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苏联传统及其实践
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作者简介：
王向民（1977－），男，河南洛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史研究；
王钰鹏（1994－），男，陕西安康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学史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3）；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项目“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项目编号：2021JQRH011）。
中国政治学的苏联传统及其实践
摘 要：如何解释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以政治教育的训练体制为中心，这是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从苏联政治教育传统出发，讨论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政才”的训练，这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制必须围绕着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阐释与革命主体对理论的掌握，此即“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的起源。同时，由“以俄为师”的留苏精英通过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嫁接，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化建制模式。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组织建制；政治教育；干部培训；苏联传统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制，为什么是一种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培训体制，而不是独立的知识生产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回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社会政治因果分析，即讨论分析变量的关系及其意义；一种是历史过程的记叙，即它“如何”以政治教育的培训体制为中心，从组织建制的维度讨论其发源过程。本文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建构，深受近代欧美传统、20世纪上半叶苏联传统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传统的影响，而在以学校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制上，苏联影响更大。本文旨在通过回溯根据地时期干部政治教育的苏联传统，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教育建制、知识结构与知识传播机制的发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中国对西方的整体迷境，苏维埃俄国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学习对象，革命政党取代传统官僚士大夫、读书人成为中国国家转型的权力中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政党国家底色。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分流，国民政府转向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传统的影响下，探索中国社会革命的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体制。苏联传统经由根据地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
中国政治学学科建制的独特性来自于中国革命的独特实践，它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探索结果，也是欧风美雨、苏联传统的影响结果。追溯中共根据地时期干部政治教育的根源，探寻苏联传统与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承继关系，能够为新中国政治学的教育体制变革及其政治知识生产机制提供历史的解释。
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始自晚清，1872年清廷正式向美国派出官费留学生，自此拉开近代官派留学的序幕［1］（P7－8）。清廷官派留学有洋务运动的背景，“中体西用”之下的留学取向多为技术类专业。随后，民间留学大盛，纯为学术与救国救民者皆有。“五四”之际，“运动”风生水起，“到俄国去”成为新革命者的旗帜。
（一）留俄（苏）浪潮
晚清留俄教育大致经历了随使游历、学习翻译、住馆肄业和学堂留学四个阶段［2］（P5）。受限于沙俄教育水平和清廷对留俄教育的重视程度，晚清留俄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较为有限。俄国十月革命的到来使得留俄学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以刘绍周为代表的留俄学生发现华工在当地备受欺凌，成立了华侨群体“中华旅俄联合会”，帮助转移和救济在俄中国工人。十月革命后，该组织更名为“中国工人联合会”，会长刘绍周不仅受邀参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还作为中国代表进行发言［3］（P76－78）。1920年刘绍周在满洲里与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晨报》驻俄记者瞿秋白相遇，刘绍周向瞿秋白详细介绍了俄国现状［4］（P52－53）。次年，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开课，瞿秋白受邀担任课程翻译［5］（P61），二人的这次相遇也象征着新旧时代留学苏俄的交替。
“五四运动”前后，苏俄方面曾两次向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废除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举动无疑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好感和欢迎。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达对苏俄善意的感谢，称此举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6］（P82－91），国内就此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1920年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人被委派筹办湖南俄罗斯研究会［7］（P70－73），系统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并讨论发行俄罗斯研究丛刊。此后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学生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语，并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每周讲解一次马列主义［8］（P6），上海外国语学社也成为当时重要的留俄学生输送地。此外，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下，北京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开始观看苏联纪录片，创办进步杂志，广泛学习马列主义，最终培养了乌兰夫、云润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前往苏俄学习［9］（P59－75）。上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客观上起到了留苏预备学校的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热战，使俄国十月革命备受国人关注，马克思主义与苏维埃俄国成为救治弊病的“政治药方”。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始弥漫着一股留学苏俄的风潮，甚至认为只有“到俄国去”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8］（P5）。早期苏俄留学条件极为艰苦，不但前往苏俄的行程中要躲避日本人和白匪的搜查，而且乘坐通往莫斯科的火车还会遭到白匪袭击，时常需要下车搬运木柴或修路才能继续通行［8］（P8－10）。但即使环境如此恶劣，仍然不能阻止留俄精英的求学决心，“以俄为师”成为革命家继日本之后的又一选择。
（二）苏俄（苏联）的中国干部培训学校
苏联的政治教育发源自俄国革命战争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工人阶级传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苏俄方面尝试通过密集建构的政治符号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以此凝聚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了一套面向全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在推行政治教育的众多场域之中，学校是最重要的载体，而干部培训学校更是重中之重。故而面对留苏精英，苏俄更倾向于借助干部培训学校政治教育的形式，将其经验加以传授。
苏俄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创办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追溯到俄国革命时期。当时许多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华侨和华工参与到俄国革命战争中，仅1918年苏俄红军的中国营就超过1800人［6］（P1－3）。为更好地组织和动员这批人，东方战线第五军的国际团开办了专门培养连级干部的学校，之后该部队与西伯利亚军区政治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国际党校”又专设中国班，向参与学员传授马列主义知识［10］（P112）。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代表提出苏俄和共产国际应当确保东方革命者能够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10］（P112），1921年俄共（布）决定成立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院校［10］（P111－112），这就是后来的东方大学①，并设立“中国班”。
东方大学虽然旨在为各东方国家及苏联国内东部地区培养人才，但却成为当时海外颇为重要的中国干部培训学校。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逐步分批派人前往莫斯科学习，前两批留学精英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办理赴俄手续［11］（P178）。此前流散于欧洲各国的留学精英也陆续转往苏联求学，这批学生中就包括朱德、李富春等革命元勋。截至1924年时东方大学已成为苏联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其中中国学员占外国部的三分之一［12］。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该校几乎承担起整个旅苏中国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苏联也逐步成为留学精英的人才孵化地，系统地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中苏关系愈发密切后，苏俄对于培训中国干部也更加重视。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议扩大东方大学或直接建立新的干部培训学校［3］（P588－589），之后俄共（布）决定专为中国学生创设一所学校［3］（P594－595），并最终将学校校址定于莫斯科［3］（P615－616），史称“莫斯科中山大学”②，该校成为苏联境内第一所专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干部培训学校。
随着中国革命不断深入，更多的苏联干部培训学校开始向中国学生开放，其中包括培养政党人才的高级党校———莫斯科列宁学院，也有培养专业军事人才的托尔马乔军事政治学院、莫斯科红军军事学校等院校，还有部分中国学员因成绩优异、理论功底深厚，获准进入苏联政治教育重镇红色教授学院进修。在上述招收中国学员的苏俄干部培训学校中，东方大学“中国班”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规模与影响力最大。根据苏俄方面的统计，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约有1500名中国积极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苏联其他学校中接受政治教育［13］（P25）。此后由于国内革命形势逐步严峻，向苏联方面大规模派遣学生变得异常困难。直至解放战争胜利后，较为体系化的留苏教育才重新恢复。因此，1920年代的留苏潮，客观上塑造了1930年代根据地的政治领导层。
（三）留俄（苏）精英及其归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四批学生前往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首批全部来自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其中就有罗亦农、刘少奇等三十余人，大部分于1924年毕业归国。从第二批开始，陆续有旅欧支部推荐前往东方大学求学者，王若飞、刘伯坚等数十人正是在这一批次中，这些学生都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回国［2］（P118－119）。这一阶段的留学精英大多出身于青年学生，在求学伊始就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相对较好。他们回国后迅速弥补了党内人才匮乏、理论知识缺失等诸多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早期中共组织制度的改造［14］。刘少奇、肖劲光在回国后被派往安源组织工人运动，安源一度被誉为“小莫斯科”［8］（P17）。
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培养中国留苏精英的重心开始转移。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共招收四批中国学生，从回国后的表现来看，这一时期的留苏精英仍值得称道。1926年冯玉祥访问莫斯科时就采纳了东方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刘伯坚的建议，向苏联方面要求选派一批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随同他回国［15］（P126－127）。同年年底，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二十余名留学精英从莫斯科启程，次年抵达西安，并在冯玉祥的支持下着手参与建设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在邓小平等留学精英的帮助下，该校的政治教育主要讲授马列知识，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6］（P133），不到半年时间就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政治骨干千余名［17］（P136），学校教员刘志丹、学生高岗日后都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缔造者，以至于当时有传言说冯玉祥部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十之八九”都是共产党员［18］（P59）。
留苏精英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政治教育中的影响，在1949年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苏区时期，随着留苏精英走向党的领导层，留苏的东方大学“中国班”或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教育经历转化为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创设，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第二，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区别于苏联革命经验的积累，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迫切需要，留苏精英在退出最高领导层的同时，在政治知识生产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干部政治教育的理论工作者与优秀教员。
（一）留苏精英主导的苏区干部政治教育：嫁接苏联传统
作为政治机构的附属物，学校的组织架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留苏精英尤其是旅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旅莫支部”）干部就担任了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以至于当时党内有“旅莫支部派”和“莫斯科派”的说法［19］（P218），郑超麟甚至认为，“大革命期间，旅莫归国干部是党内的中心力量”［20］（P475－476）。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联共（布）决定将原本派往武汉国民政府的留苏学生改派至广东，听候南昌起义部队调遣［21］（P71），开启留苏精英直接参与革命斗争的序幕。随后，除部分学生继续在苏联深造或参与苏联革命工作外，大部分留苏精英开始分批进入革命根据地。1927年和1928年分别召开的中共五大与六大，瞿秋白、任弼时等人被选为中央委员，留苏精英开始逐步进入党内领导层。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曾有多年留苏经历的瞿秋白担任教育人民委员，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徐特立和沙可夫任副教育委员。1933年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国革命当时最大的根据地与临时中央实现了结合，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秦邦宪主持中央工作，留苏精英在党内的影响力就此到达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由留苏干部主导的苏区教育几乎是苏联教育的嫁接，他们的苏联经历尤其是在东方大学“中国班”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体验，成为苏区教育创办的设计源泉。在瞿秋白的主持下，苏区先后制定了教育工作的各种法规条例，被编纂成《苏维埃教育法规》［22］（P456－457），共产主义教育在全苏维埃范围内得到推行。在全苏维埃教育建设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凯丰在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就是根据着苏联的光荣的经验，来建设文化教育事业”［23］（P41）。
首先，根据培训技能的不同，将干部培训学校类型化，分作党政干部培训学校与军政干部培训学校。党政干部培训学校有正规大学和培训班两种形式，最典型的正规大学有培养政务干部的苏维埃大学［24］，以及培养党政干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25］，培训班则有不同层级的政务培训班［26］、党务训练班［27］（P1074－1075）、党校等类型［27］（P1075－1076）。军政干部培训学校先后有过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等［23］（P202－20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培养军政干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其次，苏联政治学校的特征之一是政治学校校长与政治领袖的合一。例如，苏联东方大学首任校长由苏俄民族事务委员部副部长布罗伊多担任，第二任校长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舒米亚茨基，最后一任校长则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10］（P113）。莫斯科中山大学先后有四任校长，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曾是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之一，第二任校长米夫还曾担任过东方大学校长，第三任校长威格尔和第四任校长凯桑诺娃都曾就职于苏联其他干部培训学校［11］（P179－180）。苏区干部培训学校也是如此。东方大学毕业的叶剑英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伯承都曾担任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28］（P361），瞿秋白同时担任过苏区教育人民委员、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5］（P374），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董必武和杨尚昆都曾担任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副校长［29］（P161）［30］（P80）。这一时期留苏精英不仅主持干部学校日常工作，还直接作为教员进行授课，如瞿秋白就曾到苏维埃大学和红军大学授课［22］（P456－457），董必武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讲授《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等课程［31］（P103）。
（二）延安干部政治教育的知识转向与留苏精英的知识生产：继承与转向
遵义会议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基础政治知识的理论论证提上日程，理论化尤其是党的理论的经典化成为延安根据地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为此，在险峻的革命环境中，1939年《共产党人》创刊，1940年毛泽东专心编撰《六大以来》等三部“党书”，留苏精英在退出最高政治领导层之后，在理论知识领域再度得到重用。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徐特立任教育部长。延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干部培训学校，分别是培养军政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党政干部的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留苏精英在学校中担任理论阐释与检查的角色。1939年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早在苏俄留学期间就因其学术功底深厚而为人称道的张闻天被任命为部长，领导全党学习马列主义［32］。张闻天主持党内理论学习，说明苏联传统尤其是留苏精英的理论修养在党内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列宁学院毕业的李维汉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33］（P298），干部培训学校的教员也多由留苏精英担任，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初期政治教员就有张闻天、秦邦宪、杨尚昆等人［34］（P20），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则有刘少奇、王学文、吴亮平等人［33］（P299）。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成熟迈向理论成熟的关键性历史事件。毛泽东主导编纂的三部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的“二十二个文件”［35］，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文本，但是，这些历史文献与政治文件的“阐释”任务却大多由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知识功底的留苏精英担负。1942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长整风学习时间，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康生为辅，下设各委员会中，康生与李富春负责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36］。在中央总学委中，留苏精英占据多数，李富春、凯丰、王稼祥、任弼时都毕业于东方大学或莫斯科中山大学，高岗则在留苏精英主持的干部培训学校学习过。
相较于苏区时期的党内领袖身份，延安时期的留苏精英更多担负着理论工作者的政治角色，将注意力转向如何改造马克思主义，将其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并组织论证和知识传播。例如曾任干部教育部部长的张闻天，其早年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因为外语水平较高，系统读过马克思与列宁的经典著作，担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就曾指导翻译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37］（P125－126），并主持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38］（P334）。其他留苏精英，如王思华参与编写《社会科学概论》［39］（P117），吴亮平参与合著的《唯物史观》［40］（P266），都是以中国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对于政治教育知识层面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干部政治教育服务于政治实践。随着现实政治趋于复杂，干部队伍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这就催生出更为专业化的干部角色定位与训练。苏联曾经针对不同的干部角色，开设了不同的干部培训学校，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创办了不同类型的干部政治教育学校。及至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政治学校的类型和培养目标作出进一步划定［41］。培养党政干部和军政干部成为干部政治教育的主轴。
（一）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培训学校
苏区时期的苏维埃大学致力于培养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42］，在行政组织架构上，学校设立校务处和教务处，校长和管理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校务处管理全校一切行政事务，教务处负责一切教务和训育工作［23］（P226－227）。该校创办一年后，被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前身是苏区中央局党校［43］，以培养“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坚决拥护者与执行者”作为目标［25］，组织架构基本保存了此前苏维埃大学的形式［33］（P297）。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组织建设变化不大，只是依据课程设置建立了相对应的研究室［33］（P298）。
比较而言，延安时期的政治教育学校已经具有相对多元化的格局，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或具有一定系科分设的普通型大学建制得到了初步尝试。陕北公学以培养抗战干部尤其是民众干部作为创校目标［44］。该校同时设有大学部和研究部，大学部用来满足培养行政、民运和文化工作的较高级干部，研究部则着力培养专门的学者。学校的研究部还致力于吸纳具有一定学科知识基础的专门人才，试图将其作为研究员来推进相关研究［45］。此后由陕北公学等多所院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组织架构上更像综合性大学，下设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行政学院，各个学院之下再开设相应的系，学制也并无统一规定，只以完成制定科目为准［46］（P152－158）。延安大学意味着根据地已经演化出并非单纯干部培训性质而是面向大众政治教育与知识生产的现代大学体制。
在学生遴选方面，党政干部培训学校虽然也重视学生的阶级出身，但更强调学生的基本素养和实践能力。苏维埃大学规定凡是具有一定机关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者都有资格前来学习，本科教育不得少于半年，预科教育则依照学生入学时的程度来决定［23］（P226－227）。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也根据学生能力和水平将其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训练班，学习时长也为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不等。陕北公学则直接实行半军事编制，延安时期为确保党政干部素质［47］，学制更是延长至一年［45］。
（二）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培训学校
自“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后，军队建设在党内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军队的政治教育更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环节。由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军队早期的干部培训主要通过随营学校和红军学校的形式进行，根据地稳固后，继之以专门的军政大学为主，随营学校和红军学校作为补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政干部培训机构制度建设相对薄弱，直到延安时期创办抗日军政大学，其行政组织架构才趋于正规化。抗日军政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教育与培训军队中的干部”［48］，这一目标导向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建制形式，学校行政系统相对简陋，设有政治部、训练部和校务部。其中，政治部主导政治工作，以确保党对学校的政治领导；校务部安负责排行政事务，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转；训练部统筹全校的教育工作，也是政治培训的关键。训练部下辖的研究室负责对教学内容进行探讨，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主管具体授课，编译科处理教材问题。之后又在训练部之中开设油印科，专门负责制作和整理学校的讲义教材。
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选择上，中国共产党沿袭了此前苏俄的传统，基本都是由党内的军事将领担任。苏区时期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培养一大批工农分子的军事政治干部”为目标［49］。学校先后两任校长叶剑英和刘伯承，都是军事才能与政治素养兼备，这一人事安排使得该校得以奉行“阶级的‘国际化’‘苏维埃化’‘军事化’的政治教育”［50］，前后共培养了一万余名军政干部。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一直由林彪担任，毛泽东更是亲自兼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赴抗日前线作战后，学校又增设副校长职务，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罗瑞卿和滕代远也都具有多年的红军指战员经历，抗战期间抗日军政大学合计培养出十万多名军政干部［34］（P3）。
军政干部培训对于学生的挑选，同时受到现实因素和政治考量的双重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红军中设立的随营学校和政治训练班是出于提升军队凝聚力、为部队培养后备干部考虑，因此主要面向士兵。考虑到红军士兵素质水平和培养目标的差异，最初筹划的政治训练将学生分为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分别进行授课。普通班以支队为单位，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类课程，要让士兵掌握初步的政治常识。特别班则从各大队中挑选具有一定识字水平和政治常识者组成，授课教师与普通班相同，在培养目标上要将其塑造成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日后成为下级干部。干部班主要以纵队为单位，由纵队政治委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力求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水平，使其具备领导群众的能力，以备日后成为中级干部［51］（P103－104）。
此后红军规模不断扩大，红军学校的招生范围也相对更广，从红军士兵拓展到党团骨干。在学生遴选方面，为实现青年军事化的目标，各地共青团要求将大部分活动分子输送到红军学校中［27］（P574）。如同此前苏联干部培训学校招生时对阶级出身的强调，红军学校对政治立场也有初始要求，目的是能够挑选出政治素质相对较高的学生，为更好地开展政治教育奠定基础。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都有意争取知识青年的加入，遵照此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的指示，抗日军政大学对于前来求学的有志青年几乎来者不拒，大量涌入延安的知识青年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序列中，仅学校第四期知识青年就占在校学员总数的八成以上［34］（P56）。
学校以课程设置为基础，反映的是特定的知识结构，而知识的阐释与传授又依赖于特定的教学方式。留苏精英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或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经历使其主持并设计了根据地政治学校的相关课程及其教学方式，这些知识结构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课程科目及其讲授内容上有所增减，但是其基本架构与训练、培训的授课方式得到延续。
（一）课程设置与知识结构
国共合作时期的旅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旅莫支部）流行一句口号：“我们来这里是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做‘学院派’的。”［19］（P194）然而在国共合作破裂的1929年，毛泽东记载红军政治培训的材料中，却有关于苏俄红军、政治经济学常识等内容［51］（P102－103）。知识精英的学习不是“学院派”训练，泥腿子红军士兵却要学习看似与战争无关的知识，这一史实提醒我们，根据地政治教育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与具体叙述上深受苏联影响，另一方面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注重政治知识与政治主体的结合，而不是政治知识的传承与生产。
苏区时期的文化教育完全以“苏联的光荣的经验”为指导［28］（P39－53），苏区的红军学校与党政培训学校几乎照搬了留苏精英的苏联政治教育经验，课程设置主要以阐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当前革命的主要问题为中心，其中《社会形势发展史》《党的建设》等课程直接与苏联政治教育相吻合［52］（P125）。此外，红军学校还开设有一门名为《武装拥护苏联》的课程，可见不仅是源自苏联的知识内容，甚至作为国家的苏联都在苏区享有特殊地位。如果说苏区时期的军政干部培训学校只是在课程设置上对苏联有所倾斜，那么此时的党政干部培训机构的授课内容则几乎是对苏联的照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社会发展史》等课程［29］（P161），几乎全部是此前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的课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去信，要求各省县都应开办干部培训班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理论水平。信中明确指出中央或省县一级的干部学习科目应包括《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国党史与列宁主义》，而县级训练班教员和区级干部则要由省委举办训练班，培训科目为《政治常识》（主要为共产国际纲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23］（P213－217）。这些课程设置沿袭了此前苏联对于政治教育的理解，基本都是以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同时结合一定的党派政治主张和政党纲领性文件作为补充。
延安时期相对和缓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将此前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十余年的斗争经验予以总结和交流［38］（P333）。这一时期干部政治教育在知识结构上更趋完善，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课程更为完整，另一方面将中国革命理论化而研发出新课程。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初期课程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马列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党的方针政策》和《联共（布）党史》等。中央党校课程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33］（P298）。陕北公学政治课程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53］（P357－360）。
从这些课程设置中，我们能够发现，《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构成了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来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知识结构，中国政治知识的双层结构得以显现，苏联传统孕育出新的知识内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主要讲授内容。例如，《哲学》虽然主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讲义教材已经变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此前《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题也被张闻天发展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尝试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中国革命问题［54］（P449－454）。这种以“马列主义知识”为中心④同时结合革命史和政党主张的教育内容，也逐步成为根据地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的主轴。
（二）议题旨趣和主要内容
由于政治学校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生产，而在于有效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因此，政治知识的学习目的并不在于理解后的知识创新，而是体认与理解后的使用与执行。故而，粗通而非细节性的理解是知识传授的关键。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马克思原著阅读与辨析类课程非常少，更多是苏联理论家的介绍读物，甚至是苏联政治领袖的讲稿或政治文件，例如东方大学课程的教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马克思、列宁的代表性著作及其通识读物，诸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55］（P19）、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8］（P11－12）等；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纲领性文件，诸如《列宁论苏维埃》《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时基本延续了这一传统，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起初使用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教材，但由于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之后又改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1］（P187）。
根据地的知识讲授更受制于外部环境。由于敌人的封锁与根据地物资的困难，作为知识载体的马克思主义译本在根据地很难获得，以至于经常需要在国统区寻找马列书籍，毛泽东一直珍藏的《反杜林论》就是1931年红军攻打漳州时亲自搜寻到的［56］（P294）。朱德曾回忆，《联共（布）党史》刚刚在延安发行后，延安送往山东地区一两百本，运输过程中书籍遭到“层层盘剥”，山东方面仅得七本，对于马列知识的渴求可见一斑［57］。根据地知识精英相对较少，熟悉外语而又有余力的知识精英更少，因此，尽管1942年毛泽东提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翻译马列经典著作［56］（P160），留苏精英秦邦宪、张闻天、吴亮平等人参与翻译和校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一系列马列著作，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
作为替代，根据地政治教育所使用的教材资料主要来自于授课教员的课程笔记、根据地发行的报纸刊物以及领导人发表的政治文件，甚至是教员凭记忆的口授。而且，由于缺乏大型出版印刷设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地采用油印讲义作为教材，例如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就设有油印科，专门负责制作和整理学校的讲义教材。由此可以想见，在缺乏准确文本的情况下，干部政治教育无论在主观（训练而不是文本理解）还是客观（根据地恶劣环境）上都表现出知识传授的自我表达的特征。
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所用的讲义都不太深奥、晦涩，而只是要求学生阅读之后能够掌握其主旨大意即可，因此有《共产主义ABC》之类的基础读物。相比之下，根据地学员的知识水平更有限，政治教育所用材料更多是简明易懂的政治文件而非大部头的著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多篇文章，诸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反对自由主义》等都成为干部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58］（P374－375）。可见，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将普通学员培养为革命干部，干部政治教育更加重视学员思想的转变，旨在使其认同和接受这一套政治知识，并自觉应用于革命实践中。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本土化阐释。李富春、莫文骅、刘亚楼编著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38］（P333），杨松、王思华等人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39］（P117），徐懋庸的《政治常识》，都成为根据地时期干部政治教育的重要书目。这些著作虽然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其实践意义明显大于理论意义。虽然这一过程也会存在知识层面的推进，但其知识形态更多表现为革命实践经验和社会科学常识。干部政治教育只是希望“学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观察问题”［58］（P374－375），因此，所提供的政治知识自然只停留在基础性层面。
（三）教学方法与授课方式
政治知识有赖于特定的教学方法才能传达给受众，政治教育的实质在于组织化与集体行动。莫斯科中山大学沿袭了此前东方大学在实践中创造并总结出的政治理论课四段式教学方法，即教师讲授、学生自学、课堂辩论、总结归纳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无疑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59］（P92）。苏区时期将过去四段式教学法进一步简化为启发式与问答式，学生主要围绕教员提出的中心问题展开讨论，在教员的启发 和引导过程中接受政治教育［27］（P1074－1075）。考虑到此前问答式在考察范围方面的局限，延安时期启发式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苏区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更加强调学生的参与过程，试图提升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主张将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启发学员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从近到远，从具体到抽象，在问题的发展过程中把握规律［60］（P7－19）。
为满足不同层级干部培训的需要，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部又细化了干部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对不同层级的干部安排相应的课程内容。其中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以《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为教本）、《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与《社会科学常识》（主要为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与《军事理论》［61］。
课程之外，有社团活动。苏区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按照水平分别被编入高级班和初级班，定期对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其政治学习模式与苏联干部培训学校极为相似。具体研究过程以研究会理事会交付的大纲或参考材料为基准，各会员在参与讨论前先充分研究材料，再以小组为单位汇报主要意见，其后展开广泛探讨，并选定一人做总结汇报。研究会理事会负责指导，对汇报进行监督和点评［62］。这一组织（学习）方式，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再一次被使用。延安时期为教员和教育工作者设立的研究会主要流程与此前研究会大致相似，但其重点放在提升教员水平和统一教学内容上。各所干部培训学校教员都需要参与研究会的讨论，再由研究会指导员作总结，形成的最终结论也就成为之后课程教学的标准答案［63］（P89－119）。
研究会在根据地干部政治教育过程中，逐步成为干部培训的重要组织形式。与学术研究试图探索问题的本源不同，这种研究会的组织形式旨在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因此前者的结论通常是讨论商议后的结果，而后者的结论则一般是由理论权威总结而成。研究会通过逐次发言表态的过程，可以了解参与者的思想动态和基本取向，形成对其思想意识的基本判断，最后再通过总结点评的方式对思想层面的意见分歧进行弥合。定期的会议讨论自此转化为参与者周期性自我检视的重要场域，而会议产出的总结点评也会成为定论而被广泛运用于干部政治教育过程中。
此外，除专任教师课堂教学外，莫斯科中山大学设置的“名人演讲”环节在根据地也被继承下来。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会定期举行专门演讲［64］。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也会经常邀请各界人士来学校进行讲话，以拓宽学生的眼界。这类人群主要以党内高层为主，另外还有到访延安的党外人士和国际友人［65］（P89）。据曾经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王智涛回忆，仅他个人在学校工作期间就聆听毛泽东授课、讲演报告达数十次之多，国际友人如埃德加·斯诺还在该校发表过“英美对华政策”的主题演说［66］（P239－243）。
苏联初创名人演讲这种教学形式，作为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根据地既缺乏充足的教材，也缺少专职的教员，只能以政治文件为替代，让政治领袖走上讲台，这些教学组织形式无疑是资源匮乏的根据地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些权宜之计并非根据地的凭空创造，而是有苏联的先行经验。苏联教育中对经典原著的通俗化解读与传授，对政治文件的重视，甚至政治领袖走上讲台，都深深影响了留苏精英，而留苏精英又把它带到了苏区，普及到了根据地，在影响力上，政治领袖甚至远远超过专业化知识精英。
现实是知识的土壤，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政才”（梁启超语），尤其是精英干部所组成的权力中轴的政治实践，因此，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是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阐释与革命主体对理论的掌握。“湖南时务学堂接续的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学科传统，它不同于美国政治学的大学内建‘系科’的道路。这两条路径的张力，一直伴随着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与学科发展。由湖南时务学堂开启的‘政治学院’的学科建设道路，中经中国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办的党校、干部学校、政治学校甚至所谓‘大学’（例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到新中国则演化成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政法学校与政法学院。”［67］
生产政才，培训干部，这是中国政治学接续欧洲传统的近代指向，但是，其组织化建制却来自苏联经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8］（P1471），“到俄国去”“以俄为师”成为时代潮流，按照列宁主义政党方式改造政党，用干部政治教育塑造革命新人，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药方，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化建制模式。
第一，干部政治教育的学制经验来自苏联的两个高校———东方大学“中国班”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旅莫支部成员罗亦农曾经说：“共产党的组织好似一盘机器，用各个分子的能力来工作的。现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恰是修理机械的工作，把所有的部件都来重新洗刷，因此，将来中国的生产必赖这架机器。”［69］（P415）早期在这两所大学受训的留苏精英，随着进入根据地并成为党内高层，依据这两所大学政治教育的组织化经验开创了干部政治教育的学制先河。政治学校隶属于党组织、政治领袖兼任学校负责人，以及分列党政学校与军政学校等经验特征，都带有鲜明的苏联经验。假如把干部政治教育理解为一套“训练”技术［70］，而训练技术的最初来源则是苏联。
第二，根据地的政治教育是针对干部的政治观念和知识训练，而不是针对大众的、独立的知识生产。曾就读且任职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盛岳，在回忆起留苏经历时就总结过，该校“目标在于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主要的培养学者和科学家”［59］（P72）。根据地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干部”，不是“五四运动”时期所假设的普罗大众，也不是高等教育体制下的青年学生。根据地的政治教育所依赖的政治知识，并非个体独立生产的政治知识，而只是对既有基础知识的体认与阐释，它甚至不鼓励独立的逻辑思考。政治知识的体认与阐释通过集中培训而不是反思批判的方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对既有观点灌输后的肯定而不是开掘新的知识。
第三，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是通过特定的学校组织实现的。现代教育制度出现于晚清，学堂是中国化形式，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在北京政府时期已经日臻完善，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已经朝向学术独立的知识生产发展。然而，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却不同于国统区的大学体制，其课程设置与知识结构、议题内容与授课方式直接嫁接于苏联经验。就课程设置而言，其反映的知识结构大致分作四类：一是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二是中国经验研究；三是党建、工人运动等实践性知识；四是方法论（如毛泽东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这一知识结构贯穿于苏区与延安根据地时期，甚至构成了新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内容及其系科建制结构。
第四，苏联传统在根据地的经验实践，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整体上也实现了吐故纳新。苏区的干部政治教育几乎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延安时期的政治教育在知识内容上已经出现了替换，方法论与中国研究的具体化知识逐渐取代了僵硬的苏联复述。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了21名烈士和干部子女赴苏联求学。据回忆⑤，在莫斯科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曾接见了这些学生，并嘱咐其不要在苏联学习政治，因为中国党在政治方面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这些学生也全都接受了他的意见，进入苏联的各所理工科院校就读［2］（P254－256）。但是，无论如何，通过政治学校集中实行“干部”“政治（教育）”“教育（训练）”的体制及其所传授的知识结构并未改变。
根据地的干部政治教育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建构的重要经验，它接续晚清培养“政才”的传统，在具体形式上放弃欧美大学的知识生产路径，接受了苏联政治教育的传统，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组织化建制的“干部政治教育”体制。尽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知识取向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1978年后新型大学体制以知识的传承与生产为指向，但是，“政治教育”体制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或者说它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建制的“二水分流”———政治知识生产与政治知识传播并重的“二元化”政治学学科建制。
注释：
①该校创建之初被命名为东方劳动者大学，之后又曾改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名称，本文统称为东方大学。
②该校俄文正式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也曾有过孙逸仙大学、孙文大学等名称，本文统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
③此时的中共中央党校乃是由苏区时期的苏维埃大学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合并而成。
④即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常识》等课程。
⑤此段回忆内容源自于同为烈士子女、当时正在苏联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求学的王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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