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开挂，悄悄超了杭州和深圳
文 | 宝珠
编辑 | 江江
视觉 | 顾芗
11月末，全球知名科学杂志《自然》（Nature）发布了《2023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中国城市表现突出，在前20名中，中国有13个城市榜上有名。
在一份衡量全球科研产出的榜单中看见北京、上海上榜并不意外，但其中历来还有一个佼佼者，尚未被众人知晓。
它就是合肥。
《2023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中，合肥排在第13位/图源：Nature
2023年，合肥超越了杭州与深圳，在全球科研城市中排名第13位，相比去年上升3个名次。
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合肥常以“不发达”的标签出现在视野中。
为何？
事实上，在中国各大省份中，安徽省向来“存在感”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连累”了它的省会——合肥。
与此同时，大家常常“吐槽”，操着一口河南口音的可能是安徽人，说着吴侬软语的也可能是安徽人——那是因为，安徽模糊的地理、行政以及经济属性——从横向看，安徽居中靠东；按行政划分，安徽属于华东地区；但从经济层面，安徽又被归到中部地区。这些原因也就导致了合肥一度被调侃为“中国最大县城”“江浙沪包邮盲区”。
但很明显，合肥正在成为一座越来越特殊的城市，仿佛一夜之间打通了任督二脉，合肥怎么突然“开挂”了？
一所低调的名校
在这个来去自由的时代，科研人员在不同机构、城市甚至国家之间流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经费、设备、相关的产业配套，都影响着科学家们的选择。
因此，一个地区能够吸引人才在本地产出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果，需要凭借过硬的本事。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是国际上公认能够衡量地区在科学研究领域高质量产出的重要指标。数据追踪了82种全球顶级期刊，能反映出每个地区或城市对重要科研成果的贡献情况。
在许多人心目中，与有着几十所985、211高校的一线城市相比，合肥在顶尖高校资源方面并不突出。合肥只有一所985大学与另两所211大学，但它们的实力却极不容小觑，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是一所低调的名校。当我们称一所大学是低调的，说明它的实力与声量并不匹配。Nature网站对所有产出科研成果的机构也进行了自然指数的排名，中国科大凭借638.36的贡献份额（share），在整个亚太地区中排名第一，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
根据Nature网站对所有产出科研成果的机构进行的自然指数排名，中国科大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图源：Nature
中国科大的科研产出主要集中在物理与化学。《自然》网站显示，从2017年到2022年，中国科大的贡献份额从309.08增长到580.15，再增长至如今的638.36。除了2019年到2020年有所下降，其余时间，均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科大的自然指数于2020年超过了北京大学/图源：Nature
去年与今年，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科学》都曾发表过数篇中国科大团队的论文。今年12月，中国科大精准智能化学重点实验室团队在硼自由基催化不对称合成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果在《科学》上发表。
当然，一座城市的自然指数在世界遥遥领先，不会只靠一所大学。
《南风窗》曾报道，合肥科研强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此外，还有正在建设中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受人瞩目。大科学装置在一些科学研究领域必不可缺，但由于需要大规模的投入与工程建设，全球建有大科学装置的国家寥寥无几。
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图源：视觉中国
目前，合肥已经建成与规划中的大科学装置有12个，数量在全国位居第一，同时还有15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在其他地方罕见的研究设施，吸引了高端人才前来合肥。
没有钱做不到这些，合肥作为一座科研城市的崛起，离不开政府对科研投入的决心与实际支持。根据合肥在线报道，2022年，合肥市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达18%，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长期主义与冒险精神
在中国科大自然指数超过北京大学的2020年，合肥GDP突破万亿大关。作为中国经济一匹黑马的合肥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今年8月，《经济学人》在一篇文章开头写道：“漫步量子大道，看到的是世界上分布最集中的一批尖端科技企业。数十家公司撑起了几年前还不存在的一条量子计算产业链。它们的产品涉及地球上最先进的一些商业化技术。这片区域存在的时间还不到10年。而且它地处一个看似不大可能汇聚高新技术企业的地点：中国一个不太起眼的省份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
根据前沿科技咨询机构ICV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GFII 2022）中，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全球排名中，合肥位居全球第2位、全国首位/图源：ICV
如果不将基础研究成果转换为应用技术，“空中楼阁”式的繁荣也不会长久。观察那些排名前列的全球科研城市，在丰富的高校资源之外，通常有着健全的地方产业作为依托。在这方面，可以说，合肥的科研能力是与产业实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合肥如今在显示屏、芯片、汽车工业方面有着世界级的产业集群，这是如何形成的？答案既简单又不简单：用真金白银砸出来。
一两年前，合肥的称号从“中国最大县城”变成了“赌城”“最牛风投城市”。很少有城市能像合肥一样，崛起与发展充满了戏剧性。
合肥以三次成功的豪赌闻名，对象分别是京东方、长鑫存储与蔚来。
2008年，在技术迭代的阴影之下，国内显示屏行业处于凄风苦雨之中。想要改变现状，只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线，但费用巨大——需要一两百亿元，这个数字，比当时合肥市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高。
当时的合肥以传统家电制造产业为主，面临着技术含量低、产能过剩等问题。它抗住了争议的压力，引入显示屏生产企业京东方，帮助其建设第一条6代LED生产线。
2017年，合肥将目光转向了芯片，合肥市政府出资75%、北京兆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出资25%，二者成立合资公司长鑫存储，专攻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合肥市政府不仅帮助长鑫存储搭建了生产线，还共同出资购买了大量技术专利，“这是很多风险投资机构都难以提供的投后管理服务”。
合肥对液晶显示屏与芯片的投资有一个特点，当时的技术或市场均被国外掌控，国内的生产能力几乎为零。但通过对先进生产线的引进，合肥实现了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的转型。
事实证明，合肥“赌”对了，技术的突破不仅帮助单个企业起飞，还使得合肥成为了相关产业的集群基地。京东方的存在引来显示屏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入驻，长鑫存储的成功也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企业落入其中。
2020年，在蔚来亏损上百亿元的危难之际，合肥市政府出资70亿，“押注”新能源汽车。
合肥，蔚来汽车总部大厦/图源：视觉中国
在此之前，蔚来已和18个地方政府谈过，但都以失败告终。
与前两次豪赌相比，这次的投资已经相对安全，当时国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很多人预见，这是一个即将腾飞的市场。果不其然，不久后，国内新能源市场开始爆发，蔚来成为新能源界的明星企业，合肥政府的投资回报一度达到初始投资的5.5倍。
投资蔚来之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也在合肥建立工厂。在此之前，跨国公司主要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内陆地区较少有汇聚人才、物流与供应链的城市能够满足它们，但合肥实现了这一点。
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结合，是“合肥模式”的核心。不难发现，合肥政府的热情，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新兴战略行业，东亚前海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安徽共1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除了江航装备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央企，其余17家均有安徽国资投资。
安徽省18家科创公司中17家存在安徽国资投资/图源：Wind
《中国城市大洗牌》作者黄汉城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合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模式，是因为“天生跛脚”。只有冒险，才可能站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
不过，动辄上百亿资金的投入，需要十分的魄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合肥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合肥模式”样本。另一些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政府往往缺乏私募股权基金的专业知识，官员的定期任职也可能使得他们丧失给未来下注的动力。
过去，其他地区并非没有类似的案例，但要么滋生腐败，要么只能产生平庸的回报。像江苏如皋投资赛麟汽车这样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为什么合肥成功了呢？
有时候，表面看起来的好运气，实则是背后万分努力的结果。合肥市政府的投资，虽然具有风险，但也建立在对企业与产业的深入认知与理解之上。
根据媒体报道，在决定投资蔚来之前，合肥建投（合肥政府的融投资平台）组织了专业团队对蔚来的技术、供应链与市场进行了研究判断，同时也委托专业机构对蔚来的财务、法务进行调查。甚至还进行了资本退出路径的谈判。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一位合肥商人表示，合肥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深入地讨论行业话题。
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合肥市市委书记虞爱华说：“合肥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不会因为人事的变动，影响对企业政策的变化。”企业有了稳定的预期，才能对与政府的合作充满信任。
从历史来看，合肥向来有“接纳”与“坐得住冷板凳”的基因。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大被迫离开北京。当时不比今天各地争抢人才，一个大学的进入，意味着多了嗷嗷待哺的几千口人，在“自身难保”的现实面前，许多省份都拒绝了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辗转多地，直到合肥将本地学校腾空、迁往他处，才有了稳定的新住处。
一个城市想从一副烂牌打起，需要一些长期主义、专业主义和冒险精神，正是这些，成就了今天的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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