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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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汪丁丁
只要粗略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不难看到，可称为“经济奇迹”的，例如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且持续20年以上的时期，仅发生于1990年以后。
这里的“近代”，依照常见的一种解释，上溯150年，由2000年上溯，始于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即涵盖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或当代。
由于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A与现象B之间的因果联想，我们早已习惯于将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着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
任何一个经济的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都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候，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不能称为奇迹的社会现象而言。
经典的奇迹发生于耶稣传道时期，记载于《新约》。由于显著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熟悉的、不被认为是奇迹的现象，耶稣由信仰而来的行为，被当时的民众称为奇迹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学昌明，凡科学可以解释的，或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可以解释的，不再被视为奇迹。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至今，经济学家仍在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毕竟，这一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增长时期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中国人面对的是未来，是不仅与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所引发的重重危机。
第一重危机是精神生活的，特别在中国，表现为文化危机，或借用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人文精神的危机”。其实，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内在的，是“自足”，或“不外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晚期“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求诸于野。至秦汉时期，不论依据台湾的钱穆先生，还是依据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人文精神毕竟是止于宋了。宋以后只有“乾嘉诸老”，人文精神“命悬一线”。随后，是唐君毅先生所述的“花果凋零”时期。
第二重危机是社会生活的，特别在中国，核心是情感危机。哺乳动物的情感可分为“原初的”——惧、怒、哀、喜、厌；“派生的”——例如恨、爱、嫉妒；“复合的”——例如又爱又恨、悲喜交集、惆怅莫名。哺乳动物演化至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情感，例如道德感、正义感、审慎与悲悯，以及与最高存在相通之感——宗教感或信仰。是否有单纯指向个人的私己情感？日常生活中，当然有，例如懊恼、悔恨、自恋之类。但深入探究之后，我认为那些表现为私己情感的，归根结底是米德最早论证的每一个人“社会自我”（social self）之反映，我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孤立于社会生活的人（以著名的“狼孩”为案例）怎样产生懊悔、恼恨、自恋这类私己情感。
第三重危机，读者不难推测，是物质生活的。毫无反思能力的经济发展，势必耗竭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可是，对物质生活的任何反思，只能来自物质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
情感的稳定方式，简称“情感方式”，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生活的。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想象是，乡土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以及这些同心圆与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表现为“远近亲疏”，或“爱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此处，人之“伦”，从物之“仑”，即繁体字“侖”。据我的朋友吴雪君考证，龢之大者，谓之太和。和与侖，源自音乐的和谐秩序。侖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侖，箫管之侖，琴弦之侖……不同侖之间的共振共感，谓之龢。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特征之一是乡土的“熟人社会”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万陌生人组成的都市——这些都市不再单纯是政治中心，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调的集聚效应的经济中心。转型期社会的新生活瞬息万变风险骤升，对不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毫无秩序可言，至少，难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
中国并非特例。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所谓“经济起飞”时期，不仅有经济的“奇迹”，而且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等显著高于稳态时期的情感危机或“奇迹”。
转型期社会生活，由于有了许多新的“侖”，却尚未来得及形成新的“龢”，所以才有了“转型”之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稳态社会的历史相比，堪称迅速，于是我们有了“迅速转型”之感。
在社会生活的表层，与“乡土中国”共生共长了几乎七十余代人（以孔子世系的代际数目为例）的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的名义，被迅速摧毁。可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层，即情感生活的层次——我必须首先讨论政治文化变革。
依据王国维先生的想象，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商周之变。且不论是否“莫剧于”，史家承认，商至周的政治文化变迁，核心是神的崇拜转化为祖先崇拜。我同意王国维先生的判断，这一转化意味着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从“天人之际”，逐渐转化为“人伦”。周代确立了伦理本位的封建制度，天下乃成为百家之天下。虽然百家之天下的格局，由秦统一中国而终结。秦以后，汉唐与宋，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秦以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就伦理本位而言，没有实质的改变。依据瞿同祖先生，秦汉之际，有过一个关键性的“法家的儒家化”时期。又据何炳棣与李学勤关于秦简整理工作中墨家对秦崛起之贡献，以及法家与墨家的关系的对话，我们知道先秦最重要的法家人物或兵家人物（商鞅、李悝和吴起）与早期儒家有不能忽视的思想关联。百代皆行秦政制，很可能以始于周代的情感方式为基础。
近代以来，传统的情感方式——由内及外地呈现出来，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由外及内地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冲突日益尖锐。更重要的是，在迅速转型期，现代化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洋务运动以来，这一趋势被统称为“西力东渐”。它意味着西方是强势的而中国是弱势的。强势的新的生活方式，由外及内，由工作、邻里、朋友之间的社会生活逐渐影响到这些领域的情感生活，再深入到每一家庭之内的情感生活，例如亲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直到中国人从出生开始便嵌入在新的生活方式之内。
于是，发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否将使周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情感方式最终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化而成为西方的？
我有充足理由认为，这是很难想象的前景。甚至对西方人而言，在千年宗教传统对当代情感方式的影响逐渐消解之后，一种很可能形成的趋势是回归到家庭或伦理本位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情感方式很可能是人类情感方式的通例而非特例，只是人类尚未找到与这一情感方式相适应的稳态社会生活。
在“经济发展的限度”这一主题之下，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如前述，由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转型，中国人的反省特别难以发生。借用马尔库塞的描述，中国人生活在单一的维度里，而且不以为“单向度的人”之生活其实不是人的生活。
在这一视角下，所谓“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是因为人文精神的衰微和社会生活的失序，在近代以来几乎唯一有机会发展经济的最近几十年里，单向度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充分展开。
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深层情感方式与表层生活方式的冲突。求解这一问题的路线，如前述，西方不能提供，中国也不能提供。我认为，等待未来可能涌现出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合理的想象。
本文选自《经济的限度》，汪丁丁／著，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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