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 | 从法律打诈到技术防诈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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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高艳东

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法律打诈到技术防诈的转型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

《法治日报》2022年9月7日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不下。为祛除电信网络诈骗的毒瘤，我国积极开展了多项法律行动。在执法层面，2020年，公安部开展“云剑-2020”“断卡”“长城2号”等专项行动，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这些执法行动有力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姿态。在立法层面，2021年我国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可以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

但是，严密法网、严厉打击的反诈策略依然面临新挑战。当前，电诈分子的作案手段发生了明显变化，诈骗的技术化、智能化色彩越来越强，犯罪成本越来越低，作案手法越来越隐蔽，导致执法成本越来越高。例如，在编写、发布诈骗引流信息时，诈骗团伙很少人工操作，而是使用按键精灵等自动化脚本执行工具，大大提高了诈骗信息发布的效率；在与被害人批量沟通时，诈骗团伙会利用机器人进行智能聊天，使用云手机、虚拟机和群控设备等方式降低人工成本。

在犯罪实现了技术升级之后，反诈策略也需要技术加持。传统的重拳出击、打早打小等反诈措施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递减，而技术防诈的效益逐步提升。上医治未病，以技术防诈可以提前发现风险，防止损害发生。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介绍，2021年，公安机关利用反诈技术共紧急止付群众被骗款3291亿元，使正在打款的150万名受害群众免于被骗；对涉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账户，实时开展资金拦截，累计拦截102万个资金账户148亿元。显然，事前防诈的收益远高于事后惩治的效果。由于电诈分子多藏身于佤邦等境外地区，常利用公司对公帐户、个人银行卡“四件套”、第三方支付平台、跑分平台以及买卖虚拟币等方式快速转移赃款，一旦被害人转账成功，损失就很难挽回。因此，利用技术措施预防损害发生，从“以打为主”转向“以防为主”，将是未来反诈的主要模式。

在从“法律打诈”向“技术防诈”转型过程中，我国应当本着“国家大力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的思路，建立技术共享、社会共治的生态系统。

一方面，在完成法律制度建设后，主管机关应当大力推动技术防诈的力度。在数字时代，我国应当以技术之善对抗技术之恶，能用技术提前预防犯罪时，就不应坐等损害发生。多年实践证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技术比法律更高效。网络空间的诈骗都是以虚假账号掩盖真实身份，离开了大数据技术，司法机关难以探寻罪犯踪迹。传统治理暴力犯罪的人海战术，在网络空间收效甚微。可喜的是，在国家层面，我国正在全面推行技术防诈的反诈策略。

近年来，各部门尝试采用技术防诈的工作成绩斐然。近年来，公安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陆续推出了“防诈利器”，如国家反诈中心APP、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云闪付APP“一键查卡”等，用网络技术为人民群众构筑起防诈“防火墙”。例如，2021年公安部推出的国家反诈中心APP，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1460余万条，向群众预警2.3亿次。此外，2021年7月，工信部联合公安部推出的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被骗用户，并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已成功发送预警信息1.49亿条。这些技术防诈措施，大幅度减少了电信网络诈骗的总量。

在立法上，我国也正在确立技术防诈的刑事政策。《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全面确立了技术防诈的总路线，如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严格规范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主叫号码传送，识别、拦截网内和网间虚假主叫及不规范主叫，并推动建立跨行业、企业统一监测系统，支持研发反诈技术，鼓励利用大数据防范电诈犯罪。

另一方面，在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网络犯罪的同时，企业也应当积极参与技术防诈的国家战略。防诈需要社会共治，而企业是重要力量。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掌握了海量数据，有先进的算法技术，可以通过其技术力量在各自领域提前预防诈骗。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互联网企业都在积极响应技术防诈的国家策略。例如，2022 年8月2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公布了2022 WAIC 最高奖项SAIL奖 TOP30 榜单，“支付宝智能风险感知与响应联合反诈系统”入选，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高奖项之一，表明我国采用人工智能防诈的能力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准。支付宝以防诈技术在全球顶级公司参评中获得SAIL奖，源于其优良的防诈效果。据悉，支付宝有一套智能风控系统IMAGE，这套系统用到了包括图计算技术、隐私计算技术、终端安全技术等前沿技术手段，使支付宝2021年资损率低于千万分之0.098（小于亿分之一）。

如何高效地防治网络犯罪是世界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得技术者得天下。我国企业的防诈技术已经有深厚的积累，可以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技术。例如，基于AI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中国电信打造了反诈核心中台；腾讯安全反诈骗实验室形成一整套基于AI的反欺诈评价新标准；抖音发布了《网络诈骗打击治理报告》，2021年上半年防诈提示展现量达1177万次。

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思路，我国将积极鼓励企业研发防诈技术。最新的技术就是最好的防诈措施，例如，支付宝的IMAGE将心理学和机器学习相结合，发展出交互式主动风控技术，通过在风控引擎之上构建服务交互引擎，过程中与用户自然交互，识别用户的真实意图，从而判断风险情况并劝阻止付。仅以交互式叫醒热线为例，充分学习了诈骗罪案分析的AI机器人，能够捕捉用户交流中的关键信息，快速采取恰当有效的反诈劝阻话术和措施，劝阻成功率在9成以上，效果超过人工。这些防诈技术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组成，也是中国构建网络强国、输出数字技术的重要一环。

企业的积极参与是打赢反诈战役的保障。我国是互联网大国，也是电信网络诈骗多发之地，国家层面的反诈技术只能奉行“抓大放小”的策略，总有数据或算法短板，很难对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段进行快速反应。而站在一线发现新领域的新型诈骗手法，恰是企业的优势。如果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在支付、社交、电商等领域开发先进防诈技术，形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群防群控的反诈格局，必将使诈骗分子在网格化反诈的泥潭中举步维艰。各个企业开发的新反诈技术，也可以有效地缓解公安机关的压力，形成对诈骗团伙各个击破的效果。

未来，我国应坚持“国家要主导、企业是中坚”的技术防诈思路，鼓励企业开发防诈技术，形成对恶意技术全面压制，让网络空间成为无诈的放心之地、清朗之地。

END

本文作者：高艳东

本文编辑：汪金晶

本文审阅：田驰宇、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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