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主义的起源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情感和希特勒主义的起源

© 丹尼斯·德·鲁日蒙／文
© Denis de Rougemont
© 曹磊／译

Denis de Rougemont (1906-85)

　　此文原载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 No. 1, Jan. 1941，英文翻译 Earl F. Langvell。

　　希特勒主义不是个人的产物，不是希特勒本人的独创，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指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里是经常变化的，比如富人和穷人，工业家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军人。列举希特勒成功的历史原因，例如永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凡尔赛条约、通货膨胀、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独裁者的人格、民主的缺陷、与大资产阶级的合谋等等，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一个结果。我们来观察这个现象的广度和深度，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看起来只是一些借口，只是一些催化剂，被这个现象所引导和推进，因此这个现象仍然需要解释。 
　　那么什么是希特勒运动的总体原则呢？这种有感染性的力量背后有什么秘密呢？这个原则和秘密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希特勒主义是现代公有制追求的答案，是治愈现代个人主义疾病的方法；第二，希特勒主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把个人主义的情感转移到民族之上，由政党和它的元首来代表。 
　　下面这篇文章试图检验这第二个命题。

一．情感在西方世界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建立在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前提之上。让我们看看社会学的鼻祖，包括：黑格尔、奥古斯都·孔德和马克思。自从列维－布留尔Levy-Bruhl）以来我们一直试图以非理性的本质来表述和解释复杂的现象。然而很奇怪，我们总是把这些现象定位在那些所谓的“原始”人群当中。在文明社会的内部对情感的研究刚刚开始，倡导人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比如乔治·索雷尔（GeorgesSorel）、勒庞（Le Bon）和凯泽林（Keyserling）。正如C．G．荣格（C. G. Jung）所说，在对集体无意识心理学分析当中可以发现有价值的因素。对我来说，这样的研究将能够解释充斥我们时代的大量混乱现象。因为大量的混乱现象不会像理性的整体那样发展，而是根据无意识发展，特别是纯粹的情感。 
　　因此情感这种现象将会首先被分析，我将会使用一个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是对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到当代爱情（love-passion）和神秘主义感情发展进化的研究。 
　　我们知道12世纪见证了我所说的爱情革命：这个世纪几乎同时发生了一些奇异的事情，产生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爱情传奇，产生了明谷修道院的圣·伯纳德；产生了第一部骑士爱情小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产生了行吟诗人和最早的爱情诗；出现了第一对因绝望凄美的爱情而出名的修士恋人，阿伯拉尔和艾洛伊斯。 
　　这次爱情革命的影响是那样巨大而深远，我们到现在也无法说清究竟影响了多少领域，爱情变成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普通人的第二本质，他们发现很难把爱情当做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从时间上爱情发生在12世纪以后，从空间上，仅限于西方世界，在东方几乎无人知晓。当然古代人和东方人也具有某种形式的情感，但是他们从未像现代西方人那样对爱情的接受、培养和崇拜达到那样的程度。他们或者把爱情当做一种病态（普鲁塔克，Plutarch），或者把爱情看做荒谬的东西（米南德，Menander）。因此我们可以说爱情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特有产物。它起源于骑士小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分析爱情其实就是分析现代西方发展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属于某种集体无意识，而且与极权主义有直接联系。 
　　小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当中对爱情的描述是已知最早的公开描述，在所有爱情小说当中，这种模式被广泛推崇，不断重复。其实这只是叙述了一种形式的感情，即男人对女人的爱，这种形式被赋予模范标准，变成了描述感情特征时通常的经典形象。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特里斯坦对伊索尔德的爱看上去是致命的，这一对恋人的相爱是由于他们错误地服用了爱情药，因此他们之间爱情的产生是由于外部的力量导致，与他们的愿望和个人品格无关。他们的爱情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命运的驱使，并且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责任感。 
　　特里斯坦不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也就没有了负罪感。命运驱使这对恋人喝下了爱情药，药物的作用使他们私通，他们的灵魂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对善恶失去了辨认能力。对正在经历热恋的人来说，这种结果掩盖了心中的是非观念，这种强烈的感受证实他们正在恋爱。 
　　爱情不仅使热恋的人失去了是非观念，而且使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生活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世界当中。他们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也不想解释。他们进入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自给自足，觉得没有必要解释自己的行为，别人也不会理解。 
　　越是遭受挫折和磨难，这种幸福的、不顾一切的感受就越发强烈。树立在他们爱情之间的法律和宗教障碍不但没有磨灭他们的爱情，反而使之更加强烈，这就是所谓阻碍（被迫分离、多次的审判、合法丈夫——国王马尔康——的存在）成就爱情。当没有阻碍的时候就要制造出阻碍，就如小说中那一段插曲，当两个人单独在树林中的时候，特里斯坦将一把拔掉剑鞘的剑放在他自己和伊索尔德之间。当阻碍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爱情也越来越强烈。最终，生活及其本身具有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限制条件，成为了他们之间无限渴望的感情的唯一障碍。爱情对生活撒了谎，因为纯粹爱情的特征就是渴望死亡。德国作曲家瓦格纳（Wagner）就很明白这一点，在他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当中，死亡成为主题。死亡这个终极障碍，在恋爱的人看来是从现实世界重重矛盾当中解脱的最后、也是最神圣的方式。对于死亡，就像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经说的那样：有爱的黑夜胜过无爱的白天。
　　因此在谈及生活的幸福和痛苦的时候，爱情看起来就是痛苦的选择，甚至是道德的拷问。而且爱情有时候像一种催眠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意愿，把人和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超越理性、道德和法律。

二．情感在西方世界的发展

　　为什么12世纪爱情在西方国家文化当中突然出现？讨论这个主题有点跑题。在这里我把爱情当做一个历史的节点，爱情其实来自于对基督教原本精神的叛逆和背离：渴望永恒，这种异端信仰主张“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真正的收获。”爱情和基督教在一起对比就好像是正统和异端一样，爱情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异教灵魂在面对基督教时的反映。实际上，12世纪发展起来的爱情是介于基督教异端格诺斯替派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一种思想，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爱情的社会学发展，和它的“爆发”（就像疾病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之后，有一天突然爆发）。 
　　圣·伯纳德派和阿西尼的圣·方济各派的神秘主义思想把这种新生的爱情观念“归入”传统基督教的范畴。它将爱情观念和天启派和福音派的教义连接起来，而爱情的词汇则是由那些行吟诗人所创。由小说《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所创的罗马风格文学将爱情引入到情欲的范畴，并建立了爱情的规则，无论复杂的还是简单的表达方式都只适用于爱情故事。由此这种风格的文学变成了抵御无政府主义和反社会情绪的武器。它限制了个人情绪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损害，另一方面，骑士制度设立了在渴望斗争的爱情中必须遵守的形式。在现实当中，我们遇到了唯一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有尊严的爱决定了爱的标准，诗人们把它理想化，艺术充满了它的每一个细节。 
　　正如海辛加所说，中世纪最大的遗产是它设定了爱情的形式并把它上升为一种仪式，是为了去除掉爱情中的暴力因素。然而这种成功也包含了某些危险性。爱情的文学作品将爱情理想化但同时也延长了爱情的传统并灌输给成千上万的读者，后来的读者们往往有一种怀旧的情绪。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经典的思想家们试图用理性来分析爱情［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到了18世纪理性分析甚至想把感性和非理性因素从我们意识当中彻底剥离（在伏尔泰时代，爱情失去了它的悲剧性和充满柔情的色彩，战争失去了暴力变成了花边战争）。但是这种情绪的压抑很快就被情绪的大爆发取代，这种趋势在卢梭和萨德爵士（Marquis de Sade）的著作当中体现出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像一场毁灭性的情绪爆炸，既是温柔的又是血腥的——既是卢梭的又是萨德的——它很快就摧毁了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用以包容情绪的框架，理性主义由此被削弱了整整一个世纪。现在，我们看到情绪越过自身的界限进入到社会领域，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时出现。民族主义是这种被压抑了太久情绪的集体表达，浪漫主义则是个人的这类表达。 
　　在整个19世纪，这种由中世纪的谨慎所造成的感情的衰落得到了迅速的复兴。在个人道德领域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少，在公众领域没有遇到强烈的抵触，感情被大家普遍接受，大家都变得情绪化。我们会发现在12世纪感情原始的、有害的本质不仅体现在恋人的心理当中，而且体现在大多数的行为当中。

三．群体和无意识

　　在20世纪有意识和有组织成为特点，这两个现象不仅仅是同时出现那么简单。 
　　群体行为与理性的个人行为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我认为与非理性的个人行为十分相似。群众由暂时失去理性判断和正常意识的个人所组成。我们这个时代，群体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当中的出现，就像个人生活当中出现的无意识，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精神功能症。 
　　众所周知，精神病就是一个人突然遭受某种长期压抑或忽视的精神问题的打击造成的。对头脑健康的人来说，这种打击通常出现在睡梦中，以噩梦的形式体现。在现代生活中无产阶级的出现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处在社会底层的，被人忽视的，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接触也没有人考虑的那个群体——我们全都沉浸在一种群体无意识当中——现在突然兴起并充满暴力色彩。因此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噩梦”，马克思主义使群众的需求“明确并有组织”，群众的需求就像无意识的补偿，这种无意识要尽力推翻一个过于理性的人的表面平衡。当这种需求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长期的不平衡，它就会形成一个病态的社会。 
　　这种需求当中的理性部分要远远少于激进的部分。计划只是现代革命的借口，这些计划可以与希特勒和列宁所说的完全相反，这些用来换取群众激进的计划是随时变化的。现在这种唤起民众的技巧正是激情展现给我们的。荣格研究了一些心理符号，这些心理符号都是在某个特定时代相同并反复出现的，有时出现在宗教仪式当中，有时出现在不同的 
　　时代和地域，出现在个人无意识当中。我们明白，个人并不需要这些符号，也不需要在梦中重现这些符号，符号不是传播的，它们是人类心理的永恒存在，当它们被意识压迫的时候，它们就存在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直到以一种全新的形态爆发。很久以前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里所表达的这种爱情神话，在我看来为荣格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这种爱清神话被理性所压抑，被现代的不道德行为所抵消，逐渐融入到无意识当中，并且控制了集体主义的行为（因为它们建立在个人失去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个人组成了集体）。由于没有重视当代这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最近十年以来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在对付独裁者的时候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位置。因为独裁者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熟练的应用了荣格的说法——“集体精神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无意识的潜在的力量。现在的群众愿意选择真正的“无意识的领导人”。在我看来希特勒就是最合适的一个。早在1924年，他就曾经精确地描绘下层力量的觉醒，并建议加以利用。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描述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情绪是否一样。如果一个人试图要创建一股激进的力量，最需要做的是唤起激情。希特勒反复强调“要巨大的热情不要沉静的思考”。为了在实践当中贯彻这一点，希特勒主张“把群众民族化”，如果我们明白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最具活力且危害最大的情绪模式，那么希特勒就没有做错。

四．群体的民族化——出自《我的奋斗》

　　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的运动，都是人类激情和精神力量的大爆发，不是由上帝的苦难造成就是由群众中的怒火所引起，而不是由那些无聊的文人或虚构的英雄造成的。只有像暴风骤雨一样燃烧激情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而只有心中饱含激情的人才能唤醒激情……每一次拥有伟大目标的运动都希望没有与群众脱离关系，是否与群众保持联系是检验每一个问题的出发点和做出每一个决定的方向。（《我的奋斗》136－137页） 
　　仅仅依靠所谓客观的视角……永远无法实现群体的民族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狂热的、激进的方向来作为实现的目标……群众不是由教授或者外交官构成的。群众具有的有限的理论知识没有把他们的情感引向世界的情感……知识对信仰的削弱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强烈，爱屈服于敬仰，憎恨比反感更为持久，每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重大事件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科学知识，而是推动人们向前发展的狂热情绪。（《我的奋斗》467、468页） 
　　为了具备这种激情，我们首先要消灭自己心中的反对理由和情绪。第二步是更困难也更重要的：“需要对这种神奇的力量的吸引力”。 
　　什么是吸引这种神奇力量的技巧？是集体催眠。因为群众会看到，最美妙的时刻就会来到，也就是说在那一刻，人们意识上的抵抗力会降到最低。领导人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很容易制造出被大家接受的气氛。（同上，709、710页） 
　　上述这些情况都包括在“消灭人的自由意志”一文当中……看起来在早晨甚至整个白天，人精力旺盛，对别人意志和观点都有较强抵触情绪，然而在晚上，人们容易屈服于更强的意志。（同上，710－711页，斜体字） 
　　不应该试图去说服群众，而应该剥夺他们的思考能力，取而代之以既成事实（同上，174页）。因为如果社会成员被剥夺所有的责任感，就会简化为抽象的“群众”。现在群众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无意识的群体。 
　　我们都知道戈培尔深谙集体催眠术之道，当元首在做重要讲话的时候，戈培尔总是能创造一种新型的舞台风格，一种真正的群众剧场。我们见到过那种狂热的情绪（是小说特里斯坦中爱情药的结果），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使人没有了负罪感。希特勒很清楚他应该通过打消德国人在一战后的负罪感来进行集体催眠。想要催眠一个主体，必须一方面鼓动他的欲望，另一方面引诱他的情绪。没有什么比解脱别人的负罪感更能引诱他的了，无论是谁许诺了这种自由意志都会使自己受人崇拜。 
　　我很清楚在那个时候要想发起一场伟大的运动必须首先清除对战争的负罪感……那个时代，所有人仍然把这次和平（凡尔赛和约）看成是民主的胜利，必须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和约，而且要让所有人记住，要永远做这个和约的敌人，因此……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就是我们的态度战胜了他们。 
　　我们的人民在凡尔赛和约监视之下，必须解除武装（《我的奋斗》463页）。凡尔赛和约就是一个新的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女妖——译者注），它象征每个德国人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罪责，必须把它描述成为历史上最可恶的、最残忍的条约，对比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后者是多么宽宏大度。（同上，472页） 
　　因此，通过给群众洗脑，去除他们的责任感，群众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无论怎样刺激他们的情绪，他们都会认为是正确的：人们总是把向对手无情的攻击看作是自己的权利，如果人们把放弃破坏的能力看做是正确的，那么反之就是错误的。 
　　疯狂的群众将会反对所有的标准：例如反对罗马法，希特勒曾建议禁止；反对基督教道德；反对理智；反对一般的思考。群众都沉浸在“心理无政府主义”当中，这种状态将为经济无政府主义做好准备。希特勒曾经反对所有能够让德国人与国外沟通的事务，反对所有具有广阔视野的概念：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知识分子、教会。 
　　如果我们一直为集体的思想领域做积极的斗争，集体的民族化就能够实现。国外的敌对思想就能消灭。（同上，469页）强调种族主义和纯粹的德意志主义，德国社会必须抵制所有的“理性”，抵制所有的对外交流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因为这些会削弱这种狂热情绪。现在，种族主义成为了最排外的宗教，因为没有人能够转而归信它。（如果你生下来不是一个德国人，你永远不会理解德国人的创造这种狂热情绪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需要不断出现的障碍和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目标：是的，我们可以说一场伟大运动的力量和存在的理由只有当它承认斗争是它发展的前提的时候才会不断增长，而且当获取完全胜利的时候，这场运动就将走向衰落。因此对一场运动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取得一些胜利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样会促使运动长期发展，因为运动存在时间的长短是由不断斗争决定的。（《我的奋斗》486页） 
　　因此，希特勒采用不断增加困难的办法来维系这种狂热情绪。每一次他为“最终废除这个耻辱的条约”获得一次胜利，他就会在凡尔赛和约中找到新的不平等条款使得斗争可以继续下去。比如他不断提出领土要求。因为狂热是需要不断设立目标来维持的，它并不渴望实现目标，而是渴望和目标永远保持一定距离——渴望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可能超越了所有物质条件和人为因素，超越所有法律和生活。就像战争是为了荣誉，也就是说，只有死亡才能把人神化。 
　　我们看看德国在一战后的情形，作为一个理性的民族应该选择努力工作，重建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就像今天的法国一样。但是一个被狂热情绪冲昏头脑的民族往往会选择别的目标：对抗、不断索取、无休止的征服。他们觉得没有必要重建一种行为标准，而是有必要选择一种动荡苦难的生活来代替日常的喜怒哀乐。 
　　在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一部戏剧里，一个女人在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之间犹豫不定，丈夫能给她带来快乐和物质享受，情人只是说：“我能许诺给你的只有激情和内心的煎熬。”这个女人立刻投入了情人的怀抱。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解释萨尔区公投。1935年萨尔区的居民以压倒性的优势选择了纳粹德国，而不是自由的公民，原因在于希特勒成功地挑起了他们的狂热情绪。 
　　让我们来看看希特勒本人的总结：“我们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必须归因于这些理论的不断应用”（同上，713页）。

五．情绪向民族的转移

　　“群体的民族化”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既成事实，而且尽管发展速度比较慢，但现在正在向全世界发展，相对来说德国比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更为激进。 
　　对上述情况有几点要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加速了个人人格的解体，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迷茫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模式与个人的生活经验越来越脱节。电影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身临自己从未去过的险境。报纸、广播和大规模群众集会让个人有机会在想象中参与国家大事，参与革命，尽管这些国家大事和革命都带有领袖个人的印记。所有这些都使个人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在那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由于进步观念深入人心，那些生活中的不便，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正常的，现在则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舒适而迅速成功的观念广泛传播，而过去那种超自然的观念不存在了——过去正是靠这种超自然的观念人们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一方面，人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渺小而尽力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人们不断被集体的情绪所吸引。这种排斥和吸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使人们不断寻找机会摆脱自己，使人们沉浸在集体麻醉当中，成为狂热情绪的牺牲品。 
　　整体上，德国人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一代德国人显示出了这种集体逃避式或自我放弃式的特殊性格。凡尔赛条约加剧了德国人的负罪感和渺小感，导致了他们长期的自卑情绪。条约的制定者们忘记了对德国人来说，被解除武装是多大的耻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远比其他民族更加敏感：对他们来说，解除武装简直就是一种阉割，在德意志人的世界里，没有武器就不能成为一个自由人。因此，为重建德国国防军而举行的纽伦堡庆典被希特勒命名为：重获自由日。 
　　纳粹对这种去人性化的狂热情绪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这种情绪我们当代每个民族都不能避免，在德国人身上尤其突出，很难消退，他们以下面两种方式有意地利用这种情绪： 
　　1．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个人只能作为种族的一部分而存在，希特勒说：“只有种族才能让每个德国人自由地生活。”让我们用纳粹的术语来解释这句话：“每个德国人只有完全接受极权主义政党的法律，才能保证他的个人自由。”我们再解读一次，这次我们用民主的术语来解读：“每个德国人都有生存的权力，但是只有忘记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到征服世界霸权的行动中时，生命才有意义。”纳粹党的整个理念是压制个人主义，把个人用纪律和激情武装起来，交给元首来控制。 
　　2．一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的道德堕落，尤其是在两性方面。随着社会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减少，必然引发激情的减退。为了阻止这种道德沦丧，纳粹党并没有试图恢复基督教传统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因为这意味着个人主义的重新抬头），而是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婚姻和优生优育的政策。他们去掉了妇女身上最后的浪漫色彩，把妇女定义为一个生殖工具（为纳粹生育战士）和家庭主妇。他们建立了义务的“未婚妇女学校”，为冲锋队（党的精锐部队）的战士培训未来的妻子，他们把婚姻建立在伪科学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德国的青年一代来说这意味着婚姻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成为了一种政府行为，一种社会服务行为。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道德沉沦和极权主义者的道德建设逐渐合流：极权主义否定并阻止个人激情，破坏一切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个人激情根植于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的心底，如果无法在个人生活当中实现，就会寻找其他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希特勒提供给德国人的民族观，正因为此，纳粹通过宣传、道德建设和立法把个人的激情转移到了集体的层面，转移到了民族之上民族（或政党）就会具有激情，这样民族也就具有障碍辩证法（障碍越大，动力就越大，和领土要求一样，永远得不到满足）；民族就渴望无拘无束；更喜欢国家的强硬姿态而不是人民幸福（例如，“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总而言之，民族就会有一种无止境的膨胀欲望并最终走向死亡——战争。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极权主义大厦的塔尖，个人处于大厦底部，塔尖上站着元首本人，他使德国人的情绪极端化、民族化。 
　　在我看来，元首与普通德国群众的关系就像某种两性关系，德国群众好比女性，希特勒没有通过花言巧语来引诱群众，这是法国政客在选举中所用的伎俩，而是采用强迫手段，甚至带有敌意来对待群众。他时而愤怒时而诚恳，他没有尽力拉拢听众，而是给他们下了咒语；最终希特勒转而祈求命运眷顾，声称自己代表了命运……最终群众向他投降（用他的话说是“屈服”），投降的原因是希特勒使他们摆脱道德束缚，不用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群众最终向这个恐怖的大救星屈服，虽然希特勒掠夺并奴役他们，但他们还是称他为“解放者”。

六．无助的民主

　　我觉得我在这儿所做的社会学解释会让聪明人对极权主义有一些抵抗力。有人会说我忽视了很多经济因素，忽略了国际政治的偶然性，泛德意志主义的影响力和现实政治因素，而我要说我在寻找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把所有的因素汇聚到一起。还有人说我的解释过于“罗曼蒂克”，不是严肃的史实。这些反对的理由恰恰说明了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因为希特勒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浪漫主义，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个现实，不能察觉这一点，就注定要在十几年以后面对极权主义时犯同样的错误。1939年6月18日，戈培尔在但泽宣称：“我们的政策是艺术家的政策，元首是政治艺术家，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只是政治工匠，元首的国家是天才想像力的杰作。” 
　　所谓“艺术家的政策”，集体浪漫主义的政策——这是疯狂的第三帝国带给我们的噩梦。这是廉价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追求极端情绪，却被它传统的敌人——唯物主义者——一所利用。 
　　民主制度无能，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内部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总是失误、迟钝和碌碌无为。这点也能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坚持认为可以客观地与对手讨论问题并达成妥协（实际上就像战士都渴望荣誉一样，每个人都有独裁幻想）；为什么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每次都被暴力所吓倒，被极权主义所俘虏，而没有理性地预见到结果；特别是为什么民主舆论没有阻止极权主义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民主国家的宣传总是不遗余力地强调极权主义是野蛮、暴力、好战、残忍的；然而民主则是文明、有教养、和平、富裕、自由的等等。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独裁者的信徒当然也知道这些。但是理性并不能阻止狂热情绪的爆发，也不能阻止现代生活沾染的腐败堕落习气在民众中的传播。 
　　2．民主国家的宣传主要由对极权主义理论的驳斥所组成，以希特勒主义为例，我们忽略或遗忘了这些理论在全民麻醉的过程当中只是起了无关紧要的作用。我们也忽略或遗忘了当我们对非理性的极权主义顽固地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时，我们有一天也有可能被麻醉，从反对到支持的改变很容易，我曾经密切关注一些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最后转而信仰希特勒。关于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来自托马斯·曼的小说《马里奥和魔法师》。 
　　这部小说带有某种象征意义，讲述了发生在亚得里亚海一个疗养地的公开的魔术表演。当时，魔术师邀请了一些观众从一幅扑克牌中随机挑选了几张，当然观众挑选的扑克牌都是魔术师根据自己的想法选好的，这时一个观众忽然站起来说他决定选自己的扑克牌，拒绝其他人的心理干扰。魔术师然后说了以下重要的话：“你想给我的魔术增加一点难度，然而你的反对并不能改变我的结果。自由是存在的，意愿也是存在的，但是意愿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的意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是无效的。你选择的正确的扑克牌越多，你的自由度就越小。”后来在晚上，魔术师强迫一位观众跳舞，尽管先前他说过他不会这样做。作者评论道：“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位观众被征服是由于他消极的态度。相对于所有表象来说，灵魂不能没有没有愿望，不愿意做一些事就近似于不愿意做所有事——因此最终会做别人强迫你做的事。” 
　　要避免被别人麻醉，只有一种可靠的办法，就是渴望做一些积极的事。仅仅是囗头上抵制极权主义，渴望自由，却没有什么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会使我们的力量分化而很容易被打败。我们必须记住，在当代的魔法师和失去正确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相反，自由主义者除了无用的愤怒之外一无所有。 
　　民主制度要想对抗极权主义的侵蚀，只有具备及其正确的目标——改革民主制度，提高经济水平。当个人重新体会到自由生活的乐趣时，个人的灵魂当中的极权主义思想萌芽才能被消灭。如果个人享有充分权利，国家就永远不会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只有重建真正的社会，才能阻止群体的民族化，但是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在这篇文章结尾我只能呼吁教会发挥作用。

　　选自《现代危机》，麦克亚当斯 编，曹磊 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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