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2：古希腊时代，希腊不到30万人，雅典仅5千多人
比较历史学：古希腊史是伪史
在《数字证史：四个古希腊人口数据，证明古希腊史均系伪造》一文中，我们分析过，根据有关“文献”，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口1277万以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希腊人口4500万以上；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人口5000万；而据专家估算，古希腊人口2800万以上。这数字显然是颇为荒唐的。那么，古希腊时期，希腊大地上到底有多少人口呢？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有多少粮食才能有多少人口。下面，我们就通过分析古希腊的粮食产量，来计算一下古希腊的人口数量。
希腊的国土面积为131990平方公里，全国现有人口接近1100万。
希腊位于地中海气候区。地中海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全年温差不大，雨热不同季，春夏少雨，秋冬多雨，在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候这里干旱少雨，在庄稼最需要晴天的时候这里阴雨连绵，十分不利于农作物尤其是主粮作物的生长和收获。
希腊的国土大多是山区，只有不足20%的国土为可耕地，土地贫瘠，且多为零星分散的小块土地。希腊境内河流短促，加之春夏雨水稀少，河流很难利用于农田灌溉。只有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利用现代灌溉技术，希腊的农田才能进行有效的主粮种植。
与希腊完全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均位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渭河流域，这里沃野千里，且位于风调雨顺的季风气候区，最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是欧亚大陆最为富庶的地区。与此同时，中国自古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发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强。
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主粮亩产量与食量
根据中华典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100亩肥沃的农田，才能养活一家五口。
《汉书·食货志》，战国时期，魏国的粮食单产和食量：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又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主要内容如下为：李悝为魏文侯制定了经济政策后，又建议道：百姓一家五口，耕种100亩地，正常年景下，亩产粮食1.5石，全年共收获150石，按照10%的税率上缴15石后，还剩余135石。每人一个月食量是1.5石，一家五口全年消费90石，剩余45石。将剩余45石粮食换成钱，除去参加“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等社会活动的开销后，剩下的钱还不足以让一家五口换上新衣裳。因此，农民总是很贫困，很多人不愿意种地。政府必须慎重考虑这一问题。天有税旱，岁有丰歉，因此，政府必须根据年成，制定合适粮食收购价格，既要避免谷贱伤农，又要做好粮食储备，以确保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各种灾害。魏国实施这一政策后，迅速富强起来。
根据魏国的量制，换算为今制：1石﹦10斗﹦100升﹦25000毫升（今制）。
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知：
1. 人均每月消费主食的水平为“人月一石半”，即：
25000毫升×1.5 ﹦37500毫升﹦37.5升（今制）
则人均年消耗粮食
37.5升× 12月﹦450升（今制）
一家五口年粮食需求为2250升。
2. 以今亩计算，魏国的粮食亩产量约为（今制）：
37.5升× 3 ﹦112.5升
3. 一户农家上缴的15石税粮，只够一名非农业人口10个月的口粮。
4. 一户农家剩余的45石粮食，正如李悝所言，农户会在社会活动、迎来送往、酿酒、储备中消耗掉，往往还不够用。
5. 一户农家剩余的45石粮食，加上上缴的15石税粮，即便是全部流入市场并被消耗掉，也只能养活3个人。
6. 魏国根本不允许粮食外流，多余的粮食，魏国政府尽可能地收储，用于预防饥荒和战争储备。
其实，这里所说的亩产，是上等农田。魏国的疆土，也确实是较肥沃的地区。
如果在春秋时期，就全中国范围内来看，情况则有所不同。《周礼•大司徒》云：
“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对此，《汉书·食货志》解释道：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简而言之，养活一家人，需要上等农田100亩，稍差一点的，就需要200亩，再次的就要300亩了。换算为今制则是上田33亩、中田60亩、下田100亩，养活一家人。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农田分上、中、下三档，就平均粮食亩产量（土地利用率）而言，上等田是中田的2倍、下田的3倍。
中田的粮食亩产量为：
112.5升 ÷ 2 ﹦ 56.25升
下田的粮食亩产量为：
112.5升 ÷ 3 ﹦ 37.5升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平均粮食亩产量大约为56.25升。
二、古代世界的垦荒和人口增长
人类历史上，不断开垦出新的农田与人口持续增长相伴而行。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耕地合482739009亩（《后汉书·郡国志》，已换算为今制），明朝耕地总量为596075631亩（《明史·食货志》，已换算为今制），较汉朝增加了23.48%，相应的，明朝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长率22.04%。与明朝相比，汉朝只开发利用了81%的耕地。和当今中国相比，汉朝开发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国耕地共19.45亿亩；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后，目前仍拥有超过13.4亿亩的耕地。
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以法国为例。在欧洲，法国是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国家之一。法国本土面积为543965平方公里，三分之二为平原。法国80%的土地适合农耕，现有耕地面积3350万公顷（合335000平方公里）。法国的气候条件也较好，西部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南部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中部和东部属大陆性气候。因此，在欧洲历史上，法国长期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据《法国农村史》：
“大约在1050年左右……（欧洲）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即大拓荒时代。这一时代到13世纪才终结……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期（笔者注：法王路易十三系亨利四世长子，1610-1643年在位），在全国开展了排干沼泽地的工作……18世纪，农业继续沿着同一途径发展……”[1]
“用来播种的耕地数量大规模增加是中世纪尤其是12世纪以后完成的技术巨大进步的结果，耕地增加了2-3倍，甚至4倍。也可能是由于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大规模的开垦成为可能。”[2]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说：
“根据塞赛尔的看法，全（法）国有1／3的土地是自1475-1480年以来被开垦的……（16世纪早期）法国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它当时的幅员内，生活着1500-1800万人，而意大利的人口不超过1200万，德国（以其1937年的范围）不到1500万，西班牙的人口约位800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人口合计约500万……各种材料都表明人口在膨胀。巴拉迪埃曾说，在普罗旺斯，‘15世纪的最后25年中，各地人口呈现出大幅度的上升趋势户口数目增长如此迅速，以致1540年的数字相当于1470年的三倍’。”[3]
在欧洲史学家的笔下，500年前欧洲大陆的人口密度，至多是今天的五分之一；1000年前的法国的人口不到当今的二十分之一。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欧洲大陆上的人口密度应该是什么模样。
法国通过持续垦荒而增加耕地，促进了人口增长；人口不断增长又导致垦荒规模越来越大。1050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8世纪中期的25%。经过持续数百年大规模垦荒之后，直到中国明朝中叶时，法国以如此良好的自然条件，总人口才约1650万（按1500-1800万而取中位数）。
进入18世纪晚期，因为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粮食单产提高，法国的垦荒运动结束，耕地面积基本稳定下来：
“18世纪和19世纪‘农业革命’的成就是在别的方面：不再以减少森林来扩大耕地—技术进步，加强利用好地，而且相反还放弃以前占有的较贫瘠的土地……”[4]
在1789年大革命前夕，法国总人口约为2515万：
“教士大约有15万人，贵族约为50万，而第三等级在大革命前夜是2450万。”[5]
按3000万公顷（即4.5亿亩）耕地计算，平均约18亩土地养活一个人。
之后，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其（人口）总额从1801年的2735万增加到1821年的3046.2万，即年均增长率0.5%左右；到19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还没有突破4000万。”[6]
三、古代欧洲的粮食亩产量
我们都能背诵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诗歌当然会有夸张的成分，但事实并不太离谱。经济学家李悝对魏文侯谈到农民的支出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种子问题，因为种子在农民一年收获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北朝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一：
“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非指谓粟也。……良地一亩，用子五升，薄地三升。”
《齐民要术》卷二：
“种大、小麦……小麦宜下田……八月上戊社前为上时，掷者，用子一升半也；中戊前为中时，用子二升；下戊前为下时，用子二升半。”
北朝的1亩和今制一样，约为战国时期的3倍。北朝时1升合今制0.4升，与战国时魏国一样。如果按魏国的亩制计算，种谷时，良地每亩播种1.7升（5÷3﹦1.7升），薄地每亩播种1升。种小麦时，每亩播种0.5升至0.8升。北朝时的粮食产量已经明显高于战国时期，我们仅按照前述的魏国中田的亩产量56.25升计算，那么，种小麦的投入产出比为：
56.25升÷ 0.8升﹦70.3125倍
那么，古代欧洲又是如何呢？
欧洲位于较高纬度的地区，气候寒冷，在发展农业上先天不足。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事实，古代欧洲的农业十分原始，甚至畜力使用率都很低。据《法国农村史》，直到18世纪，法国才逐步引进农业技术，粮食单产才逐步提高[1]。就在300年前，欧洲的农业技术水平和粮食亩产量，比一千五、六百年以前的中国还要落后许多。据《法国农村史》：
“想确定18世纪末期以前每一个时期，每一种土壤，每一类耕作的平均产量是十分荒唐的。但我们手中的材料可以证明，在旧日法国，如果收获能达到播种的3-6倍，人们就满意了。”[2]
《法国史》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农业时说：
“我们这里面临的是一个确切意义上的循环的农业史，它还无法摆脱这个因技术停滞而造成的限定性圈子。1600年，奥利弗·德·塞雷写道：‘经营者如果能在其领地上大体上取得5或6比1的收成——好坏平均后——那他就很满足了’。”[3]
在谈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农业时，《法国史》又说：
“几乎全部土地都是由农民（路易十四去世时数量为1900万）耕作的，但他们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只能获得微弱部分，不过这仍是领主权、什一税、租金和人头税所提取部分的一倍。在这部分中，农民还必须留出1／3作为未来收成的种子。……至1750年左右，农业经济和人口之间勉强实现了平衡：人们称之为生存经济。但是，在1720年至1740年间，当生产率由于各种复杂的农业改变而趋于超过5:1时（1770年左右是6:1至7:1），‘变革’终于开始了。”[4]
1600年时，法国农民播种1升的粮食种子，一年下来大致能得到4升的收获。随着不断引进新的农业技术，粮食单产逐步提高，到1740年，播下1升种子能得到5升收获；到1770年能得到6至7升的收获。
根据法国18世纪晚期平均约18亩土地养活一个人和七分之一的收获留作种子，我们按照人均年450升口粮计算，再充分考虑约以10%的收获为各种储备，法国1770年左右的平均粮食亩产量为：
450升（1＋1÷7）× 110% ÷ 18 ﹦31.433升
1600年时，法国的投入产出率仅为1770年左右的57.14%，其亩产量为：
31.433升×（4÷7）﹦17.962升
法国1600年时的平均亩产量仅为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的31.78%。
四、古希腊的总人口数测算
希腊的国土面积为131990平方公里，不足20%的国土为可耕地。我们按照20%计算，则当今希腊的可耕地面积为：
131990 × 20% ﹦26398平方公里
1500亩× 26398 ﹦3959.7万亩
法国的耕地面积是希腊的12.7倍，且土壤、气候等条件大大优于希腊。即便不考虑土壤气候等诸多因素，参照法国同时期的人口数来估算，1789年时希腊全境的人口总量至多是：
2515万÷ 12.5 ﹦195万人
古希腊显然没有开发出这么耕地。原因有三：
第一，如果古希腊便将农田全部开发完毕，那么，在此后的2500年中，希腊的人口就不会有任何增长空间了；
第二，当今希腊土地上的一些平原，在古希腊时代尚未完成冲积过程；
第三，在地中海气候区、雨热不同季的希腊，希腊国土绝大多数的山地，由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无法解决灌溉问题，导致今天的许多农田，在古代则毫无开发利用价值。
我们假定古希腊开发利用的土地为当今的30%，那么，古希腊的可耕地面积为：
3959.7万亩× 30% ﹦1187.91万亩
这些农田，如果按照中国中田的粮食亩产量56.25升、人均口粮450升计算，那么，可养活的人口总量为：
56.25 ×1187.91万÷ 450﹦148.4888万人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欧洲的土壤、气候、农田水利技术等等，均远逊于中国同时期。
希腊的气候、土壤、水利等各方面，均远差于法国；无疑，希腊的粮食亩产量不可能高于法国。我们姑且假设古希腊的水平与1600年法国的相当，且按照粮食亩产量17.962升计算，那么，古希腊粮食年产量为：
17.962升 × 1187.91万﹦21337.23942万升
1600年的法国农民必须将约四分之一留作种子，以年人均口粮450升计，那么，可养活的人口总量为：
21337.23942万升 （1-1÷4）÷ 450升﹦ 35.5621万人
事实上，以希腊的自然条件和古希腊的农业技术水平，其粮食单产必然远低于法国1600年的水平。我们不妨就高估计，按照80%的水平计算，那么，在古希腊时代，希腊全境的人口为：
35.5621万人× 80% ﹦28.4497万人
希腊全境至多284497人，56899户人家。
雅典城邦约2650平方公里，其人口数约为：
284497人×（0.265÷13万）﹦5799人
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约5799人，共约1160户人家。
五、解剖一则古希腊“史料”
国内一位专家的论文引用一则古希腊“史料”道：
“根据（雅典）一块铭文记载，公元前329年，是个歉收年份，雅典小麦收成2.85万麦斗，大麦收成34.035万麦斗（1麦斗=52.53公升）……”
据此我们知道，这一年，雅典的小麦收成为
52.53公升 × 2.85万﹦149.7105万升
大麦的收成为
52.53公升 × 34.035万﹦1787.85855万升
二者合计，当年雅典主粮总收获为：1937.56905万升。
雅典地貌
我们不妨假设这则史料是可靠的，再假设古希腊的农业技术水平与法国18世纪晚期相当，据此，再假设雅典收获的粮食20%留作种子，5%留作战略储备（预防战争与灾荒，事实上雅典战争不断），那么，可供当年使用的粮食为：
1937.56905 × 75%）= 1453.1767875万升
按照同期中国口粮标准计算，可养活的人口总量为：
1453.1767875万升 ÷ 450升﹦3.2293万人
这就是说，雅典的收获的可以养活32293人，6459户人家。
我们知道，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面积约2650平方公里。假设希腊全境的水平与雅典相当，那么，13万平方公里的希腊土地上，共有人口：
32293人×（13÷0.265）﹦1584185人
如此说来，古希腊时代，希腊全境拥有约158万人。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首先看看雅典共有多少耕地。当今希腊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0%，尽管雅典是希腊最贫瘠的地方之一，我们仍按这一水平计算， 2650平方公里的雅典的可耕地面积为：
2650 × 20% ﹦530平方公里
1500亩× 530 ﹦79.5万亩
同前，假设古希腊时代开发利用率为30%，那么，雅典的可耕地面积为：
79.5万亩× 30% ﹦23.85万亩
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这点土地，无论如何也长不出1937.56905万升粮食。
要想收获这么多粮食，如果按照同时期中国的中田的亩产量计算，那么，粮食种植地必须为：
1937.56905万升 ÷56.25升 = 34.45万亩
缺口10.6万亩。
如果按照同时期中国的下田的亩产量计算，那么，粮食种植地必须为：
1937.56905万升 ÷37.5升 = 51.67万亩
缺口27.82万亩。
如果按照法国1600年的亩产量17.962升计算，那么，粮食种植地必须为：
1937.56905万升 ÷17.962升= 107.87万亩
缺口84.02万亩，而且比雅典可耕地极限面积（79.5万亩）还多出28.37万亩。也就是说，即便是假设古希腊时代雅典的粮食单产已经达到了1600年法国的亩产量，把雅典土地全部开发出来，依然不足以产出这么多粮食。
如果按照法国18世纪晚期的亩产量31.433升计算，那么，粮食种植地必须为：
1937.56905万升 ÷ 31.433升= 61.64万亩
缺口37.79万亩。也就是说，即便是假设古希腊时代雅典的粮食单产已经达到了2000多后的法国的水平，雅典土地开发率必须达到：
61.64万亩 ÷ 79.5万亩 = 77.53%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意味着古希腊粮食亩产量领先欧洲2000多年，而且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人口增长潜力基本耗净，自古希腊时代到1789年的2000年里，雅典的人口基本没有增长。
可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则古希腊“铭文”史料很不靠谱。
六、结论
目前流行的古希腊史中的希腊人口数据，包括相关的古希腊粮食产量的“史料”，都是很成问题的。法国的耕地面积是希腊的12.7倍，且土壤、气候等条件大大优于希腊。在1789年大革命前夕，法国总人口才2515万，而且是“农业经济和人口之间勉强实现了平衡”，即终于实现了粮食产量勉强够吃。有些专家认为占希腊面积约三分之一的雅典帝国拥有1000万以上人口，这一说法显然完全违背了历史和自然规律。
古希腊时代，希腊全境至多284497人，56899户人家；雅典约5799人，共约1160户人家。如果古希腊拥有200个城邦，平均每个城邦1422人，约284户人家。
当然，有人会辩解道，古希腊是通过国际贸易进口粮食实现发展的。事实上，这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专门讨论。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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