价）：
“'类型‘不是指被精确复制或模仿的形象，也不是一种作为原型规则的元素。从实际建造的角度来看，原型（Prototipio）是一种被依样复制的物体，而类型却正好相反，人们可以根据类型构型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原型中的一切都是精确和给定的，而类型中的各个部分的多少却是模糊的，因此，对类型的延续需要情感和精神。”
——安东尼·卡特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 ，1755– 1849）《建筑学历史词典》下卷；后被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第二章引用。
1832年版《建筑学历史词典》第二卷，第629页，类型（Type）一词的建筑学定义首次出现。图片为笔者自制。图书来源：法国国家艺术史研究所（INHA）数字图书馆
同时期另一位巴黎建筑师、巴黎高等理工学院的教授的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 1760 –1834）于1830年出版了同样大部头的《古代与现代各类大型建筑汇编：它们的美丽、尺度和独特性》（Recueil et parallèle des édifices de tout genre, anciens et modernes : remarquables par leur beauté, par leur grandeur, ou par leur singularité, et dessinés sur une même échelle），将“类型图示”运用到教学中来，迪朗开创了用抽象图示解释建筑构成的先河。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建筑系建筑的精确体系图版21号》（Précis des leçons d'architecture donnés à l'École polytechnique）迪朗，1830。
另一位比他更为年轻的建筑理论家，也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的泰斗级人物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巴黎圣母院、卡尔卡松城堡的修复者）继承了德昆西的理念，仿照德昆西的《建筑学历史词典》的格式，溯本求源，编写于1868年出版了厚达10卷本的《从11世纪到16世纪的法国建筑辞典》(Dictionary of French Architecture from the 11th–16th century，国内译本简称《法国建筑词典》)，这本书是如此的影响巨大，也是如此的厚、如此的贵，差不多90年后，根据柯布西耶日记，年轻的柯布西耶把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积攒的第一份薪水用于购买此书。
类型学的语义根基这时已经悄然间被夯实了，类型学的源头已逐渐明朗，而且来源是清晰的、严谨的、精确的、经得起推敲和长期考证的，这将成为启发之后无数建筑师的理解建筑的基础概念，将如一颗恒星般发出恒久之光。
▼
广度的延展：城市形态学
19世纪初期开始，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欧洲的各大城市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各国政府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加大对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和卫生、城市美化和社会福利的投入。类型学的研究从建筑范围拓展到聚落和城市形态（然而这些欧洲城市和日后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还是规模有限。1990-2010年间，中国的城区总量扩张3.31倍。数据来源：《中国 1990~2010 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城市形态学开始发展。
简单来讲，城市形态学（morfologia urbanistica）就是城市或街区空间的类型学，研究城市的起源、演进和空间特征。
相较于建筑类型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宏观，涉及人群更多，必须直面城市面貌、未来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问题，责任也更为重大。
不同的城市因地理、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形态。城市规划得从城市形态分析开始，由空间感知和居民生活功能入手。所谓“旧城改造”，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城市形态和面貌的部分摧毁与重建。
作为改造者来说，不但应该考虑现在，也要考虑过去和未来。否则杀鸡取卵般的短视之举（如为了降低投资成本而降低路网密度、拆除历史建筑）虽然能取得短期的功效，长期必将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高昂的维护成本，同时造成城市面貌乏味，缺乏历史底蕴和活力）。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
最为崇高之事就是公民的美德与幸福。一座城市应该建设的给予公民安全感与幸福感。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城市规划可以是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分配，缓和城市交通、人口、经济的矛盾和压力，为城市公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创造环境。但是，到底怎么科学有效地规划，是一个问题。
大约1850-1870年间，巴黎率先垂范，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进行了富有创见却后来毁誉参半的奥斯曼巴黎更新计划，简称巴黎改造。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早年间流亡英国，对英国的公园羡慕不已，他在对奥斯曼的私人信件中提到：
“我们应该在巴黎各区内争分夺秒搞绿地建设，公园要尽可能多。我们要为巴黎市民服务。要知道在伦敦，不论富贵贫穷的家庭，都已实现能在公园里安心休息。”
——帕特里斯-德-门卡（Patrice de Moncan）著，《"Le Paris d'Haussmann》（奥斯曼的巴黎）一书中奥斯曼回忆录片段。
巴黎改造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拥挤的脏乱的中世纪街区（哥特街区）、修建宽敞的街道、林荫道、大的公园和广场、新的下水道，喷泉和建设水渠以及向巴黎周围郊区拓展、为巴黎工人们建立的廉租房项目（拿破仑城，Cité Napoléon）等涵盖了巴黎各方面的巨大工程。这些工程由政府委托景观、建筑、园艺等方面的专家设计建造和在督察委员会的督察下分配资金。
奥斯曼巴黎更新计划中的新旧城市形态变化。将部分原有小巷道去除，大部分道路还是遵循了旧城街道肌理。
在巴黎改造前的1830年至1848年间，已有7次武装起义和暴动在巴黎市中心爆发，特别是在位于市中心的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附近和圣女日南斐法山（Montagne Sainte-Geneviève）的附近更是居民起义的高发地带。这些地方的街区的人民已采取了用石头铺路、在狭窄的街道设置路障，但最后还是被军队所拆除。在改造大部分完成后不久，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巴黎发生了由工人领导的巴黎公社革命，统治巴黎2个月后遭到政府军的反攻。而改造后的大道使得巴黎公社社员无险可守，只得在不同的街区各自为战，很快被逐个击破。宽阔的街道是很难进行巷战的，巴黎改造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历史进程。
奥斯曼巴黎更新计划，城市形态形态变化
普遍的意见认为，奥斯曼改造的大部分是成功的。城市形态的变化控制在了平衡的范围内，文物古迹几乎全部得到保留，少部分还进行了修整（圣礼拜堂、巴黎圣母院、巴黎司法宫），新修、拓宽道路40多千米，植树60万棵，绿地2000多公顷，开辟广场24座。
《雨天的巴黎街道》Jour de pluie à Paris，1877。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1894）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尽管小部分老巴黎人至今念念不忘那些拆除的中世纪街区已经永远不可能复原，但改造后的巴黎，是充满活力的思想碰撞之地，烟云繁华之城，古典与现代、保守与先锋结合的如此戏剧性。
巴黎又被誉为“流动的盛宴”，这种气质立即吸引了当时世界上最天才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定居，包括莫奈、
《雨中的歌剧院大道》（Avenue de L’Opéra），1898，毕沙罗。画家毕沙罗在这一时期旅居巴黎，他多次在改造后的Avenue de L‘Opéra（歌剧院大道）写生。
《un balcon》（《阳台》）1880，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1894）绘。地点位于巴黎奥斯曼大道。表现了巴黎普通绅士的午后生活，唯有巴黎有如此多的宽阔的林荫大道。
1885年6月1日，巴黎改造后的香榭丽舍大街，维克多·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灵车过凯旋门，并在凯旋门停放一夜。法国总统儒勒·格雷维为为雨果举行了国葬，举国致哀，超过两百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将新整修的d'Eylau大街（巴黎第二长大街）改名为雨果大街，后被安葬于安东尼·卡特梅尔·德昆西设计的先贤祠。摄影师不详。
与实践同步，理论也在同步发展。一些著名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约1823-1900）、乌托邦式的规划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1898）、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1890-1900）、组合城市（conurbation，1915）等。
奥地利城市规划学家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又译为西蒂，1843-1903）就是最早一批对城市形态学及城市空间进行分析的建筑师之一。他1869年毕业于维也纳科技大学，年轻时比较文艺，沉迷艺术和诗歌。他是最早一批对城市文脉（context）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试图找出那些城市空间之所以经典、丰富、有趣的原因，认为广场对于欧洲城市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相信好的城市规划会使城市空间由内而外勃发出某种优良品质，从而对居民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他曾经去埃及、北欧、德国、意大利、法国、希腊游历，认真研究这些类型丰富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的研究在德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汇“Stadtbaukunst”用来描述）
，并绘制了297个城市空间案例，着重研究了建筑、空间、在地性关系，乃至立面、临街空间、建筑内外的过渡等问题，从空间语言、交通、卫生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1889年，卡米洛·西特把这些广场空间形态进行了划分，系统地整理成《遵循美学原理的城市设计》（From City Planning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 )一书，此书出版以来短时间内再版多次，并被译为多国语言，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经典名著。
在出版后的近百年，这本书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被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讨论过，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柯布西耶对此书的观点进行批评，认为西蒂的理论忽视了城市的复杂性；书中的一些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又被哲学家、结构主义学者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所推崇。
Camillo Sitte, 中世纪城市空间形态研究(Study of Medieval Plazas)，《遵循美学原理的城市设计》（From City Planning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 )，1889年版。1944年，英文版由埃利尔·沙里宁作序出版。1990年本书中文版由仲德崑翻译英译本，齐康校对。
速成城市（instant city）曼哈顿的发展肌理。该图像十分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不同时期城市肌理的差异。 由图像下方早期的沿河岸的自组织规划转变为城市扩张时期的网格形态的规划。依照后来阿尔多罗西的研究网格状是城市急剧扩张状态下（殖民地城市、北美新建城市）的几乎唯一的状态。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新城建设都呈现网格状。
▼
实践的经验：建构与建造
20世纪在召唤着年轻的建筑师们，之后欧洲建筑的辉煌更像一种厚积薄发的馈赠。即使后来面对毁灭的灾难，绝大部分欧洲人也能清楚意识到传统建筑的精神价值，相信这离不开德昆西、勒-杜克等一大批学者数十年如一日所做的枯燥工作和人文主义学者坚持不懈地向公众传播。
同时，建构学（tectettonico）也对类型学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影响，建构是建筑构成的内在逻辑，类型是建筑构成的呈现。其实这种严谨的逻辑从十九世纪初的米利奇亚（Francesco Milizia）和布扎体系的迪朗就开始了，建筑师开始真诚、科学地直面材料的特性。
在19世纪，建筑材料的革命，铸铁结构和混凝土的初步实践造成了建筑原型的变化。建构代表着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的精神似乎隐约预示着一种更加务实、重功能性、去装饰化的建筑类型的未来，不过这种趋势一直在欧洲，尤其是法德地区低调地发展，直到1930年代，全球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才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参见弗兰普顿《建构文化研究》、德普拉泽斯《建构建筑手册》）限于篇幅，不会专门开辟章节，建构会穿插在本系列后面的两、三篇文章中。
参考资料：
书籍：
《联合国人口司2015年报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革命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
《 Housing & Town Planning Act 1909》
《Kunsthistorische Bilderbogen》Leipzig, 1879
《建筑设计的思考》，William John Mitchell
《"Le Paris d'Haussmann》，Patrice de Moncan
《城市建筑学》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城市建设艺术：循艺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卡米洛·西蒂（Camillo Sette）
《建构文化研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i Principi Architettura Civile》，Francesco Milizia
论文：
《中国 1990~2010 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王雷等。
尾话：
这篇文章拖的时间挺长，后面的文章打算写欧洲战后、日本和中国的类型学，资料已经在看了。本文得到米兰理工大学教授Pasquale Mei先生的帮助，在此致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和阅读。
_完_
推荐阅读：
作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