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②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知者自知

余英时回忆录②

四

　　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包括我在内。我从十九岁（1949）便开始自我放逐，中间过了二十多年的“无国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这一大事之赐。我当然不可能在此对这一大事作深层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自幼年以来怎样一步一步认识共产主义，和前面谈五四运动的方式大致相同。不过，我必须强调，这里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以亲身所见所闻为根据。 
　　我童年有系统的记忆是从抗日战争那一年（1937）回到乡间开始的。但在乡间九年中，我从未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我只知道陈独秀和胡适是两个著名文化人物，但陈独秀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便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大概是因为乡间没有什么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触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词。潜山县处于群山之中，官庄乡更是闭塞，但是，我们乡下人却与“共产主义”关系密切的武装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便是“新四军”。乡下年长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至于共产党所奉行的“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似乎便说不明白了，而且也没有兴趣探问。但我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新四军”即是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我不曾听过的词汇。 
　　在潜山地区活跃的一支武装力量，1938年被收编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但这支武装力量以绑票杀人著称，官庄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为什么第四支队这样凶恶呢？这必须追溯一下它的历史背景。（按：以下论高敬亭的事迹，我的主要资料来自已故族人余世仪的〈高敬亭为祸大别山区及其覆亡与翻案始末〉长文。此文后来刊行，但我未见刊本，所据为原稿影印本。） 
　　这支武装力量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高敬亭的人组织起来的。高是河南光山县一个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读书，先在乡间结交一些痞子，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岁，胆子愈来愈大，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最后在本县不能立足，他带着一群农村边缘份子，窜入大别山区（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边境）落草为寇。山区的百姓淳朴，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对这些可怜的乡民予取予求。同时，他们又大批抢夺枪支，扩大徒众，到1930年代中期已拥有千人左右，自称“第七十五师”。再过三四年，人数激增至数千，则扩大为“第二十八军”。这支武装力量是打着“红军”旗号展开活动的，但它和“红军”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则外人无从知悉。抗日战争发生，国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终于将高敬亭的武装力量收编为第四支队，高本人也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 
　　关于高敬亭及其徒众在官庄一带残杀百姓的事迹，我初回乡间便开始听人绘声绘影地加以描述，后来又不断有人重复谈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感。最残暴、规模也最大的一次残杀事件发生在1935年2月15日，乡人称之为“二一五事件”。这一次高派了徒众五百多人到高庄及附近乡村绑票，稍有一口饭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个肉票，逼他们共同缴纳十万银元的赎金，这当然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后，绑匪大怒，将三百多个肉票集体屠杀了。后来只有一两个年纪较小的侥幸逃脱，把屠杀的真相传了出来。 
　　“二一五事件”不仅盛传于潜山，而且震惊整个南方，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都有报导。这是因为死难者之一余谊密（1873-1935）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谊密先生与我同族而长一辈，他是清末拔贡，一直任地方官，从知县到道尹都做过。民国以后，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选为省议长，后来转入行政部门，先后出任财政厅长、政务厅长，并且一度护理安徽省长。他的官声极好，为人正派，尤以清廉为人所敬。1930年代初退休后，由于经济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从安庆迁回潜山林家冲（与官庄是紧邻）。他的被害特别惨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孙也同时遇难。当时报纸对他一门三代被杀之事特加渲染。我这样介绍谊密先生并非出于宗族之私，最近编成的《潜山县志》（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中有他的传记，并无一字贬斥，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庄时，“二一五”惨案才过去两年，还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乡人谈论得最多的话题。由于高敬亭一向打着“红军”、“革命”的旗号，后来又被正式收编为“新四军”，所以，“二一五”这笔帐是记在“红军”或“新四军”身上的。但据最近关于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嵘：〈枪声，在这里回响——高敬亭将军传略〉，《新华文摘》，1989年7月8日），高的残暴行动也许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因为高在被收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并不接受叶挺、项英等人的领导，而且处处抗命，仍然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终于在1939年6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将高逮捕，经过三天的斗争，予以处死。 
　　但处死高敬亭以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纪并未见有什么改善，残杀人命，一如既往。我亲见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祸，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过一段时期，平格兄是乡人尊敬的医生，而且是官庄唯一的医生。但他性格倔强，不肯听人摆布。据知内情者事后透露，第四支队的人曾数度逼他合作而他坚决不肯，因此在一个夜里把他从家中抓了出来，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几个洞，他就死在家门外面的水井旁边。我清晨闻讯赶去看他，他的尸体还在原处未动。这是我早年（大约在1944年）亲历的一件悲伤的惨事，至今记忆犹新。 
　　整整九年间，从未听说这支武装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一个新世界将代旧世界而兴起。一直要等到1946年重回城市，我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样一套理想，并且有人号召青年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不巧得很，由于战后我居住的城市是沈阳，这个理想一开始便在我心中罩上了一道阴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到沈阳是在苏联红军撤走后不久，而苏军的奸淫抢掳在整个东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愤怒，我从本地同学口中听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简直无穷无尽。 
　　我最早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在从沈阳迁回北平以后。1947年年底，沈阳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离开。在北平住了十一个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华北局面又重蹈东北的覆辙，于是全家又离开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这十一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因此才接触到当时最敏感的思想问题。我又爱读当时一些流行较广的期刊，如《观察》、《独立评论》、《新路》之类，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论题，详情留待后面再说。 
　　回忆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长十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三年级。其实我们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后便已参加了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1949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且是北大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北平的学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发动起来的，不过每当大批学生在街上示威游行时，他却从不参加，往往在我们家中吃茶聊天。我们当面戏称他为“职业学生”，他也付之一笑。 
　　1946年在东北时，他也常往来于北平与沈阳之间，名义是“跑单帮”，买卖西药，赚一点钱奉养他的老母亲（我的姑母）。我记得他在沈阳时，常常约朋友多人到我家聚会，在大客厅中关起门来谈话，一谈便是三四小时。1949年8月，我回北平时，他才告诉我当时在我家开会的都是党中重要的地下领导人，因为当时北平风声很紧，保不住身，因此转移阵地到沈阳活动。但他是一个很恳切的人，确有一股为中国寻找新方向的热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觉得他对我们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并不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还记得1948年暑假，他带着我和另一个年轻的亲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远足，从城中徒步走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我们都没有钱，各人背着一条毯子，随时在风景区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还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诚的。由于我们之间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开始研读并思考种种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是他介绍给我的。就这一意义说，他是我的一位“启蒙者”。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我自己探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我当然反对社会财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因此倾向于一种分配公平的体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某些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大企业（如铁路）应由国家经营，但是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价值。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非常激进的一群。例如对于他的校长胡适，他并不像多数左倾学生那样一味谴责，有时也能持平看待。他当然责难胡适亲美，但胡适在1947年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却不止一次加以称许。另一方面，在企图说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时，他也偶然使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我记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扬“宇宙一切皆变”的“真理”。我问他：这条“真理”也应是宇宙间之一事，它本身变不变呢？他冷不防有此一问，便很坦率地说，他的理论修养还不能立刻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是他“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表现，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并不建立在理智的认识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
　　1949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学时，表兄已是市长彭真手下的一个重要干部，负责全市青年的组织和活动，经常到各大学和党、团机构联系。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学，顺道访我而未晤。事后有人告诉我：项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说是你的亲戚。我初闻“项子明”之名，为之茫然。几分钟后我才省悟，原来这是表兄的党名。但这时他已成忙人，我再没有机会和他深谈。后来在文革初期，海外报刊有关于所谓“北京畅观楼事件”的报导，记述了他反对毛的言论。不用说，他必已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 
　　我最后一次和他聚会是在1980年代初的纽约。那时他以北大代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访问各大学，在西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东岸的哈佛大学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于事前约定，我们在纽约畅谈了两天，这是分别三十多年以后的重晤，彼此都不胜感慨。这次他虽然是官式访问，所到之处皆获礼遇，但他的意气却相当消沉。在谈话中，我终于发现，他在文革后并不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北大已是一个冷衙门，何况他还只是“代书记”。我不愿再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的伤痛，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纽约唐人街去吃饭，途中经过一座很大的孔子铜像。他看见了，忽然十分兴奋，一定要和我在像前留影，作为纪念。在他早年信仰诚笃的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他确是出于内心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很显然，在早年的信仰彻底幻灭之后，他的价值观似乎向两个源头回归：一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民主、自由。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的。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他对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九年乡居生活是第一阶段，我所接触到的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我乡间的种种活动。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新四军”第四支队是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甚至也没有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更不用说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第二阶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后，我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其中有整套的复杂理论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经验，终于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获得成功。当时左倾的知识人普遍相信：中国的革命必须跟着苏联走，这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阶段，不久一定灭亡。这些说法，我在北平听过很多次，当时很难判断。 
　　上述这些个人经验很有限，不过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体验，和书斋里的空论不同。最后，我想作一点反思：我的认识过程既然如此困难，他人想也相近。那么，为什么这个外来的主义在中国能流行得那么广，又那么快呢？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历史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最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刺激。 
　　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下面谈抗日战争时再补充一下）。以“国际主义”为号召的共产革命运动最后竟靠民族主义的动力来完成，这是历史的一大吊诡。但是我想谈的不是这些后来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即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热心把共产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这些早期介绍人究竟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 
　　我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首先是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现。从观念发展到制度化，后世便有“均田”、“均税”、“均役”等措施。“均”的观念也从儒家传到道家，从上层文化传到下层民间文化，所以东汉时代的一部《太平经》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为“大平均”。我们可以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一方面源远流长，一方面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在“均”的思维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义愤的社会现象便是“豪强兼并”，即土地分配极端不均，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代董仲舒以来的无数奏议都是明证；这一反“兼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宋，甚至更后。一般而言，“士”阶层中人是极端同情贫民而鄙视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极大影响的价值观是关于“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士大夫一向都强调“公”是善，而“私”则是恶。《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观念一直是受到特别重视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为写《大同书》，而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宣扬“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又构成了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 
　　清末知识人通过传统思想的接引而拥抱共产主义虽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便是误读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说。清末中国知识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河上肇当然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因为日本接受西学比中国早得多，日本的现代化也领先于亚洲各国。但是河上肇的中国信徒包括李大钊在内，究竟懂得了多少马、恩思想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让我举几个例子作为具体的说明。 
　　我记得《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似与刘师培有密切关系。同时刘又提倡过无政府主义，因为他欣赏魏晋时期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当时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等许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早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无政府主义，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判断中国是否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又如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一听见资本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便马上大起反感，所以宁可选择社会主义。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关于私有财产是文明基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之类的说法，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两个价值在心中，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只承认“公”是正面价值。又如黄侃（笔名“运甓”）写过一篇名文〈哀贫民〉登在《民报》（1907年第17号）上宣传革命，文中大意说：贫民是因被富人夺去了财产才陷于贫困的，这是极端的不平等。因此他号召所有贫民都起来，消灭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贫民之福”，如不成功，则“当以神州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齐埋葬进去。这篇文字当时轰动了革命阵营，其中显然有共产主义的影子，等于要“一切无产者联合起来！” 　　

五

　　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本已摇摇欲坠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经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彻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成为工业与军事强国，它不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而且学到了西方的“野蛮”——这是指一般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所谓“帝国主义”，基本上起源于西方的海上霸权诸国争夺市场、世界资源等等。英国最先进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无不争先恐后，到处扩张。德国因为统一得太迟，殖民地已被别国瓜分光了，因此才成为两次欧战的祸首。日本崛起得更迟，由于本身太缺乏自然资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亚洲大陆，先是朝鲜半岛，进一步则是中国。何况早在1592年，丰臣秀吉已派兵十六万人渡海占领了汉城，并准备攻取中国的北京。丰臣的侵略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并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毕竟为三百年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示范作用。 
　　1902年英国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见英国已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1905年日本在东北打败了俄国，接收了俄国在东北的一切权益（控制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两大港口，以及经营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更加强了它的霸权基础。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之后，立即将目标转向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即所谓“满洲”）。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不肯完全听从日本的摆布，1928年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竟借口“沈阳事件”而全面攻占了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证实这是日本军方准备已久的预谋行动，决非由“偶发事故”所造成。日本为什么在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北伐以后定都南京，张学良在1928年11月归附国民政府，东北也悬挂了青天白日旗，日本军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时动手，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强国。 
　　1937年在北平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也同样不能理解为“偶发事故”，日本军方再一次感到非抢先动手不可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政权在1928至1937年这十年间也进行了不少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军事现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紧的时期，南京政府似乎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让，以致为左派所抨击，学生运动也因此愈来愈升级。但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训练新式军队（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另一方面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动员各方面的科学家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创办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1936年闻一多到河南安阳调查甲骨发掘的情形时，也顺道参观了洛阳的军事训练学校。他回清华大学后对学生说：这次经过洛阳，看到政府对抗日还是有所准备的，与北平所见不同。因此他说：“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486。）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背景主要在此。 
　　蒋介石最后决定对日作战虽因迫于民意压力而然，但毕竟准备远远不足，牺牲极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抗日，打了三个月，蒋在十年中所训练的新兵死伤过半。当时日本军方夸口，三个月内便征服整个中国。蒋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上海战线。此役之后，新兵补充便成为严重问题。以后虽仍打了几次胜仗，但败退居多，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适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所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日本〕打一场现代战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203。） 
　　抗日战争的后果更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乡间为例，1937年冬初回去时大致还算安静，但不久便有大批广西军队驻扎或过路，军纪极坏，骚扰乡民，几无宁日。再加上“新四军”加强建立游击基地的活动，也时时波及官庄。后来还有盗匪出没，一夕数惊。我在抗战后期常在夜间看见后面山林中有手电筒闪光，乡人都知道是抢匪，企图俟机下山来打家劫舍。总之，抗战期间乡间秩序显然一天不如一天。据老辈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乡人携带银子或银元到安庆、芜湖等城市去购物，路途中并不担心遇到盗贼。广大农村秩序的败坏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美国汉学领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的话，来说明抗日战争的祸害：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费正清着，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56。）

　　为什么要引费正清的论断呢？因为他从1930年代起便厌恨国民党，同情共产党，但晚年则重新调整了他的看法。这部书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两天后便逝世了。这部书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论”，他是美国人，超乎中国内部政治恩怨，判断比较客观一些。 
　　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因此1930年代初开始，中共在中国各大城市发动抗日运动，逼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反蒋的社会及政治名流和左倾的大学生承担起这一任务，通过游行示威和组织活动，使抗日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亮。 
　　1936年，中共竟说服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造成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战争如不发生，中共仍不能到处建立游击队和地方政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才绝处逢生，有如龙归大海。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阶层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紧，除了奋起抵抗之外，已别无他途。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计一切，去日本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便是因为估计到战争持续下去必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最后则将中国送进苏联的怀抱。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汪精卫在宁汉分裂时本是左派领袖，与中共关系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创党的领袖之一，陈公博也曾一度参加过共产党。正由于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很深，忧虑也远远超过他人。他们急于求和，以为这是唯一挽救中国陷入苏联极权体制的办法。他们对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对于中共利用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的估计却十分准确。 
　　据比较审慎的统计，从1937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由4万增至120万，军队则由9万左右增至91万（参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页362。但据陈永发的说法，1937年军队人数仅4万左右。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页341）。中共因抗战而得到大幅扩张的机会，上自变量字即是最有力的说明。本来被围困在陕北一个角落的政权，在战争发生以后竟迅速向全国扩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据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将近一亿（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41）。 
　　抗日战争中正面的阵地战当然由中央政府的军队全部承担了下来，中共则从旁以运动战或游击战对日军加以牵制。在整个对日战争史上，中共宣传最热烈的共有两次战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之战”，由林彪指挥；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关于平型关之战，杨奎松曾作过分析（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当时国军集结在平型关准备死守，共军则奉命参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后决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员，等日军辎重和补给部队七百人经过时，起而突袭。日军部队是非战斗性的，战斗兵不过百人而已。尽管人数如此悬殊，共军还是经过了十几小时的战争，伤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歼日军。这一战对内的宣传作用极大，许多不明内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败日军的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络绎于道。但以对日抗战而言，很难说有多大意义。至于百团大战，最初的目标只在破坏和攻击公路和铁路，以突破日军的封锁，并不是正面交锋。由于交战之初日军受到奇袭而损失颇重，彭德怀才扩大兵力至百团左右。然而，此战引起日军此后对中共华北根据地的集中扫荡，一连三年，使中共占领区不断缩小，处境十分艰苦。所以毛泽东当时对此战虽不能不公开赞扬，但暗地里则极为不满，认为是战略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百团大战反而成为彭的一大罪状了。同样地，林彪叛毛之后，平型关之战也顿时变成咒骂的对象，只有负面的意义了。 

　　转载者注：本文转载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读者明鉴。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