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国是虚构的伪史，不可作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方学者以中国特产丝绸命名，也就是说，学术界公认这条国际交通路线主要因为中国的丝绸而诞生。葛剑雄先生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7日）说：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及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归纳葛先生的观点，便是：①这条交通线上每一寸道路，只有位于外国土地上的，才是有效的“丝绸之路”。②中国人修筑的道路再多、再长、再好，也不能（配）称为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武帝在沿路建设各种服务区（休息点、招待所），以确保朝廷派出的使臣的食宿；设置驻军，以确保沿路安全。尽管如此，“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
为了证明“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为了证明西方世界自古会修建道路和维护道路，拥有开辟丝绸之路的能力，葛先生首先推出了波斯帝国：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的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都城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
遗憾的是，这个“波斯帝国”是一个无法证明其存在的虚无缥缈的伪史。
一、时间伪史：波斯帝国与天文历算
历史历史，有了历法才能写史。如果不知今日为何年，是不可能有“史”的。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朝廷自古建立了修史制度，唯有中国朝廷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唯有中国拥有长达三千年的编年史，唯有中国拥有官方主持编制通行于全国的历法。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史书往往是给出某年某月，并未记载确切的时间。例如，《汉书·景帝纪》：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诏曰……春正月，诏曰……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五月，令田半租。”
但是，“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精确到了某一天。以《波斯帝国史》（【美】A.T.奥姆斯特德 著，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9月，下同）第108页为例：
冈比西斯……他的衙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北方的锡伯尔。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35年2月20日的一份文书中……王子宫廷的信使巴扎祖(Bazazu) ，公元前534年8月10日出现在锡伯尔。另一位信使潘阿舒尔卢穆尔(Pan-Ashur-Lumur) ，公元前532年3月或4月曾经充当证人……公元前530年3月3日，又是伊蒂马尔都克巴拉图将自己的1名奴隶送去给冈比西斯的奴隶石匠当学徒4年，以便学习全套的本事……公元前530年3月26日，在新年庆典活动的时候，冈比西斯再次“握住主的手”。
几乎全部是鸡零狗碎的事情，没有一件重要的。
波斯帝国出土文献中的一个个精确的“时间”，从何而来？
记录精确时间的前提，是拥有国家颁布的历法，记录人知道当时是某年月日。编制历法的前提是拥有较为成熟的天文学和较高水平的数学。据说，巴比伦天文历算非常发达，波斯帝国的相关知识来源于巴比伦。
先谈巴比伦的几何学水平。据希罗多德《历史》，巴比伦人为了在首都建一座木板桥，竟然首先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挖一个16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为的是把河水引入人工湖，让河道干涸，便于施工。如此数学水平，如何能建立天文学？（参阅：专家说，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请看他们怎么用的吧）
“巴比伦”的气候
至于巴比伦的历法，则是更加奇怪，他们竟然建立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这与当地气候全然不符，而与中国气候完全一致。显然，西亚地区的天文历算是子虚乌有的，更不可能存在历法。（参阅：1.专家说，中国偷学了巴比伦天文学，请看西洋的历法吧 2. 古埃及有天文历法吗？答案是：子虚乌有）
事实上，稍加推算便知，“儒略历”是公元三世纪的产物（参阅：儒略历，就是三国时魏国的景初历）。西方所谓的“儒略历”的诞生地“亚历山大里亚”都是伪造的，因为1500年前，亚历山大城一带还是茫茫大海。
可以肯定的说，三世纪以前，西方不可能存在历法。事实上，西方拥有历法，是很晚近的事情（参阅：《20个英文单词，透露出西方天文学的真实源头》）。
没有历法而时间详明的“波斯帝国”“史料”，必然是假的。
不仅如此，记录“波斯帝国”“史料”的载体，也是不可靠的。
“波斯帝国”的“史料”，全部来自“考古”，来自于发现的数以十万计的“泥版文书”。《波斯帝国史》：
幸运的是，这样的泥板文书已经大批大批地发现。当我们复制了所有被收集到的文献(总数约50万份)，释读，分析了大多数已经发表的资料之后，我们就将拥有一部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之前的、古代近东一个重要时期的、完整的社会经济历史。这是一部超过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一半时间的历史著作。
所谓“泥版文书”之“泥版”，就是中国人用于建房的土坯砖，在表面刻上字，便成了“泥版文书”。这样的东西，完全不具备实用价值。更何况，数以十万计的土坯砖埋在地下，几千年后挖出来，上面的文字依然完好无损？此事是真是假，稍具生活常识的都明白，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详情参阅：子虚乌有的泥版文书，西方伪史既荒唐又搞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波斯帝国”的“泥版文书”，都是伪造的。
伪造痕迹最为明显的是，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巴比伦和波斯的帝王都有自己的“纪年”，《波斯帝国史》：
继位者为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内尔格勒沙撒(Nergal-shar-usur)，他仅仅统治到公元前556年5月22日， 泥板文书就出现了其幼子拉巴希马尔都克(Labashi-Marduk) 的年号。
最少在10月26日，书吏采用了新统治者“各国之王”的称号纪年。这个官方的尊号属于“即位之年”的剩余部分，也是在位元年的一部分。
他（居鲁士）在位元年的纪年文书，通常把“巴比伦王”的尊号置于“各国之王”之前。
一个连历法都没有的地方和时代，如何会有帝王的“年号”？
“波斯帝国”史，就是模仿中国史书，伪造西方历史。
事实上，“波斯帝国”伪史远不止是模仿中国帝王年号，凡是能想得到的，诸如行省制度、统一度量衡、坎儿井等等，当然包括葛先生所说的驿道，统统照搬。
由于西方没有历史积淀，当年伪造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波斯帝国的西方“专家”们，普遍缺乏天文地理、文物鉴定等各方面的常识，故而闹出了丑态百出的历史笑话。
二、地点伪史：波斯帝国与巴比伦城
“波斯帝国”是在“巴比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首先是波斯人模仿楔形文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波斯帝国史》：
尽管波斯人也创造了楔形符号用来书写王室铭文，但这些字母从来就没有用于其他方面。
接下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波斯帝国”的开国之君居鲁士与巴比伦帝国结成了联盟，《波斯帝国史》：
居鲁士既然统一了波斯人，他就开始在其他大国中寻找反对米底的盟友。这个最近和最合逻辑的盟友，当然是巴比伦了……当尼布甲尼撒驱使工兵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企图使巴比伦固若金汤时，他惧怕的敌人就是自己的邻国米底。
接着，“波斯帝国”击败巴比伦，全面吞并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史》：
公元前539年10月13日，古蒂乌姆总督戈布里亚斯和居鲁士的军队未经战斗进入巴比伦城。此后，那波尼德回到巴比伦，成了俘虏。
接着，在高度先进繁荣的“巴比伦文明”的沐浴下，波斯帝国茁壮成长。
如，波斯帝国的商业文明，是继承了巴比伦的商业文明，连商业文书的书写格式都是沿用不变，《波斯帝国史》：
商业文书按照巴比伦的格式写成。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下：“3月， 里希基丁(Rishi-kidin) 收讫属于乌马努努(Ummanunu) 的10谢克尔银子， 胡特拉拉(Hutrara) 之子胡班努加什(Huban-nugash) 制成文书。”这是一位私人银行家发放个人贷款的标准文书。
又如，波斯帝国的政治文明，也是继承了巴比伦的政治文明。波斯帝国建立的巴比伦行省，下属的机构沿用巴比伦既有格局，官吏全部各就各位。《波斯帝国史》：
戈布里亚斯对待巴比伦城很友好。10月末，古蒂乌姆盾牌兵封锁了埃萨吉拉所有大门。没有一个人的武器放入埃萨吉拉或其他神庙。预定的宗教仪式也没有遭到禁止。10月29日，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在他前进的道路上，铺满了树枝。他正式宣布赐予全城所有的人和平。戈布里亚斯被任命为新的巴比伦行省总督。他又任命了下属官吏。行政公文告诉我们，原先的官吏一般保留了原职。
一切内容，都是有鼻子有眼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看似十分靠谱，几乎由不得你不信。
而且，如此精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部有出土的“泥版档案”为证。这些“出土文物”，既是“史料”，也是“波斯帝国”存在过的“证据”。
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希腊历史学家”，曾亲自到过这里实地考察。
看似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实际上统统属于故事链，均经不起推敲。西方伪史，是一个纸糊的庞大体系，一捅即破。
如前所述，“波斯帝国”的时间，均系伪造。
巴比伦城这个地点，相关的人物、事件，同样是子虚乌有的伪造。
按照希罗多德描述推算，巴比伦城的面积仅8.5平方公里。如此弹丸小城，竟然“拥有100个城门”，在城外建了100座护城河桥而只有一个木板桥连接两城。最为荒唐的是在房顶、城墙种上参天大树，建设 “巴比伦空中花园” （参阅：1. 巴比伦城不是世界七大奇迹，而是极大的无知与荒唐 2.专家说，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请看他们怎么用的吧）。如此等等，全是反科学、反常识的故事，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存在过。
巴比伦城有100个城门、100座护城河桥梁
巴比伦空中花园
事实上，根据程碧波《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2000多年前，巴比伦一带还是汪洋或者沼泽，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
陆地之不存，巴比伦城焉附？
“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与凯撒大帝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样，均为“水上漂”的伪史。
三、货币伪史：波斯帝国与西方银币
在“波斯帝国”伪史中，不仅照搬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制、流官制、度量衡制等，还根据中国史书，“统一了”波斯帝国的货币。
西方无史学传统，西方伪史的创制者参照中国史书，拍脑袋想当然，甚至完全不识数，伪造了极其荒唐西方货币史。
在希腊伪史中，古希腊拥有的白银数量，超过16世纪全球白银数量的总和。（参阅：23、古希腊白银多于16世纪全世界？专家们不识数啊？）
在古罗马伪史中，古罗马长期处于恶性“白银通胀”之中，一斤白银买不到一斤米面。（参阅：古罗马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费需要1220万美元）
“波斯帝国”的货币史，就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斯帝国史》：
克罗伊斯的金币、银币……证明了大流士自己的钱币的起源。希腊城邦基齐库斯、米蒂利尼和福西亚，继续按照吕底亚的老传统用天然金银合金铸造钱币……129格令的大里克纯度为23.25开，即成色为98%的黄金。至于银币的单位，大流士喜欢1/2斯泰特。对于谢克尔或西格洛斯，他保留了原先的重量83格令。它们也是经过重新提纯的白银，成色超过90%。更小的单位有：1/3、1/4、1/6和1/12。金币按照“埃维亚”的标准。银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计算，其重量等于78“埃维亚”明那。20西格洛斯等于1大里克。因此，白银与黄金的比值是13.1：1。
波斯帝国使用金币银币，是不是跟着希腊人学的？波斯帝国是否拥有如此的黄金白银提纯能力？这，我们姑且不管。
据希腊伪史，亚历山大东征时，仅仅在波斯波利斯就获得了数以百吨计的金银；之后的塞琉古王国，从塞琉古王国中分裂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统统是以金银为通用货币。
又据《波斯帝国史》，波斯帝国商业十分繁荣。据说，在考古发现的众多泥版文书中，发现了大量的有关“银行”、商业活动中金银使用的文献。
出现如此旺盛的金币、银币需求，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波斯帝国土地上，必须拥有规模巨大的金矿、银矿；其二，波斯帝国政府必须拥有强大的铸币能力，以统一度量衡和外观，源源不断地铸造钱币，大规模地投放市场。
中国有靠谱的两部史书《史记》和《汉书》。《史记》是司马迁所著。中国第一个出使西域的张骞，与司马迁同朝为官。《史记》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大量引用了张骞的文字。《汉书》乃班固、班昭兄妹的作品。关于西域，这兄妹俩拥有最可靠的信息渠道，因为，在西域工作了一辈子、大名鼎鼎的班超，就是班固的弟弟、班昭的哥哥。
《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依西方史，《汉书》所说的上述地方，起初属于波斯帝国，后来属于塞琉古王国，再后来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
《汉书》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在这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汉朝使臣给当地人金银之后，他们很是稀罕（没见过或者很少见），便用金银来做成器物。汉朝使臣交往的人，非富即贵。可见，即便是西域的王公贵族，也不把金银作为货币。
第二，这里不懂铸造技术。汉人教会了他们铸造铁器、武器的技术。
无疑，在这里，此前，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如果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金银被法定的通用货币，贫穷的小农即便是没有金银，但一定知道金银是货币。无疑，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金币银币云云，纯属伪史。
直到大月氏西迁之后，金银才开始在西域成为货币，随后出现了铸币。安息、大月氏两国铸有银币，正面为国王像，背面为王后像。《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但是，安息国、大月氏国是在西汉初期，才从中国甘肃西部迁徙过来的大月氏人创建的国家。
随着汉朝建立统帅西域的都护府，中原文化持续西传并同化西域上层社会，中原与西域的商贸交流持续加强，金银的价值才逐渐被整个西域所认同。《后汉书·西域传》：
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但是，让广袤的西域普遍认可金银，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货易则用贝齿。
直到东晋时，在“古印度文明”核心地区中天竺，依然以贝齿为货币，尚未进入金属货币时代。
待到隋唐之时，金银才开始变成公认的货币。唐玄奘告诉我们，西域的白银，均来自于中国新疆焉耆的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
西域的银钱，皆产自这里
仅就银币的推广使用而言，显然是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我国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西域“铸币”很多，有安息、大月氏、罽宾币、波斯币（指与隋唐同时的波斯王国，而非西史“波斯帝国”）等等，从未记载过什么巴克特里亚币、罗马币。
据说，这是希腊银币
值得欣慰的是，学术界承认，巴克特里亚币不是铸造的，而是由造币工人一锤一锤地手工敲打出来的。既然不能铸币，那么就不能实现标准化，所以，如今出土的希腊币、罗马币，全是歪七扭八不成型、轻重大小不一样。
我们不妨做如下设想：
如果真的存在过“波斯帝国货币”，以波斯帝国如此广大的疆域和繁荣的工商业，波斯帝国是否应该有几百万名造币工人？
如果“波斯帝国货币”是打制的，那么，如何造出货币的正、反两面的图案？在打制正面图案时，如何做到反面图案不被破坏？即便是在当今世界，这仍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手工技术。
四、军事伪史：波斯帝国与铸造兵器
其实，西汉以前，在西方，不仅金银从未成为货币，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金属货币。
金属货币的诞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拥有标准化的大批量制造的能力。
只有具备了快速制造出数十万枚、数百万枚一模一样的货币的能力，才有可能诞生通用的金属货币。也就是说，在没有铸造技术之前，西方不可能存在金币、银币、铜币。
我们继续看这则史料，《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西汉以前，西方不懂得铸造技术，是汉朝人教会了他们。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铸造兵器问题。
在古代，铸造技术，是地道的尖端科技。没有先进的铸造技术，便造不出好的兵器，更不可能大规模制造优质兵器。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千古名言，既源于陈汤万丈英雄之气，也依托于汉朝强大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武器装备技术的压倒优势。《汉书·陈汤传》：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在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的消息传到朝廷时，陈汤说：不用担心，段会宗能够对付他们；以前，五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原因在于他的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尽管现在他们学到了我们的一些技术，但是，至少要三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
我们单说弓箭，重点谈箭。
在希腊伪史、罗马伪史中，一再出现“弓箭兵”。
“波斯帝国”史中，弓箭更是家常便饭。《波斯帝国史》：
（苏萨的档案库）其他文书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清单。其中有弓箭，少数是亚述式的。做弓用的弦、箭头、做箭杆用的芦苇、长矛、盾和护身的皮甲。
大流士也为其继承者确定了钱币的式样。钱币的正面是瘦长的、有络腮胡子的国王，作半侧身、半蹲着姿态。他穿着国王的礼服，略微低下的头上戴着战争王冠。他的右手握着枪，枪尖朝下，枪托靠在右肩上。他左肩挎着箭囊，左手握着一张名为“弓箭手的”张开的弓。
（不死军）军队的核心由波斯本族人组成……他们的得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绝不允许少于1万人以下。
波斯人组成的步兵（行省的军队）……一张长弓，箭囊中装满了红色的箭矢……总共组成了6个兵团。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正规军的人数，至少也有10万人。关于这一点，有出土的“档案”，有出土的“货币”，有具体的数据，还有现存的浮雕，可谓证据确凿，颠扑不破。
弓箭与刀枪剑戟不一样。
刀枪剑戟，每个士兵只要有一把，便可以作战，即便是刀口卷了，也可以将就着厮杀下去。
箭，与当今的子弹、炮弹一样，是消耗品，射出去便没了。因此，必须准备了无以计数的箭，大军才能开赴前线。因此，在《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10万军人，假设和平年代的常规训练，平均每人每年只消耗400支箭（一天只射一支），合计便是4000万支。如果打起仗来，10万军人消耗的箭，那就没法计算了。
因此，不具备大规模批量生产能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弓箭兵的。
箭的关键部位是箭头，即箭镞。它不仅要锋利，而且要流线型以确保射的远，还必须重量不变符合所有射手的习惯从而保证射的准。
如果这支箭重3两，那支箭重半斤，即便是神箭手，也只能是乱弹琴了。
靠手工打造，来满足弓箭兵的需求，无异于天荒夜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法保障的。
弓箭成为部队常规装备的前提，是拥有先进的铸造技术。
根据出土青铜器可知，最晚在商朝，我国便掌握了高度成熟的铸造技术。根据《考工记》，最晚在西周，我国便建立了标准化的工业制造和管理制度。秦俑坑出土的实物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兵器生产已经系列化、规范化、标准化。数百件弩机的牙、拴、悬刀和其他部件，可以通用互换，轮廓误差不超过1毫米。根据应用不同，铜箭镞分为四种，同类型铜镞的三个面的轮廓误差不大于0.15毫米，镞头锋刃采用流线型三维空间曲线，放大24倍后，与现代数控机床生产的手枪弹头轮廓线吻合。
西汉以前，西域不知铸造为何物，便没有批量生产箭镞的能力。因此，西汉以前，西方的武器装备中，不可能存在弓箭。
西方以为“证据”弓箭兵浮雕，恰恰证明了“波斯帝国”、古希腊罗马史，均为伪史。
事实上，对此，西方人一直心里发虚，所以，在西方伪史中，没完没了的出现的都是标枪手。
五、结论
“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云云，是西方虚构出来的一段伪史。它作为希腊伪史的一部分，其直接职能有二：证明希腊人拥有无穷智慧和无敌勇敢，为希腊人征服亚非、实现希腊化搭好舞台。
这段伪史属于四无：一无时间基础，二无地点基础，三无经济基础，四无军事基础。因此，毫无存在的可能性。
其实，波斯人是大月氏西迁后与当地人融合而诞生的民族。据中国史书记载，大月氏人在中国西汉早期才抵达“伊朗高原”，在这里建立国家。也就是说，西方伪史的“波斯帝国”时代，还没有出现波斯人。
通俗地说，“波斯帝国”是八字没一撇的伪史。
波斯波利斯之类的“波斯帝国”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如果不是近一二百年伪造的，那么，必然而且只能是汉朝以后的，即大月氏人抵达之后的产物。
我以为，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兴起，与隋唐交往密切的波斯王国的作品。只有波斯王国诞生后，这里才拥有了成熟的冶铁和铸造技术，才拥有雕琢如此大型而精美石雕的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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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反对此文，当然可以；但是，我希望，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反对，更不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而是有理有据地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