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 | 算法推荐综合治理要四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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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高艳东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发表于

《环球时报》2021年8月5日

8月2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算法推荐是新型数据技术，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便捷度。互联网带来了海量数据，用户难以全面浏览所有信息，算法推荐根据用户的喜好、阅读习惯等，向用户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效率。但是，如果不受到限制，算法推荐就可能为偏激、仇恨等内容推波助澜，进而侵犯社会利益。

一方面，算法推荐会导致“信息茧房”，限制用户的信息知情权。多数算法推荐的逻辑是“投其所好”，这会导致用户信息来源被固定化、单一化。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极易导致“奶头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泛娱乐化风气，多数用户尤其年轻人喜欢浏览搞笑、刺激或者猎奇内容，平台在“流量为王”战略下，大量推送明星丑闻等内容来赢得流量争夺战。

对算法推荐进行综合治理，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非成为阻碍文化进步的绊脚石，是互联网合规战略的重要一环。笔者认为，针对算法推荐的综合治理，未来应该实行“积极立法、算法透明、用户知情、多方监管”的管理思路。

第一，国家应当积极立法，为算法推荐建章立制。算法推荐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事物，传统法律更多关注侵权、色情等问题，而防止“信息茧房”则无先例可循。未来需要积极立法，打破算法黑箱，确保算法推荐的透明化、合理化。目前算法推荐的模型多是由各大平台自我决定，追求的是流量为王、利益至上。但是，用户众多的互联网平台涉及公共利益，未来立法应当本着强化公序良俗的理念明确算法标准，规定算法推荐的原则、程序、参数等，为平台确立经营底线。

第二，严格监管对特殊群体的算法推荐。对互联网进行分类管理是大势所趋，法律对不同群体的保护标准亦有重大区别。例如，相较于成年人较强的鉴别能力，未成年人正处在身心发育阶段，需要社会为其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显然，未成年人对网络游戏、娱乐明星等内容充满兴趣，如果算法推荐按照阅读习惯和喜好，对未成年人大量推送游戏广告、明星绯闻或性感照片，则会让未成年人在游戏、八卦等内容中“沉沦”。显然，对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不能任由互联网商业平台主导，而应由文化、网信等部门共同制定标准。

第三，算法推荐应当确保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技术应当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操控用户的手段。长期以来，各大平台都以商业秘密为由，很少公开算法推荐的数据模型。更糟糕的是，在算法推荐过程中，用户完全不知情。这类似于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描写的圆形监狱——平台监控用户的一切，而用户一无所知。为了防止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附属关系，消除平台成为“信息上帝”的可能性，算法推荐必须从“平台主导”走向“用户选择”的模式。在进行算法推荐时，平台应当向用户告知主要参数的依据，用户有权随时选择、调整参数内容及其权重。换言之，算法推荐的模式不能是“医生开药”，而应当是“客人点餐”。

第四，对算法推荐应当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在庞大的平台之下，用户都是渺小的个体，限于技术、知识能力，用户很难与平台博弈。平台可以采用信息不对称等战术规避法律，例如，虽然法律要求“告知-同意”原则，但平台可以将告知书写成数十页内容，让用户无从阅读，只能在“无知之幕”下被迫同意。未来，以技术制约技术、以平台限制平台，应成为保护用户利益的思路。既然有算法推荐，就应当有第三方的算法评估，国家应当鼓励第三方机构通过数据技术测评各大平台的算法推荐，弥补用户的技术缺陷。同样，在用户被侵权之时，有维权平台或组织利用数据优势，替用户集体主张权利，从而消除“用户维权成本过高、平台各个击破”的维权困境。

作为中立的数据技术，算法推荐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平台与用户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则社会与人民两受其害。算法推荐的乱象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对算法推荐的综合治理，不是限制其使用，而是为了让其发挥更大作用，是为了充分引导社会正能量。

END

本文作者：高艳东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

本文编辑：涂懿敏

本文审阅：周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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