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吗？

写在前面

标题这句话，是某一版“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的电影最后，女主劝主导实验的教授停止实验的一句台词，原句可能有一点偏差，我记不清了，但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提这个实验的原因，是我今晚想通过由它改编的电影，聊一个话题——

“在某些情境中，普通人甚至好人，是怎么在得到权力，逐渐成为冷漠甚至暴戾的恶人的。”

那种以规则为理由，对生命的漠视是如何发生的？暴力又是如何被激活的？

我并不指涉具体的事情，但如果它让你们想起了一些什么，也没什么，或许事件本就在历史的演绎中互通轮转。

正文

这个实验很有名，光电影就已经拍过4个版本了，但还是怕有朋友不清楚，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做的一个实验。

它将教学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从报名参加实验的学生中，挑选出24名年轻人参与实验，这些年轻人都提前接受了测试来证明他们身心健康、情绪稳定，而后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囚犯、看守、候补。

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囚犯在第一天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穿囚服，按照看守规定的时间放风，领取食物。

整个实验周期内，囚犯志愿者都被关在监狱后就不能自由行动，3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放风，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

结果实验中途发生了非常极端的暴力事件，几乎所有人好像都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看守开始用真的暴力手段去要求囚犯服从，囚犯也从第一天嘻嘻哈哈的反叛状态，变成了交出自己所有自尊的阶下囚，实验也因此被紧急叫停。

实验的主导者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实验结束几十年后，将整个实验过程写成了一本书，也就是心理学领域著名的《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Lucifer），这是魔鬼撒旦的另一个名字。

除了教授本人的书和一些小说，这个实验还被拍成了四部电影（一部纪录片，三部剧情片）。我们今天主要选2001年德国拍摄的这一版去聊。

当然，选这一版不是因为它最贴合当年实验（相反它是改动最大的一版），只是因为它的很多改动会更贴合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比如把学生改成了各行各业的人，视角也更多元，比如把教授作为实验主导者，在观察实验过程中的同情心丧失也融入了剧情之中，一定程度强调了规则制造者那些被忽略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个版本假想了这个实验当时没有被叫停会发生什么。

我们先看电影里这个实验一开始做了什么。

其实从进入实验的第一天开始，一种隐含的权力体现其实就开始了，就是人数和空间。

在真实实验中，双方人数是均等的，但这部片把囚犯的人数增多了，变成了一对多的比例，而且故意在布景上强调看守房有一扇可以从高处看到所有监狱房间的窗户，这种空间设置，导致只需要一个看守就可以看住所有囚犯的房间。

这种“高塔式的圆形监狱”就是福柯在边沁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全景监狱式的治理方式”，最终目的，是让囚犯在知晓这一点之后，时刻强化自己正在被看到的认知，假定看守的时刻存在，因而不得不自觉地规训自己。

而后，是制定一种规则，电影里规则的倾向性在于，通过控制囚犯的时间和自由来完成规训。

领餐吃饭时间是固定的，食物是固定的，并且必须吃完，能走出牢房的时间是固定的，这些固定活动在24小时内循环往复。

同时要求除了一张床外不能有私人物品，限制所有对“秩序稳定”有潜在影响的个人行为。

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身体上的自由加以限制，而是要让囚犯失去时间观念，度日如年，消磨意志。

每一个人在一天的24小时里都被锁着，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目标——除了下一餐。

或许上面这些手段，对于本身就是入内受罚的囚犯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实验的意义其实并不在此，而是让我们反过来看这些规定对看守狱警的影响。

对于狱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权力集中的体现，我们讲不清何为权力，毕竟权力难以被定义，但有一句话一定没有错，就是“可以去规定一切，就是一种权力”。

这种规定行为导致狱警们将“维持秩序”和“树立权威”开始完全划上了等号，个人意志的过度上升被因此合理化了，其中的暴力和冷暴力都被这种合理化掩盖了。

比如，电影里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狱警面对囚犯在客观情况下的异议时的非人道。

电影里有一个囚犯因为对乳糖严重不耐受，表示无法接受每餐牛奶必须喝完的规定，但狱警以这就是规定为理由，强制要求他喝下牛奶。

现实中的实验也是，当年就有看守故意在半夜吹起床哨，让囚犯起来排队，以验证自己的权威是否已经树立在囚犯心中。

当囚犯因为不满而反抗的时候，就用暴力和侮辱进行治理，电影里有做俯卧撑，殴打，扒衣服，在其脸上尿尿，现实里也一点都不轻，有用灭火器喷，强制囚犯脱裤假装发生关系，群殴。

这种治理彻底完成了二者的对立，像是一种滚轮一样，越害怕暴力的合理性被揭穿，便越暴力。

比如为了不让这些行径外传，狱警开始限制囚犯的语言，因为语言与思维有关，或者语言就是思维。

所以，电影里和现实里，狱警都要求囚犯在家人来“探望”时，保持沉默。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不管是现实还是电影里，狱警都要求囚犯回话时必须带有“尊敬的狱警先生”。

这种要求的背后，不止是树立权威的目的，还在于一种身份的强调。

这个身份背后的东西，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我愤怒的不是你在冒犯我，而是在冒犯这个系统，他们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小小的区域里的系统代言人。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本身心理健康的普通人，在进入试验得到权力后，突然意识不到“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负责”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路西法效应》书中不断强调的“对自身的去个人化，导致个人责任的分散化”

说白了就是，我今天不让你出去这件事，责任不在我，在规定，我只是执行规定，你有什么问题联系我领导，不要和我说。

责任就这样被分散了。

所以，书里谈到这个的时候，教授特意写了这么一段——

“当你允许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应负的责任时，就等同让他们做到后座去开车，不必负责任的驾驶自然会开着车子不顾一切向前冲。当我们拥有个人责任感，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才会比较有能力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当我们越意识到责任的分散只是种掩饰，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在执行可疑行动的共谋角色，就会越不容易盲目服从权威。”

当我们看清普通人是如何变成“坏狱警”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普通人这三个字。

这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三个字，因为我们都在其囊括之下。

我们每天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各色职业，这些身份都在特定的情景中，当我们处在这些“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

但是一旦进入一种“界限僵化”的系统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规定，像是规定什么行为才是适当，才是可以得到你的允许，于是角色的僵化性可能会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暴力和冷漠就必然会发生。

而这，是我们每个人永远需要对抗，也永远需要自我警惕的东西。

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