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太平洋的轮值老人

作者：李文隽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老伴老伴，老来相伴，现实却是，国内一半，国外一半。

罗德裕凭借文字特长在部队上担任了半辈子的宣传工作，2008年8月，美国的孙儿降生时，面对2000美元一个月的马来西亚保姆和1000美元一个月的大陆保姆，他凭借“九五年的大孙女我从八个月就开始带”的履历“竞聘”成功。但老伴因工作原因不能长时间离开，老两口无法一同前往。自此之后，老罗在太平洋上空往返6次，和老伴周渝膺在中美之间开始半年或一年的轮值。

老罗变不成Mr.Luo，老周变不成Mrs. Zhou

“请你借给我手机！”老罗在美国转机的机场大声念着这句中文，用手势比划出电话放在耳旁的姿势——他不喜欢手机，老伴和儿子给他配的手机丢了两部。尽管一句英文没说，他总能靠着挥舞手上的登机牌，在异国的机场找到好心人把他带到登机口，当然25年老兵的观察力也不是一点作用不起——候机的人反常地变少时，他就知道登机口肯定变更了。

老周在美国时也可以在大华超市、印度商店、墨西哥商店自由购物，不用一句英文，“我选中了哪个东西，如果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拍个照回来让儿子看，下次再去就知道了”。

手势候机和延时购物基本可以解决面对英语母语环境时他们的所有困境——不得不独自面对外国人的也只有这两个场景了。尽管身在异国，两位老人仍旧浸润在中文环境中，不是跟着儿子一家出行，就是寻找华人社群。

除了看孩子和准备一家人的晚饭，从医32年的周渝膺从学佛里重新找到使命感与异国的归属感，“有一句话触动了我，现在是佛法的末法时代，我觉得佛教是一个文化不能中断，我得要学。”她主动把参加佛学广论研讨班的时间增加到两天“我发现别人都在参加各种班，我多去一个班，就多认识一些人。”

班级里常到的有二十多个人，但来了将近一年，老周才认识1/3的同学，“不是他们不容易相处，是我对他们的英文名字一点没感觉。”佛学班的华人同学习惯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英文名，或者用拼音的形式标示名字——《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通过于1958年，同年作为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1944年出生的老周没学过。

除了英文名识别困难导致的被动脸盲，聊天时老周的求学之心也会被迫打断，“他们讲着讲着英文就蹿出来了，弄得我重要的地方只好叫孙女帮我看。”

从家到佛学班需要步行35分钟，一个更远的学佛中心开车25分钟才能到达，研讨班的班长与关怀员经常热心地捎她一程，“但他们没时间我有时间就不行了，也不能老去影响别人。”

罗德裕胆子大些，儿子告诉他第几站下车后就敢独自坐公交。不像无锡的81路公交每天挤满了去晨练的老人，这里公交车没什么人是常态。但漂在异乡的老罗从一辆面包车上找回一点年轻时搞宣传的“罗团长”的状态。

刚到美国时，儿媳妇担心他一个人闲着无聊，联系了一个华侨开办的老年活动中心，每周都有一辆面包车把老人们送到活动场地，并且提供一次午饭，只不过免费午餐的名额有限，需要一个人来协调管理，这时候“罗团长”就出现了。

统计人数、发放饭票…众人投出来的罗团长负责主导一切秩序。入乡随俗，罗团长每次会递给司机8美元的小费。

给小费的事儿第一次是听其他老人提起的，罗德裕和儿子一家出去吃饭的时候也观察到这个习俗，又听儿子在餐厅打过工的朋友说起不给小费的客人会被记住，下次服务时动些不干净的手脚，就更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事儿，于是他主动提出要给司机小费，“我说每人出一块钱，大家都愿意给的！”

直到儿子工作变动，要从美国南部的奥斯汀搬到西海岸的圣何塞，一起乘面包车的伙伴都舍不得他离开。罗团长靠谱，找了一个山东老同志接班，“我给你们选的老盖，老盖同志也很好的。”

老一辈的弄潮儿，儿孙面前的大傻瓜

虚岁76的周渝膺有时晚上12点才睡觉，成功实施过21天禁碳水计划，花了3个月减重14斤，能熟练使用支付宝，15年前靠着孙女的一本小学生字典自学汉语拼音，是同龄人中少有的使用键盘输入法的一员，平日习惯用电脑看网站、查资料，佛学初学2年，重要的佛经知识有时要背十几遍，也能背出学佛10年的同学都背不出来的知识点……老周的求知欲和行动力没随着视力与听力的衰退而缩减。

凭借对微信基本功能的熟练运用，老周自然成为同学眼中的潮人代表。167个大学同学的微信群刚成立时只有二十几个人，老队长把动员大家用微信的任务交给了她。于是每一年大学同学的聚会，老周都在努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很多人你叫他弄微信他都摇头”，理由包括但不限于“耍麻将没时间”，“要办宽带太费钱”。在老周苦口婆心的推广下，如今的微信群成员终于扩充到了三位数。

即使排斥手机的罗德裕在同龄人中也算是网络活跃人士，北至西安、兰州，南至海南，东至上海，西至成都，只要在国内，知道聚会消息的老罗和老伴一定参加，但见到当年同事的几率总没那么高，“我们这拨的老同志一个都看不见，只有当时认识的年轻人参加。”聚会消息多通过网络传达，不善用网络的老人往往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失去联络，但网络上的静默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联系的渴求，一位老首长刚恢复联系时，每隔两三天就要给老罗打来电话，“他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放都放不下。”

老罗与老周也并非天生对新技术反应敏锐，“在爷爷奶奶这一辈还可以，在儿子孙女面前我就是大傻瓜。”2004年，周渝膺和老伴到美国看望攻读博士的小儿子时第一次开始学电脑。当时的儿子还在半工半读，结束打工后凌晨1点到家，才有时间教老周用电脑，“那种小学生写作业的本子，我记了三本。他讲什么我就写什么，因为记不住，电脑初学真的是很难的。”那段时间的老周基本等于在美国攻读计算机夜校，因为白天的自我练习根本无从下手，只有等到凌晨儿子回家，才能解决白天积攒的问题，“问了他之后我必须要赶快记住，带回去多用用也就会了。”

轮替的时间表由罗德裕和周渝膺部分决定——工作的原因，两人难以同时离开，另一半由美国的签证政策决定——六个月的短期签证，到期只能续签或者归国。

除了常规的网上续签，儿子的朋友推荐给他们另一种方式——开车到美墨边境，在边境桥的美国一端步行至墨西哥一端，进入入关的小房子——在那个拥挤的、地上坐满待检移民的地方，回答一些问题，只需等待签证官向上级请示，续签就能成功。

但如今这种轮替不得不无限期暂停——老周去年5月在美加边境重复相同流程时失败了，当签证官一脸严肃地告诉她必须按时回国时，老周反而没什么紧迫感——“我觉得克服时差太困难了，以前三五天，最多一个礼拜，最近半个月都好难受。”她选择留下来，这里有小儿子一家四口、大孙女，更想在这里好好学几年佛学。

代沟，不只存在于选择牛奶还是稀饭

尽管住在同一屋檐下，罗德裕不和儿孙辈一起吃早餐。这由生活习惯决定，年轻人习惯煎蛋配着牛奶，老罗觉着早晨还是煮蛋配稀饭更舒坦。

儿子儿媳的同事朋友间经常有家庭聚会，老罗一般会一同前往。食物、饮料与甜品放置桌上，宾客拿着餐具穿行其间，一边尝鲜美食，一边社交会友，可惜这两样老罗都无法完全享受其中。他接受不了披萨的口味，如果有华人参加的还好，可以打个招呼客套几句，否则语言不通，就更加拘束。

积攒的笑话讲不出口，活跃气氛的本领也使不上，这个时候的罗团长可能会想起在无锡时一进店门就会招呼“兰州拉面来啦”的伙计，家周围的兰州拉面馆老板他都熟。罗德裕人生的15年在兰州的部队度过，兰州拉面的记忆嵌进味蕾，融进之后的生活。

“我从小家庭生活比较苦，又在部队培养了20多年，应变能力是很强的，在沙漠里也能生活，在大山里也能生活，所以我的适应性也比较强。”尽管适应异国的日子已然六年了，但老罗这次对披萨的适应显然以失败告终。

令人苦恼的不只是佛学班同学的英文名，即使是在家里，周渝膺也不得已再度体验这样的时刻。在老周的听觉阈限内，也有一部分将她置之度外——儿孙们关于专业知识的讨论难免夹杂着英文。除此外，因为儿媳在家办公需要安静的环境，又加上美国的房子不隔音，所以尽量避免大声说话成了全家人的共识，虚岁76的老周耳背，难以接收儿孙们放低的音量，和她沟通时总会产生一连串的误会，久而久之，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也就选择不和她多说，那些不至于误会的小事儿也积压成了误会。

不过周渝膺没打算把自己完全嵌入儿孙的生活——每天用电脑浏览网站，一周两次的佛学研讨班，一片长了十几个南瓜、三个冬瓜、青菜、空心菜、厚皮菜、苋菜、青菜的菜地，“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但想到大洋彼岸的老伴难免遗憾，“年龄大了以后我也有一个感觉，觉得互相有点离不开的样子。因为跟孩子之间的代沟是明显的，和孙辈的代沟更明显。我们的爱好还是和老公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讲的话，还有各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才体会到这句话，‘老伴’老了以后就是个伴。”

这种感觉在这一年里愈发强烈，去年的4月，独居的老罗在无锡的家里吃饭时发现自己“吃东西漏出来了”，进而意识到一半的脸都失去了知觉，被医生暗示可能是脑梗前兆，必须要通知家属并且转院后，老罗还是没和任何人说，坚持独自前往，坐公交转院、挂急诊、排队两三个小时…

即使地理上离他最近的，乘车10分钟就能到达老罗住所的儿媳妇也是事情解决后才得知的消息，“我怕增加她的慌乱，小毛小病我不告诉家里人的。”远在美国的老伴周渝膺，当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才从微信对话框里得知这则消息，“我一听急了，千万别脑梗了”，还好经过检查排除了脑梗的可能，只是神经性面瘫，最后也恢复得不错。

美国的签证过期，不想再折腾一趟的老周没再选择赶乘回国的飞机，成了“失信人员”，意味着一旦回国就再也无法办理美签，周渝膺是这样打算的，“回去的原因其一是老罗病了，我必须要回去，二是我病了，这里也不是养病的地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最后还是我们两个人互相照顾，因为年轻人要上班的。”

儿孙辈是老罗与老周退休后人生落点的指向标，也永远是他们的骄傲，是让他们兴致大开的话题：1995年出生的孙女如何独立搜集留学资料、考取语言成绩、申请学校，小儿子1999年如何拿全奖出国，人到中年又如何保持着让吃过苦的老一辈都感叹的精力——在Uber工作的儿子晚上九点下班到家，吃过晚饭睡到凌晨12:00就起来工作，工作到凌晨3点，4点，有时候到5点，6点，然后再睡几个小时，9:30起床。“他的精力就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很忙，但他们真的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精力旺盛”。

谈到更喜欢中国还是美国的生活，周渝膺的语气变得坚定而紧凑，“中国穷也好富也好，那是养大我的地方，虽然父母都去世了，还有我的哥哥弟弟，我的朋友、同学。我一辈子不管是欢乐也好，痛苦也好，都发生在那。哪怕是以前的困难时期，我们回忆起来都不是痛苦。”

12月19日早上六点，周渝膺从圣何塞的家里起床，八个小时后，当她结束了每周四的广论研讨班，即将准备一家人晚餐时，罗德裕开始在窗台前等待12月20日无锡的晨曦；他们的上一次通话发生在一个月前，其余时间通过微信对话框进行着有时差的交流；他们都不认为自己孤独与无聊，只要没有病痛，他们的生活就是独立而充实的…

这样的生活持续至今已有11年。

*头图购买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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