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序《周有光百岁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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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周有光百岁口述》

© 余英时／文

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 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 
　　我必须说到允和女士和昆曲，序文才能转入我和有光先生与允和女士的一段文字因缘。有光先生的《口述》居然提到我的名字，使我意外的惊喜，李怀宇在《追忆的脚注》中又引了允和女士1978年11月17日的《日记》，写下了她和我在北京机场匆匆一面的情景，更使我感到一股温暖的情谊。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二老见面的时间一共不到十分钟，允和女士所记与我交谈的内容完全是实录。至于有光先生，我大概除了一握手之外，连说话的机会也不曾有。这是我生平很遗憾的一件事。 
　　这一段文字因缘的故事必须从张充和女士说起。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相识最久、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如果我的记忆不误，我和傅汉思晤面还在和充和之前，那是汉思从西岸斯坦福大学移席东岸耶鲁的时候，大约在1962年。汉思研究汉赋和乐府，我当时的研究重心也在汉代，哈佛和耶鲁又相距不远，我们在学术上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我和充和见面虽稍晚，但由于师友渊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大概是1968年，充和到哈佛演出《思凡》、《游园惊梦》两出。那时大陆上“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在赠诗中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之句，表达了一时的感慨。 
　　1977年我从哈佛转至耶鲁任教，和充和与汉思时相过从。1978年有一天，充和忽然笑吟吟地交给我一沓诗稿，说是大陆上有不少人和我的诗，因为每一首诗中都用了“不须”两字，所以她戏称之为《不须曲》。原来充和曾将我的两首诗和其他一些有关昆曲演出的诗作寄给她的二姐允和女士，引起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朋友们的兴趣，不少人都有和作，因为那时昆曲刚刚在大陆上复活了。展卷诵读，真是琳琅满目，而且墨迹出于戏剧名家许姬传先生（即《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传述者）之手，更使我受宠若惊。在这卷《不须曲》中，允和女士一人便写了两首，怀宇已引在《脚注》中。第一首“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更是对我的直接答复，流露出对昆曲重获新生的无限喜悦。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去年5月间，我忽然收到新西兰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写成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篇文稿。周女士是昆曲研习社的社员，与允和女士先后有五十多年的交游，对她十分敬爱。周女士也是当时《不须曲》的一位读者，因此和我通信并寄这篇文稿给我。读了《记当代才女》，我才知道1978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允和女士特地赶去观赏，回北京之后，兴奋不已，于是写下了“故国如今有此音”的诗句。这是《不须曲》和什的缘起及其具体的语境和事境。 
　　《不须曲》的唱和发生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极小的文化社群之间，既不为局外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件，它也未尝没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启示。时隔十年，地去万里，唱者和者彼此初不相识，却在顷刻之间共跻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境界。这似乎显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永恒的人性，没有任何强大的外力能把它长期镇压下去。 
　　我很珍惜这一段文字因缘，故略道其始末，算是这篇序文的“曲终雅奏”。

余英时敬序于美国普林斯顿　　　　 
200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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