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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紧急,为何还关注月经?

检票小哥 3号厅检票员工 2020-08-26

写在前面

 

还是想先强调一下我们是一个写影视评论的号,今晚是我们今年第二篇和影视无关的文。


我们没有不务正业,它就是一次回应。

 

回应我们在上一篇推文《我也拒绝月经羞耻》的留言中观察到的几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目前的困惑:


 
这三个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三个方面,是三个子集,但我们觉得没必要一一回答,因为他们存在一个重叠的交集,那个交集,就是那三个问题统一答案。





“那边毕竟是人命,也要分先后啊”


小标题这话属于乍一听超级正确,但你只要细细思考这句话用在疫情里去指责普通人的语境,就会发现,它根本经不起推敲。


我们这个问题都不需要吊书袋找论据,稍微理一下逻辑就能知道它有多么无理。


首先,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在指挥你先去解决更紧要的人命问题。


这句话三个问题:


第一,你们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指挥别人?


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自赋了一种指挥者的权力,表面上是生命为大,但实际是一种自我为大。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一种自己可以以“生命为大”为名义剥夺他人在疫情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者别人帮助其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的行为。



第二,人命关天我当然想救,但我一个普通人能救吗?


他们其实是在偷换一个概念,就是将救人这件事转嫁到所有普通人身上,忽视了这句话的原生语境应该是一种更近距离的冲突困境。


比如我面前有一场车祸,一个人奄奄一息,另一个人只是摔破了皮,这句话当然适用,谁都知道应该先去救“人命关天”。


但它适用的前提是:“我能救”。


我能报120,我能心脏按压,能帮他避免二次伤害,而且我存在一个需要选择“救谁”的矛盾前提。


这个时候,你可以和我说这句话。



但现在疫情面前,维护普通人的合法权益与救人命之间,矛盾了吗?


我一边转发患者求助信息,一边捐款捐物,但也一边关注月经羞耻,一边关注取不到药的HIV患者,一边关注买不起口罩的底层,矛盾了吗?耽误那边医生救人了吗?


还有,普通人能救人命吗?除了捐款捐物、转发信息,我们还能做什么?


应该去救人的不是我们普通人,是一直都应该负责保护我们的制度和zf。


你不能粗暴地对普通人颐指气使,却对真正应该负责去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宽容。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思维。



第三,解决生死和考虑未来,矛盾吗?


在原始社会,当人进化为人的那一刻开始,关注生死成为头等大事,这就是本能。


但我们现在和原始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法制,制度保障个体权利的文明社会。


疫情对于制度来说,是一场涉及各个方面的综合治理。


我们面对疫情和原始人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还能推动不完备的制度去更加完善,可以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可以去思考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怎么做代价可以不再那么惨烈。



这东西其实就像是研制疫苗,可能要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可能真正问世疫情都过去了。


那你是不是也要指着这群科学家的鼻子说:“你们能不能先去前线,那里人命关天,疫苗又来不及用上,能不能分个先后?”


到底为什么我们必须研制疫苗?


同样是上面的这句话:


因为我们要去思考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怎么做代价可以不再那么惨烈。




“疫情紧急,人命关天的情况下,

你们为什么还要关注月经,剃头这些事?


回答问题前,我们要先纠正一个误区:


“我只是这场疫情的旁观者。”


我相信这是最近一个月很多人的自我判定,我没有感染,家人没有感染,也不在重疫区,便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负责同情,悲悯的旁观者。


OK,这当然不是一件要被批判的事情,大家都很善良,出于悲悯也都在捐款捐物。


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位。


你其实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你是一个在极端社会环境中,需要被保障权利的人。



虽然你没有被危及到生命,但是你的生活一定是受到了影响的。


你可能不能外出,有潜在的感染风险,可能吃饭买菜出现问题,可能工作出现问题,甚至哪怕你只是花更贵的钱买了一个口罩,这都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你的社会属性,已经将你卷入了这场疫情风暴之中。


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视角从俯视变成同为受害者的平视,尝试把同情变成共情。你们就会开始理解我们这个时候谈论“女性权益”的动机。


你会发现,那些身份其实离你很近。


你可能会是一个孕妇,或者家里可能会出现孕妇,可能会是一个女性医生,可能会是一个不方便取药的HIV患者,可能是一个被暴力征用宿舍的大学生,会是被歧视的“疫区”人。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目前正在关注的,是一种灾难下的交叉式压迫特征。


什么叫“交叉式压迫特征”


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黑人女权主义运动。


她们发现,一个黑人女性,她可能既是孕妇,又是女儿,又是黑人。同时她又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会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拥有不同的职业,这种身份的交叉,会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了一种多重压迫体系。


比如一位患有HIV的黑人女性,她在当时的美国所要面临的歧视既有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又有种族歧视,还有对HIV特殊人群歧视,这就叫“交叉式压迫特征”。


而当这些歧视交叉到一起的时候,就像是放在一个过滤网上,筛到最后,就只剩下它们共通的一个本质问题:


这是对少数群体(以有多少社会话语权来衡量)个体基本权利的压迫。


明确了这些概念,我们再来看“疫情之下,聊月经,聊剃头,扯女权”这件事。


你把我们上面提到的概念代入进来就会明白,我们其实可以把任何一个少数群体代入到“女性医生”这个词里面。


取不到药的HIV患者,无法被合理安置的孕妇,私人财产被侵犯的大学生,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肺炎患者,甚至在国外被歧视的所有中国人,这些权力侵害压根就是没区别的。


你还会觉得我们是在扯女权吗?


月经,剃头只是刚好被压迫的对象是女性而已。


我们当然也可以类比男性,一样的事例非常多,比如那几个造完火神山医院的民工,不管是回不去的,还是回去后被歧视的,这些都和月经,剃头事件没区别。


都是因为他们这个人群在社会权力分配中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话语权,导致被动遭受权力傲慢。


所以,它们都是一个“普世”的群体性议题,不是什么单独立足于“女性”的个人化议题。


也因此,我们要具备的是一种动态的“集体视野”。


你不能是旁观者,或者自赋权力的指挥者的角度。


当你漠视权力的膨胀,不合理对待来自疫区的同胞,反对女性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未来你的女性后代也会有同样的困境,你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有任何疾病,永远不会成为穷人,永远不会受到侵害。


毕竟社会身份永远是一种锁链式的存在。


你只要活在现代社会一天,就永远是这个锁链网络里无法独善其身的一环。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群体,每个人都可能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关联在一起。




“剃头、摔猫、打狗、下跪、耳光的背后”


那么,我们能具体思考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应该警惕的是疫情下的「权力失控」。


这个权力并不止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狭义的国家权力,而是广义上的所有控制,影响,强制或支配的力量。


它与我们息息相关到什么程度?


哪怕只是一个家庭为单位,都存在这种广义上的权力结构,比如你的父母所拥有的父权,以及家庭中固定的话语权。


这次疫情早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父母对戴口罩,作防护不以为意,认定了自己的所谓判断:没什么大事。对子女的话也不当回事。



还有后期猫狗会传染病毒的谣言出现的时候,部分父母又开始要求子女处理家中的宠物,而且是强制式的权力施压。


(我家有两只猫,这是我家人发给我的,微博上同类遭遇还有不少)


这都是一种父权的傲慢,也是权力失控的表现。


还有部分小区,村子,的管理者在面对疫情期间突如其来的权力膨胀时,也会出现这种权力失控的表现。


这两天新闻里大家应该也见了不少。


有人因为聚众打麻将,就被“红袖标”打砸,殴打,有老人因为农作时不戴口罩,被辱骂,殴打,有人因为不戴口罩,被强制下跪,有人因为外出遛狗,狗被社区人员活活打死,还有前线抗疫战士,家中的宠物被社区悄悄活埋。



至于月经,剃头,当然也是权力中心和决策层面缺少女性,男权傲慢的表现(我们上一篇文聊过了,就不具体展开了)。


那么这种权力的失控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祸端呢?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在电影中找到答案,或者说,得到警告。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黄渤的《一出好戏》,我们当时就写过,整部电影就是在一个法制真空的环境里,四个不同阶层的人物获得权力后轮番失控的过程。


电影中,当他们先后攀上权力之巅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在他们嘴里听到同一句话。


“今天就给我定个规矩,谁都要听我的。”


他们也都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而表现出了贪恋权力,奴役他人的倾向,也因此最终失去了权力。



更赤裸一点的还有电影《蝇王》,同样也是一群人流落孤岛,互相争夺人群的领导权,只是相比《一出好戏》它更注重权力失控后的结果:



当狩猎派完全掌握权力后,他们夺走了可以生火的眼镜(代表文明),毁掉了可以求救的海螺(代表自由),最终杀光了所有异己。



多的我也不说下去了。


既然息息相关,并且贻害无穷,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好好关注?




音乐/坂本龍一 - Solitude
配图/《流感》《一出好戏》《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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