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在想什么呢？
聊天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往下拽一把FIRST的黑色短T。许是码数略小，衣服逮到机会就往上一溜，似乎惹了些许他的俏皮。
太习惯调侃的人，有着藏不住的幽默感。而太有涵养的人，总是不忍心给别人造成任何冷场的尴尬。
于是他总说，总笑。
2012年，他跟导演管虎、演员黄小蕾一同参加闭幕片《杀生》的映后活动，还在颁奖典礼上当选“最受青年瞩目”华语电影人之男演员。
2015年，他成为青年电影推广大使。
今年他再次归来，跟黄轩、井柏然、文牧野、易烊千玺一块儿，成为“一号人物”。官方给他下的定义，是“风趣横生、稳健成熟”。
谈起自己是五个中的一个，黄渤自嘲，“挺好的，因为今年的困难大。所以拉车的马也好，牛也好，需要多一点。”大家各不相同，“不就环肥燕瘦吗？”
在今年，疫情是躲不过的话题，尤其对于电影人而言。
“一开始的时候吧，觉得也挺好，正好有时间来歇着。那时候是开玩笑。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你就意识到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打击，真的是很恐怖。”
他有一个“HB+U”新导演助力计划，原来已有很感兴趣的资方跟上，最近却纷纷撤资。“好几个都已经在现场了，要筹备了，就突然停止。确实你也能够理解，就是行业者的压力，资本方的忧虑，确实是存在的。”
前些天他跟博纳影业CEO于冬聊这个事。于冬说自己求爷爷告奶奶，跟各个地产项目申请租金减免等等事宜。“数字很恐怖的。基本上都在商业中心地段，十块钱一平方很正常吧，电影院的面积都那么大，你想想一天是多少钱？六个月，我的天呐，小院线或单独影院，谁的生意能撑得住？撑不住。”
而且，“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市场，现在已经关掉了几千家电影院。我们要面临的不仅仅如此，还有大家观影的习惯。这些观众，平时有的一年也就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几年看一部，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到电影院来，一年能看几部电影，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漫长的，艰苦的。”
因为监制的《风平浪静》入围金爵奖最佳影片竞选，黄渤跑了趟上海。在活动现场，他拍下一张照片。新片海报背后，正是本应在大年初一上映的《夺冠》的广告，若非疫情影响，这两部电影大概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碰面”。
“除了我们这些，现场所有物料都是‘大年初一，迎难而上’这类，看得好凄惨。这么长时间，就像时间停了一样。”
影院宣布复工那天，黄渤记得很开心。但那段时间跑得太杂，几乎隔天就要换一座城市，恍惚间，已不知高兴那会儿身在何方。
再后来，复工的首个周末，电影票房终于超过7000万元。
FIRST最后一晚的颁奖典礼上，黄渤说：“今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思考了很多，产业重创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做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当来到西宁，看到一束束追光在电影院里亮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苦难都烟消云散了。好电影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来的。说到这里我想到《八佰》要上映了。年轻电影人们，加油，中国电影，加油！”
来FIRST青年电影展也好，推行“HB+U”近五年也好，都不只是传帮带的意识在起作用。
判断一个片子喜不喜欢，跟判断一个导演要不要进这个计划，标准是不一样的。黄渤举例说，有一些太个性、太个人表达的东西，存在就好了，就够了，“个性就是小众，没必要为大众的喜好去负责，而实际上，是需要这些精英存在的”。
另一方面，个性化的东西是内向的，不提供解决方案。他做“HB+U”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对产业工业化提供帮助。
“20年前，电影行业只能说是个大作坊，我们需要新鲜血液不断补充，才可以形成工业局面。今天无论怎样，首先要有这个市场存在。我们还是需要数字的。‘HB+U’一开始就是在集结各种类型片的培养跟扶持，希望在市场上能够成长起来，有所作为。”
提到工业，他再次称赞30亿大制作《封神三部曲》的导演乌尔善，那个“蛮有追求跟想法的人”，那个“朋克”。
乌尔善以前还做过装置艺术，黄渤对此记忆犹新。“他不应该是一个做商业片的导演，要考虑那么多共性的东西，考虑市场。但他理想比较大，他希望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化，因为他的存在会更成熟一些。在国际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有工业体量的片子。”
他笑着打了个比方，“就是这个国家军队里边儿，只是说枪法都不错啊，却没有坦克，那这感觉有点奇怪啊，对不对？”
当自己投入三年时间创作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时，黄渤也尝试找准个性表达与工业助力的平衡。
面对这样的时间与产出比，“我要做一个很便宜的投资，听起来就是蛮怪的。只考虑你自己的个性，不考虑市场，是不是对投资方太自私了？”
回看《杀生》等旧作，黄渤也有跟管虎去聊。“有表达的东西，未必非要皱着眉头讲，也可以嘻嘻哈哈地把它说出来。为什么就非要摆出一个姿态？为什么一个镜头必须撑够了，人已经走远了，还不停？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达到一个平衡？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来看你的表达，不是更好的事情吗？”
于是《一出好戏》在最开始，他就希望能打造成“喜闹剧”，也就是说，比公映版本更俗。“能看懂，你就看里边的实际表达，看不懂，你就当一个纯粹的喜剧。但是功力不够，实在没法做到大道无形，做着做着好像真的放不下去，还要摆一下姿态。”
很多观众想到他，第一反应是喜剧演员。
徐峥在《十三邀》中聊黄渤，称他有一种天然的表演能量，往那里一站，观众就会同情。
黄渤在喜剧里演小人物，太到位，太难忘。“以前演的，慢慢就成了定位。比如徐峥，城市中产。黄渤，边缘底层。郭京飞，雷佳音，你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在那儿。都是自己之前不知不觉建立起来的，挺无奈，但也挺好。”
具体说来，“这个形啊，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扶手。创作时特别好用在哪儿？你一出现这个类型的角色，就已经完成了一半。比如说要演恋爱戏的话，阳光下一回头，冲女人一笑，是不是基本上一半已经演完了？”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掣肘。我演喜剧最多的那时候，拍《无人区》就想演一个纯坏人。不过最狠的那段给消去很多，几年以后去电影院看，我一出来，观众哈哈哈又乐了，给我气得，唉，没辙。”
很多人会问他，被认定为喜剧演员是否就被禁锢了？想不想打破？黄渤觉得，能被界定成喜剧演员，已经是个挺不容易的事儿。要是想甩掉这个标签，那就一点一点再拆解。
戏路越来越宽的黄渤，早就完成了这一个转身。
而走到现今，黄渤距离早年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远，距离某些代表性角色，可能也越来越远。
对于这种距离，他有个非常形象的譬喻。
“其实演员在成名那一刻，就像这株植物从泥土里边拔出来一样，不知能开多久。之前那些养分，就剩你根儿上带的这点儿。慢慢都抖掉以后，你可能就要从每天偶尔拂过来的一些晨露，下的一些雨水，汽车飞溅过来的一些泥浆里边儿汲取一些养分。”
类似的挣扎，黄渤早就做过了。“离开生活你就完了，但后来发现，你没法不离开。现在你去哪儿，都听到‘不好意思，这不行’，没办法。那你要认定，现在这些生活，给你汲取的是另外一种营养。并不是说拔出来你就必须要死，给你栽到一个盆儿里，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里边儿也有它的营养。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活也会再给我一些以前没有的感受。”
在有限的架空的生活里，他更会在别的作品里寻找营养，还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迎接一些日常的反馈。
他在微博里记录自己捡杏子，做杏子酱，在剧组看到少见的昆虫时，还兴冲冲拍一个科普向小视频，圈了“博物杂志”。有时候他也要做一些小艺术品，自觉好玩。
黄渤内在的年轻，招呼他出现在各种看似“混搭”的场合。比如突然地，他就会出现在《这就是街舞》。
心态年轻，但年龄窘境也是避无可避，黄渤说，“你可以年轻，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妖精’。现在青春恋爱戏演不了，但让我演父亲也就罢了，孩子的岁数越来越大！《风平浪静》竟然跟我说演章宇的父亲，我说，你是想死吗？！”
说着就笑了起来。
当“匹配”问题架在面上，能够选择角色的日子都很值得珍惜。
几乎每个演员都会被问到未来还有什么角色想要尝试，黄渤的答案是，“碰到能让眼睛亮起来的就好。尤其到这个时间了，就不太想弄凑数的。”
挑剧本，挑导演，也挑那种心态。“跟好的导演一块儿合作，是一个美妙的过程。”之前他跟曹保平合作《涉过愤怒的海》，“就觉得跟类似这样的创作者在一块儿，能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刀枪击出火花，就蛮兴奋的”。
这样的创作者，“年龄比我大，但是内心比我更年轻”，而且，“他对于创作的那种贪婪、自私以及欲望啊，一览无余”。
说到底，他也可以是。
未来几年，他说未必会有好光景，但那又怎样呢？
“扛吧，又不是没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