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
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作者简介：
汪仕凯（1983－），男，湖北孝感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家建设、民主理论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AZD001）。
群众路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期过程的高度总结和集中概括。从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其实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群众路线包含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共同构成的完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环节，内在地贯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厚的本土起源和鲜明的中国特色，集中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民主政治，而且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义，正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得到彰显。
关键词：群众路线；人民主权；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命题。“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P37）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形态作出的高度概括，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发展民主政治的新高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理念、战略指导和实践路径。就政治理念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民主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就战略指导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定向引导。就实践路径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但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是毫无根基、突然出现的，更不是出于一种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而主观构造出来的，实际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经历了一个从起源到发展、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长期演化过程。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期历史过程的高度总结和集中概括。
从民主政治在中国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其实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在领导革命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如何将民主政治付诸实践的任务，群众路线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而发展起来的。群众路线包含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共同构成的完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环节，也内在地贯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可以说，正是在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了群众路线作为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形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而积极完善和长期坚持群众路线，进而使群众路线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虽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群众路线作为实践起源的，但是如果将它置于世界视野中进行分析，就能发现群众路线内在蕴藏的利益、情感、理想等核心要素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政治现代化，往往以是否建立了民主政治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来就是以实现民主为基本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的历史过程本身也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全世界传播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根据地就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为实践民主政治而逐渐创造出来的，并且以其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巨大效能进一步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初形态。
民主政治是人民主权的实践，人民主权将国家权力的来源诉诸人民，并且视人民意志为支配国家权力的最高意志，内在地包含着肯定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在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P52）人民主权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统治阶级通过将普罗大众从人民中排斥出去，完成了对人民的抽象化处理，从而仅仅将少数人当作人民的构成部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P33）。李大钊在宣传人民主权思想时就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主权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佷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4］（P103－104）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所要实现的人民主权就必须是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人民的主权，所要建立的民主政治就必须是以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作为政治主体的民主政治。
从皇权专制走向民主政治，在晚清时期已经成为精英群体的共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在中央政府不断弱化、虚化的过程中，共和制度只是一种“幻象”，民主政治无从谈起［5］。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且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6］（P615－616）。在孙中山看来，民主政治必须以大众获得政治主体地位为前提，只有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政治才是民主政治。而且，孙中山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6］（P797）民主政治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个判断反映出孙中山对于民主政治认识的深刻之处，但是关于“不要等到人民来争”的意见则吐露出他对于工农大众在政治中主体地位的犹豫态度。
事实上，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才能争取得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前期取得重大成就，端赖工农大众的支撑作用，而在国民党将工农大众从政治舞台上排斥出去后，国民党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以沿海口岸城市为基础、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弱势独裁政权”［7］（P191－206）。民主政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依然付之阙如。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目标，而实现民主政治则是蕴藏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之中的重要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就开始探索和实践以工农大众为政治主体的民主政治。转战至陕北时，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总结工农武装割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人民民主纲领，其基本内容就是将“工农共和国”发展成“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8］（P156）
就实质内容来看，人民共和国是将人民主权和工人阶级领导结合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方面人民是由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组成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是人民中的领导阶级，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围绕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凝聚成一个整体。而人民主权与工人阶级领导的结合又进一步产生了新的内容，具体而言，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由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共享的民主政治，不能以选举代表组成民意机关为满足，而是必须保障广大中国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也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9］（P258－259）。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其实就是将人民主权原则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实质所在。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实质内容的人民民主，相比较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言更先进，在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要解决的实践问题的难度也更大一些。毋庸讳言，再美好的政治理想，都必须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并以其效能展现出生机和活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探索和实践人民当家作主，“西方票选民主的方式”，不仅“根本上不可能，甚至很危险”［10］。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在革命实践中探索、自己创造。群众路线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为了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而发明的新事物，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群众路线对于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价值被进一步发现出来。
毫无疑问，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政治创造。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内核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1］（P899）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就不难发现，群众路线并不单纯是一种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方式和方法，更深刻的内容则在于将党的领导建立在群众广泛支持的基础上，通过群众的政治参与，发挥群众的创造性，进而保障党的正确领导，所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2］（P365）。
群众路线与人民当家作主有着实质性联系，可以说人民当家作主最初的实践形态就是群众路线。首先，群众路线打破了妨碍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各种限制，将广大民众带入政治生活中来，确立了广大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此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大多数人的事。其次，群众路线在确立广大民众政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广大民众能够直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并且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置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中心。最后，群众路线内在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广大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成一个整体，不仅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中发挥决定作用，而且能够决定国家事务。
由于群众路线和人民当家作主之间存在着上述实质性联系，故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能够发现群众路线所具有的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作用。更明确地讲，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形态。由于群众路线在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群众路线就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始了将群众路线制度化的探索和实践，先后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在政治制度体系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群众路线同样是一个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的全过程，或者说，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已经在群众路线中萌芽并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互配合形成整体效应，群众路线就难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的根本工作路线。进而论之，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之所以能够在群众路线中孕育，就是为了满足在最大程度上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这一根本需求，而人民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主体。
群众路线内在地包含着民主选举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从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过程而不是简单地从群众路线的内涵出发，那么就能够发现民主选举实际上是群众路线的一个基本内容。群众路线中的民主选举就是由群众以选票的方式将党员干部输送到基层政权中，从形式上这个过程同西方国家的选举似乎并无二致，然而在过程上则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要将党员干部推荐为县长、区长、乡长，并不是直接让党员干部参加选举，而是先让党员干部去从事群众工作。毛泽东指出，党员干部要领导群众必须首先取得群众的信任，每位党员“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1］（P1095）。刘少奇说：“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13］（P240）从民主选举的角度来看，群众路线就是一个争取群众信任和赢得群众支持的过程，只不过群众路线没有热闹的竞选而代之以日常的民心争取工作，选举投票则是前期工作的水到渠成阶段。由于党员干部前期艰苦的群众工作已经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故而民主选举往往呈现出群众参与率高、党员干部得票率高等特点。
群众路线是一个民主协商的政治过程。广大中国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国共产党要将这样的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进而成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依靠民主协商。习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4］（P29）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同工农大众商量，另一方面要同中间势力进行协商。就前者来说，“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11］（P1095）。中国共产党必须摒除“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在民主协商中，既要使党员干部自己了解的东西为群众所了解，又要使群众了解的东西为党员干部所了解，从而实现党与群众的密切结合。就后者而言，党员干部必须照顾到中间势力，“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15］（P526）。民主协商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机制之一，群众路线依靠民主协商完成利益整合和共识凝聚，从而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效能。
群众路线是一个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民主协商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机制，本身并不是群众路线的目的，民主协商是为民主决策服务的，只有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决策，党在群众路线中的领导才能是正确的领导。毛泽东在分析党员干部违背民主决策的现象时就曾指出：“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11］（P791）由于“钦差大臣”满天飞，未能实行民主决策，导致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因此必须走群众路线，进行民主决策。而通过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决策，不只是将广大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落到了实处，而且使决策本身成为具有广泛利益代表性和广泛民意基础的开放型政治过程。
群众路线是一个民主管理的政治过程。人口规模巨大、地方差异性大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同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基层公共事务适宜民主管理。民主管理不仅是民主决策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群众路线上升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为了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中切实保障广大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开始探索和实践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而将群众路线制度化为政治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看来，“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民主管理的过程来落实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6］（P129）。民主管理是人民当家作主最为基础的环节，将群众路线制度化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广大民众能够在直接遇到的、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基层公共事务中进行民主管理，能够将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落到实处。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其目的就在于实行民主管理，从群众路线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从确立广大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到保障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的发展过程。
群众路线是一个民主监督的过程。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风险。党员干部虽然来自广大民众，但是党员干部往往和广大群众在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等问题上出现差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17］（P230）。为了正确处理上述矛盾，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开展民主监督。在革命中实行的党员和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监督的典型模式。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时指出：“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的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到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18］（P171－172）让党员干部深入广大群众之中而非高踞于广大群众之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时刻接受群众监督，使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党员干部、对党员干部的具体表现进行评判，使群众成为决定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群众路线所蕴含的民主监督的基本含义。
群众路线包含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为了将广大中国民众凝聚成一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即人民，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实践民主政治。换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国家，并且在此历史过程中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由时代条件限定的并由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到的历史任务［19］。而群众路线就是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被创造和发展的，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群众路线就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厚的本土起源和鲜明的中国特色，集中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民主政治，而且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因此，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民主政治提供借鉴，又能够为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新思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它不是单纯的利益政治，而是将利益、情感、理想结合起来的人民政治。群众路线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不仅孕育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要素，而且创造了利益、情感、理想等基因，并使其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底色。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利益、情感、理想始终是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准线，可以说，利益、情感、理想作为在实践中形成的基因，已然全面渗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中，从而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
利益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不例外。广大中国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都内在地包含着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图，而政治制度则是为了调节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所作出的规范化、程序化安排。没有利益的政治是空头政治。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0］（P146）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P4）美好生活就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概括，因此，利益毫无疑问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特质。
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完全是一种利益政治，情感和理想同样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特质，并和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成为领导核心的，党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过程也是党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联系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P9）没有情感的政治是冰冷的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情感，就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就是民心，这种情感是一种“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政治情感。党与群众之间的政治情感是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形成过程决定了它的性质不是基于利益计算所形成的“契约”，而是基于血肉关系所形成的“信托”。中国共产党将这种“信托”性质的政治情感概括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21］（P121－122）。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巩固和强化革命中形成的政治情感，就是要守住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托”关系。
理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个基本要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不渝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将理想贯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另一方面则以理想来塑造和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发展。理想作为基本要素意在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会局限于既得利益格局，而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的力量，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藩篱，持续推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22］（P267）不言而喻，没有理想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不可能有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理想的发动机，因为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9］（P9）。没有理想的政治是没有前途的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将理想作为基本特质，在当前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代表着民主政治的未来，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方向。
利益、情感、理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特质，并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底色。利益使广大群众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情感使广大群众结成了情感共同体，理想使广大群众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三种要素结成的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融合成一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人民。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整体，而是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是以利益、情感、理想凝聚起来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而成的政治实体。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人民不仅是主权的掌握者，而且是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根本主体。人民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并且只有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作为一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并且由利益、情感、理想构成的底色来塑造民主政治，充分说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不同于西式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从抽象意义上理解人民，从而简单地将人民视为抽象整体，而是认识到人民必须是政治实体，人民不仅与主权联系在一起，更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的当家作主密切相连。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存在，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同西式民主的根本差别。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单纯的利益政治，不仅认识到情感和理想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只有通过利益、情感、理想的合力才能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人民，也就是说，只有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人民。概而论之，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相互依存的，人民是民主的根本主体，有了人民才有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则要由人民进行不断的创造。
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各国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提供了新方案。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23］（P60），然而，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被局限在资本主义民主即自由民主的理论中，甚至认为西式民主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只要世界各国跟随着西方国家的脚步普遍建立了自由民主体制，人类历史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及政治体制的选择就终结了。毋庸讳言，“历史终结论”不仅美化了西式民主，而且禁锢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民主政治上的探索，事实证明西式民主只是人类探索和实践民主政治的一种模式。在人类普遍要求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中，理应有多个方案供世界各国进行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提供给世界各国的新方案，它集中体现了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经验。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发展民主政治确立了新目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比西式民主更切合民主精神的模式，通过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国家权力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行、为人民所享。很多人向往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竞争性选举作为主要内容的西式民主，殊不知西式民主是以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且利用其支配地位从全球生产剩余中攫取大部分份额为前提的，如果西方国家所攫取的份额减少了，那么西式民主将发生变形，从而离民主精神愈来愈远，更遑论在世界体系中居于被支配的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西式民主了［24］。由此可见，西式民主背后隐藏着西方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现代国家内部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同人类追求的民主精神是相背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实践形态，这就使人民能够真正广泛、持续、平等地影响政治，因此完整实践了民主精神。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的涌现，既是这种变局的表现，又是推动其加速发展的动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仅凭哪一个国家就能够从容应对的问题，稳定有效的全球公共事务治理需要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国际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将其放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层面理解，人民当家作主内在地要求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来改善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一方面意味着世界各国在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讲，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将通过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所形成的集体力量视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基本支持，这两个方面将为开辟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新路提供坚实基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民主政 治的集大成者，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创造现代政治的 能力。群众路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起源，中国 共产党为了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在革命 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政权中就已经从群众路线中孕育了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 基本要素。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制度机制创设、政治 理念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脱颖而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认识，同时也提出了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即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创造的 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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