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不同而和”是两岸学术界最难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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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字▽

黄克武 | 台湾 | 两岸

2016年岁末和2017年年初，由王建朗和黄克武联合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两卷四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入选2016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100本初选书目，也跻身年度好书评选。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是两岸学术界首次合作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其编写计划最早于2010年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提出，这套250余万字书籍的57位作者中，34位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堪称集结了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素有研究的学界一线精英翘楚，体现了两岸学者合作的新成果。

两卷四册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艺术特写照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有几个突出特点，比如：

以专题研究形式，体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着重体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个案解读、历史诠释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注重其学术性与前沿性；

面向学界同行，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特点，亦考虑到大学本科以上学生及社会大众读者的学习需要和阅读兴趣；

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经济、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领域的新视角与新趋向。

黄克武先生曾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现为该所特聘研究员，是台湾学术界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生代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作为主编之一的他见证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诞生的全过程。

另外，黄克武还透露，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深入合作的抗日战争史集体撰写项目现已启动。

记者还了解到，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将出版由已故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生前领衔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套中国大陆首部大型抗日战争通史共8卷约400万字，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现任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撰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也即将出版，1912至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此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反侵略贯穿期间，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提起中外关系史，人们就会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转变。

黄克武研究员多次赴北京进行学术交流，建立起两岸文化沟通的桥梁，他最近在出席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蒋中正、陈诚与胡适：以“三连任”问题为中心（1956—1960）》，引起学界热烈反响。

黄克武

                    两岸学者交流就

应该“你侬我侬”

Q | 特约记者 钟生   A | 黄克武

作为一套史书的撰写，《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许多新颖的地方：

一是著史结构的创新。这套书采取了“剑桥史”的著作方式，用一个专题性的架构把整个近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学术发展做了一个全方位和系统性的展现；

二是两岸学术界交流的进步。主编之一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克武指出，在这套书里，大陆学者的观点和台湾学者的观点差不多，看不出来哪些是大陆学者写的，哪些是台湾学者写的，说明在很多问题上，两岸的研究与共识已经相当接近了，“不同而和”也是两岸学术界最难得的精神。这自然得益于两岸学者之间坚持交流的成果，而这种良好的交流环境也同样得益于黄克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学术界的积极互动。

除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外，黄克武也正在组织“抗日战争史”的启动计划，这套著作也同样将由两岸学界合作完成，黄克武就像一座横跨海峡学界的“桥梁”，让历经三十年的两岸的学术交流在彼此的同与异中融汇，打造更有价值的史学成果。

这套书成功的重要因素

是大陆对台湾学者观点的肯定

Q：作为这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主编之一，能否回忆一下您所亲历的两岸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界早期交流的历史？

A：如果用汪朝光兄接受记者访问时概括的四个字来说，就是“水到渠成”，这四个字非常贴切——过去三十余年之间，两岸学术密切交流，金冲及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所前所长张海鹏兄等都是亲历者。

金冲及先生跟我的老师张鹏园先生渊源很深，1996年我第一次陪张先生来北京访问。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张先生来北京，金先生到他下榻的宾馆去看他，谈了两三个小时，金先生当时在宾馆房间里忍着烟瘾一根烟都没抽，一出房间立刻就抽了一根烟，张先生对此印象很深刻。

△金冲及

我们这一辈台湾中生代学者其实也都受惠于金冲及先生、杨天石先生等上一代大陆学者的耕耘和努力。有一句话非常好，说这套书里面充满了两岸学者之间相互的影响。由此，我马上想到“你侬我侬”的词，可以说，这套书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学术观点在过去三十余年间两岸的学术交流之中彼此融汇，融汇于对方的学术著作之中，这套书正是见证了过去海峡两岸三十余年学术交流的历史。

△杨天石

***

Q：能否谈谈您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个项目启动和结项以来的心路历程？

A：如果说这次集体撰写是一次成功尝试的话，蕴含其中的一个根本精神让我自己也非常感动，那就是，以王建朗兄为首的大陆历史学界，充分尊重我们台湾学者的历史见解。这一点，的确是这套书成功的关键，因为两岸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前三十年双方接触比较少，所以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还是有很多差距。这个差距跟国共两党的党派意识有关系，也跟不同的学术环境、不同地区对于传统的一些态度也有关系。两岸史学界慢慢开始在相互影响中已逐渐有些沟通跟共识产生，包括对于晚清、抗战等时段的历史的不同看法，对于国军在抗战主战场贡献的看法，对于蒋介石先生功过的看法，这些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

当然，毕竟双方学者之间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在最后看定稿时，看到台湾学者相当多的观点基本上都受到包容、重视和肯定，这也是这套书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套书是真正的两岸合作，虽然合作中有不同，但是能“不同而和”，这是学术界最难得、最宝贵的精神。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书的主编黄克武（右2）和王建朗（左2）出席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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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集体撰写前后历时整整六年，在宝岛台湾，它经历了从马英九第一个任期的末期直至他第二个任期结束，请问这一庞大项目最初是怎样启动的？台湾的21位学者又是怎样加入进来的？

A：我还记得201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兄带队到台北来谈这个事情的情景，从2010年开始启动之后，台湾方面的学者对此是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而且是全力以赴地做这件工作。所以，在参与撰写的21位台湾学者里，基本上是由北京方面主动邀约的，我们所的同仁占了多数，当然还有台北的政治大学历史系、花莲的东华大学历史系、台中的东海大学历史系等台湾各大学对于近代史研究比较有心得和成就的学者。

2013年，我们在北京的稻香湖开了一个会，就全书的体例、名词的统一以及哪几个章节还需要邀请作者等，都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大陆和港台作者之间彼此互审，彼此交换着看对方的初稿并提出意见。因此，这套书在程序上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最后呈现出来的相对来说是迄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高的学术水平。

这套书有两个章节

较清楚地定位了台湾历史架构

Q：这套书出版之后，在大陆引发热烈反响，在台湾地区的反响如何呢？

A：《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台湾的媒体也有报道，比如“统派”的《中国时报》，但《自由时报》不会报道这个（笑）。在政治多元的情形下，台湾的统独之争的意识形态对立还是蛮明显的，“独派”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叙述，他们认为近代以来台湾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外来政权，他们要追求自己所谓的“主体性”。

这套书在台湾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面，比较受到“统派”的关注，比如，《中国时报》的报道里也认为它为中华民国留下了历史，肯定了这套书的一大贡献。

Q：这套书对于台湾地区的历史有多少介绍？

A：《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里有两个与台湾直接相关的章节，晚清卷下册的第27章“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由“中研院”台湾史所前所长许雪姬研究员撰写；民国卷下册的第30章“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由“中研院”台湾史所现任所长谢国兴研究员撰写——谢国兴是我在近代史所的老同事，后来调到台湾史所当所长的。

在1949年之前，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在1895年到1945年之间，台湾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对此，在台湾的历史论述里面一直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强调日本是强据台湾，我们称之为“日据时代”。在“日据时代”，有大量的在台湾的汉人，他们一方面在继续学习汉文，上述“祖国去来”的现象在日据的50年间是一直存在的。“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这一章也讲到战后的两岸往来，台湾在大陆的边缘，两地的人口流动和来往是蛮多的。1945年之后双方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二二八事件”带来的影响。

不管怎么样，《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套书里加上“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和“祖国去来：日本统治与光复初期台湾人的两岸往来”这两章，才是比较完整和丰富的，台湾近代以来的历史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架构里面就有了比较清楚的定位。

△日据时代明信片上的台北街景

对历史解释的新意

是这套书的一大特点

Q：您觉得这套书主要有哪些特色？

A：这套书在历史解释的新意上面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在晚清史的部分对于改革跟革命做了更合理的定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可过去三十年来我们通过对立宪派、改革派的研究发现，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当时的革命派跟改革派共同努力的成功，这是这套书在晚清史上所做的很大的一个新的诠释。对于晚清新政，这套书有非常细致的琢磨，它认为晚清新政的失败并不是像过去习惯所说的那样是清政府没有诚意，而是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在里面。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论断。

过去常说北洋政府非常坏，这些年也开始有一些学者说它的好，因为北洋政府的相关档案大多在“中研院”近史所，于是能够开始做新的定位，对于北洋政府开始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估，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它的成就，特别是在内政、司法、外交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对于国共两党，这套书也做了一个比较公允的陈述，避免以国共两党本身为本位的叙述。这套书以政治史为主轴，但是加上了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部分，以政治史加上周围这些部分，结合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不但有大人物的历史，也有社会结构的历史，还有小人物的生活，整体上组成了比较完整的形象。

这套书还把台湾近代的变迁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大的主架构之下，由此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学者对此的想法。诚如有媒体在这套书出版后所评述的，它基本上代表了史学前沿，所邀请的学者都是恰如其分，行文新意迭出；它比单个人写得详细，适合大众阅读，也适合高校老师作为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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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通过主编这套书，您也看到了两岸学术界都在进步。

A：是的。两岸学术界近些年来最大的一点进步在于，看彼此的书，因为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双方都没看到对方的书。我对1993年第一次到广州开会的感触特别深，当时能看到的台湾的书还不是很多，我的老师张朋园先生的代表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跟《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当时已经出版很久了，可是我们大陆这边看不到。当时会议里面有好几篇论文处理的主题跟梁启超是相关的，我那时候就说，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多看不同地方的学术研究成果，先做学术研究成果的回顾，然后再提出新的问题，这在当时也引起了蛮大争议。

后来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强调这一点，能够更开放地看彼此的书，这是两岸学术交流的一大突破。自1993年迄今这二十几年来，我自己的书也有四本在大陆出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现象。在彼此看对方的书之后，才能够交叉改错，看到自己盲点的可能性才能增加。这二十几年来，我们彼此看对方的历史，台湾也引进了相当多西方学术的观点，学术越来越开放，学术自由会促成对历史事实和真相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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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这套书里，两岸学界有过怎样的分歧？

A：抗战史是两岸史学研究中分歧最大的，好在目前两岸学界基本上已经肯定了“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贡献，这一点是几年来双方积极互动的一个结果。

两岸合写“抗日战争史”

计划已经启动

Q：这套书是两岸学术交流的一个重大成果与突破，两岸历史学者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研究课题交集与合作可能性？

A：这套书出版之后，海峡两岸很多媒体有报道，我在网上也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张海鹏先生写的很好的评介，他谈到，这套书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鉴史观三个方面跨出了一步，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准的描述。

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是2015年11月7日“习马会”在新加坡会面所达成的非常重要的共识，也是两岸在这次会面之后所做的具体的事情，这是两岸近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套书如果说超越了以前各种各样的历史叙事，包括早前大家所熟知的诸多版本的近代史教科书，其最大的一个贡献，是能够充分利用近三十年来所开放的各种各样的史料——近三十年来可以说是史料爆炸的时代，近代史方面新的史料出现得非常多，海峡两岸在这方面的利用上都有很深的进展。

当然，我也必须很遗憾地说，最近台湾“国史馆”开始出现一条不友好的规定，即不准大陆和港澳学者去“国史馆”看档案。这一举措出来之后，我们台湾近代史学界也非常努力地表达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也发表了抗议的公开宣言，也在找“立法委员”开公证会，希望会有一些调整。史料是天下的公器，应该尽可能地开放。过去，台湾地区在这方面是“模范生”，这次反而表现最差，将来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希望“国史馆”能够跟“中研院”近史所和台湾其他学术单位一样，开放近代史的档案给大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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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认为两岸的学术交流还需要有哪些改进？

A：台湾现在有一个民间的“近代中国史学会”，我目前是这个学会的理事长。步平教授生前就曾倡议，两岸合写抗日战争史这件事，可以通过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我们台湾“近代中国史学会”的合作来实现，等于是借用民间的力量来彼此合作。这样，基本上不会动用到官方的资源，在合作上是可行的。两岸合写“抗日战争史”的计划已经启动。

目前，台湾的党争的确对于两岸关系有比较负面性的影响；对台湾旅游业的冲击也很大，我听人讲阿里山、日月潭的大陆观光客都没有多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学术文化的交流就更加重要，因为民意如流水，台湾政坛可能不久之后又马上发生轮替了。在学术文化的交流上，两岸都应该继续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和努力。

在此，我也想特别表达对于步平先生的怀念，两岸合写“抗日战争史”的计划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他给我写电子邮件、打电话非常多，我们双方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具体怎么样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怎么样在未来五年之间不断召开学术会议，很遗憾他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件事情我们会跟建朗兄领导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继续合作，希望下次见面时，我们会端出两岸共写的抗战史。

文字  |   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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