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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是虚构的伪史,不可作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1-02-10


 

 

丝绸之路是西方学者以中国特产丝绸命名,也就是说,学术界公认这条国际交通路线主要因为中国的丝绸而诞生。葛剑雄先生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202047日)说: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及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归纳葛先生的观点,便是:①这条交通线上每一寸道路,只有位于外国土地上的,才是有效的“丝绸之路”。②中国人修筑的道路再多、再长、再好,也不能(配)称为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武帝在沿路建设各种服务区(休息点、招待所),以确保朝廷派出的使臣的食宿;设置驻军,以确保沿路安全。尽管如此,“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



为了证明“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为了证明西方世界自古会修建道路和维护道路,拥有开辟丝绸之路的能力,葛先生首先推出了波斯帝国: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的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都城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



遗憾的是,这个“波斯帝国”是一个无法证明其存在的虚无缥缈的伪史。


一、时间伪史:波斯帝国与天文历算

历史历史,有了历法才能写史。如果不知今日为何年,是不可能有“史”的。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朝廷自古建立了修史制度,唯有中国朝廷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唯有中国拥有长达三千年的编年史,唯有中国拥有官方主持编制通行于全国的历法。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史书往往是给出某年某月,并未记载确切的时间。例如,《汉书·景帝纪》: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元年冬十月,诏曰……春正月,诏曰……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五月,令田半租。”


但是,“波斯帝国”历史上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精确到了某一天。以《波斯帝国史》(【美】A.T.奥姆斯特德 著,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9月,下同)第108页为例:


冈比西斯……他的衙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北方的锡伯尔。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公元前535年2月20日的一份文书中……王子宫廷的信使巴扎祖(Bazazu) ,公元前534年8月10日出现在锡伯尔。另一位信使潘阿舒尔卢穆尔(Pan-Ashur-Lumur) ,公元前532年3月或4月曾经充当证人……公元前530年3月3日,又是伊蒂马尔都克巴拉图将自己的1名奴隶送去给冈比西斯的奴隶石匠当学徒4年,以便学习全套的本事……公元前530年3月26日,在新年庆典活动的时候,冈比西斯再次“握住主的手”。



几乎全部是鸡零狗碎的事情,没有一件重要的。

波斯帝国出土文献中的一个个精确的“时间”,从何而来?

记录精确时间的前提,是拥有国家颁布的历法,记录人知道当时是某年月日。编制历法的前提是拥有较为成熟的天文学和较高水平的数学。据说,巴比伦天文历算非常发达,波斯帝国的相关知识来源于巴比伦。

先谈巴比伦的几何学水平。据希罗多德《历史》,巴比伦人为了在首都建一座木板桥,竟然首先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挖一个16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为的是把河水引入人工湖,让河道干涸,便于施工。如此数学水平,如何能建立天文学?(参阅:专家说,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请看他们怎么用的吧


巴比伦”的气候


至于巴比伦的历法,则是更加奇怪,他们竟然建立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这与当地气候全然不符,而与中国气候完全一致。显然,西亚地区的天文历算是子虚乌有的,更不可能存在历法。(参阅:1.专家说,中国偷学了巴比伦天文学,请看西洋的历法吧  2. 古埃及有天文历法吗?答案是:子虚乌有

事实上,稍加推算便知,“儒略历”是公元三世纪的产物(参阅:儒略历,就是三国时魏国的景初历)。西方所谓的“儒略历”的诞生地“亚历山大里亚”都是伪造的,因为1500年前,亚历山大城一带还是茫茫大海。

可以肯定的说,三世纪以前,西方不可能存在历法。事实上,西方拥有历法,是很晚近的事情(参阅:《20个英文单词,透露出西方天文学的真实源头》)。

没有历法而时间详明的“波斯帝国”“史料”,必然是假的。

不仅如此,记录“波斯帝国”“史料”的载体,也是不可靠的。

“波斯帝国”的“史料”,全部来自“考古”,来自于发现的数以十万计的“泥版文书”。《波斯帝国史》:

幸运的是,这样的泥板文书已经大批大批地发现。当我们复制了所有被收集到的文献(总数约50万份),释读,分析了大多数已经发表的资料之后,我们就将拥有一部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之前的、古代近东一个重要时期的、完整的社会经济历史。这是一部超过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一半时间的历史著作。


 所谓“泥版文书”之“泥版”,就是中国人用于建房的土坯砖,在表面刻上字,便成了“泥版文书”。这样的东西,完全不具备实用价值。更何况,数以十万计的土坯砖埋在地下,几千年后挖出来,上面的文字依然完好无损?此事是真是假,稍具生活常识的都明白,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详情参阅:子虚乌有的泥版文书,西方伪史既荒唐又搞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波斯帝国”的“泥版文书”,都是伪造的。

伪造痕迹最为明显的是,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巴比伦和波斯的帝王都有自己的“纪年”,《波斯帝国史》:

继位者为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内尔格勒沙撒(Nergal-shar-usur),他仅仅统治到公元前556年5月22日, 泥板文书就出现了其幼子拉巴希马尔都克(Labashi-Marduk) 的年号。



最少在10月26日,书吏采用了新统治者各国之王的称号纪年。这个官方的尊号属于即位之年的剩余部分,也是在位元年的一部分。



他(居鲁士)在位元年的纪年文书,通常把巴比伦王的尊号置于各国之王之前。



一个连历法都没有的地方和时代,如何会有帝王的“年号”?

“波斯帝国”史,就是模仿中国史书,伪造西方历史。

事实上,“波斯帝国”伪史远不止是模仿中国帝王年号,凡是能想得到的,诸如行省制度、统一度量衡、坎儿井等等,当然包括葛先生所说的驿道,统统照搬。

由于西方没有历史积淀,当年伪造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波斯帝国的西方“专家”们,普遍缺乏天文地理、文物鉴定等各方面的常识,故而闹出了丑态百出的历史笑话。

 

二、地点伪史:波斯帝国与巴比伦城

“波斯帝国”是在“巴比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首先是波斯人模仿楔形文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波斯帝国史》:

尽管波斯人也创造了楔形符号用来书写王室铭文,但这些字母从来就没有用于其他方面。


接下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波斯帝国”的开国之君居鲁士与巴比伦帝国结成了联盟,《波斯帝国史》:


居鲁士既然统一了波斯人,他就开始在其他大国中寻找反对米底的盟友。这个最近和最合逻辑的盟友,当然是巴比伦了……当尼布甲尼撒驱使工兵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企图使巴比伦固若金汤时,他惧怕的敌人就是自己的邻国米底。



接着,“波斯帝国”击败巴比伦,全面吞并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史》:

公元前539年10月13日,古蒂乌姆总督戈布里亚斯和居鲁士的军队未经战斗进入巴比伦城。此后,那波尼德回到巴比伦,成了俘虏。


接着,在高度先进繁荣的“巴比伦文明”的沐浴下,波斯帝国茁壮成长。

如,波斯帝国的商业文明,是继承了巴比伦的商业文明,连商业文书的书写格式都是沿用不变,《波斯帝国史》:


商业文书按照巴比伦的格式写成。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下:3月, 里希基丁(Rishi-kidin) 收讫属于乌马努努(Ummanunu) 的10谢克尔银子, 胡特拉拉(Hutrara) 之子胡班努加什(Huban-nugash) 制成文书。这是一位私人银行家发放个人贷款的标准文书。



又如,波斯帝国的政治文明,也是继承了巴比伦的政治文明。波斯帝国建立的巴比伦行省,下属的机构沿用巴比伦既有格局,官吏全部各就各位。《波斯帝国史》:

戈布里亚斯对待巴比伦城很友好。10月末,古蒂乌姆盾牌兵封锁了埃萨吉拉所有大门。没有一个人的武器放入埃萨吉拉或其他神庙。预定的宗教仪式也没有遭到禁止。10月29日,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在他前进的道路上,铺满了树枝。他正式宣布赐予全城所有的人和平。戈布里亚斯被任命为新的巴比伦行省总督。他又任命了下属官吏。行政公文告诉我们,原先的官吏一般保留了原职。


一切内容,都是有鼻子有眼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看似十分靠谱,几乎由不得你不信。

而且,如此精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部有出土的“泥版档案”为证。这些“出土文物”,既是“史料”,也是“波斯帝国”存在过的“证据”。

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希腊历史学家”,曾亲自到过这里实地考察。

看似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实际上统统属于故事链,均经不起推敲。西方伪史,是一个纸糊的庞大体系,一捅即破。

如前所述,“波斯帝国”的时间,均系伪造。

巴比伦城这个地点,相关的人物、事件,同样是子虚乌有的伪造。

按照希罗多德描述推算,巴比伦城的面积仅8.5平方公里。如此弹丸小城,竟然“拥有100个城门”,在城外建了100座护城河桥而只有一个木板桥连接两城。最为荒唐的是在房顶、城墙种上参天大树,建设 “巴比伦空中花园” (参阅:1. 巴比伦城不是世界七大奇迹,而是极大的无知与荒唐  2.专家说,巴比伦人精通几何学,请看他们怎么用的吧)。如此等等,全是反科学、反常识的故事,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存在过。

           

巴比伦城有100个城门、100座护城河桥梁

巴比伦空中花园



事实上,根据程碧波从旧地图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2000多年前,巴比伦一带还是汪洋或者沼泽,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

陆地之不存,巴比伦城焉附?

“居鲁士本人进入巴比伦城”,与凯撒大帝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样,均为“水上漂”的伪史。

 

三、货币伪史:波斯帝国与西方银币

在“波斯帝国”伪史中,不仅照搬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制、流官制、度量衡制等,还根据中国史书,“统一了”波斯帝国的货币。

西方无史学传统,西方伪史的创制者参照中国史书,拍脑袋想当然,甚至完全不识数,伪造了极其荒唐西方货币史。

在希腊伪史中,古希腊拥有的白银数量,超过16世纪全球白银数量的总和。(参阅:23、古希腊白银多于16世纪全世界?专家们不识数啊?

在古罗马伪史中,古罗马长期处于恶性“白银通胀”之中,一斤白银买不到一斤米面。(参阅:古罗马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费需要1220万美元

“波斯帝国”的货币史,就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斯帝国史》:


克罗伊斯的金币、银币……证明了大流士自己的钱币的起源。希腊城邦基齐库斯、米蒂利尼和福西亚,继续按照吕底亚的老传统用天然金银合金铸造钱币……129格令的大里克纯度为23.25开,即成色为98%的黄金。至于银币的单位,大流士喜欢1/2斯泰特。对于谢克尔或西格洛斯,他保留了原先的重量83格令。它们也是经过重新提纯的白银,成色超过90%。更小的单位有:1/3、1/4、1/6和1/12。金币按照“埃维亚”的标准。银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计算,其重量等于78“埃维亚”明那。20西格洛斯等于1大里克。因此,白银与黄金的比值是13.1:1。



波斯帝国使用金币银币,是不是跟着希腊人学的?波斯帝国是否拥有如此的黄金白银提纯能力?这,我们姑且不管。

据希腊伪史,亚历山大东征时,仅仅在波斯波利斯就获得了数以百吨计的金银;之后的塞琉古王国,从塞琉古王国中分裂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统统是以金银为通用货币。

又据《波斯帝国史》,波斯帝国商业十分繁荣。据说,在考古发现的众多泥版文书中,发现了大量的有关“银行”、商业活动中金银使用的文献。

出现如此旺盛的金币、银币需求,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波斯帝国土地上,必须拥有规模巨大的金矿、银矿;其二,波斯帝国政府必须拥有强大的铸币能力,以统一度量衡和外观,源源不断地铸造钱币,大规模地投放市场。

中国有靠谱的两部史书《史记》和《汉书》。《史记》是司马迁所著。中国第一个出使西域的张骞,与司马迁同朝为官。《史记》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大量引用了张骞的文字。《汉书》乃班固、班昭兄妹的作品。关于西域,这兄妹俩拥有最可靠的信息渠道,因为,在西域工作了一辈子、大名鼎鼎的班超,就是班固的弟弟、班昭的哥哥。

《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依西方史,《汉书》所说的上述地方,起初属于波斯帝国,后来属于塞琉古王国,再后来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



《汉书》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在这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汉朝使臣给当地人金银之后,他们很是稀罕(没见过或者很少见),便用金银来做成器物。汉朝使臣交往的人,非富即贵。可见,即便是西域的王公贵族,也不把金银作为货币。

第二,这里不懂铸造技术。汉人教会了他们铸造铁器、武器的技术。

无疑,在这里,此前,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如果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金银被法定的通用货币,贫穷的小农即便是没有金银,但一定知道金银是货币。无疑,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金币银币云云,纯属伪史。

直到大月氏西迁之后,金银才开始在西域成为货币,随后出现了铸币。安息、大月氏两国铸有银币,正面为国王像,背面为王后像。《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但是,安息国、大月氏国是在西汉初期,才从中国甘肃西部迁徙过来的大月氏人创建的国家。

随着汉朝建立统帅西域的都护府,中原文化持续西传并同化西域上层社会,中原与西域的商贸交流持续加强,金银的价值才逐渐被整个西域所认同。《后汉书·西域传》:

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但是,让广袤的西域普遍认可金银,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货易则用贝齿。


直到东晋时,在“古印度文明”核心地区中天竺,依然以贝齿为货币,尚未进入金属货币时代

待到隋唐之时,金银才开始变成公认的货币。唐玄奘告诉我们,西域的白银,均来自于中国新疆焉耆的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


西域的银钱,皆产自这里


仅就银币的推广使用而言,显然是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我国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西域“铸币”很多,有安息、大月氏、罽宾币、波斯币(指与隋唐同时的波斯王国,而非西史“波斯帝国”)等等,从未记载过什么巴克特里亚币、罗马币。


据说,这是希腊银币


值得欣慰的是,学术界承认,巴克特里亚币不是铸造的,而是由造币工人一锤一锤地手工敲打出来的。既然不能铸币,那么就不能实现标准化,所以,如今出土的希腊币、罗马币,全是歪七扭八不成型、轻重大小不一样。

我们不妨做如下设想:

如果真的存在过“波斯帝国货币”,以波斯帝国如此广大的疆域和繁荣的工商业,波斯帝国是否应该有几百万名造币工人?

如果“波斯帝国货币”是打制的,那么,如何造出货币的正、反两面的图案?在打制正面图案时,如何做到反面图案不被破坏?即便是在当今世界,这仍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手工技术。

 

四、军事伪史:波斯帝国与铸造兵器

其实,西汉以前,在西方,不仅金银从未成为货币,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金属货币。

金属货币的诞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拥有标准化的大批量制造的能力。

只有具备了快速制造出数十万枚、数百万枚一模一样的货币的能力,才有可能诞生通用的金属货币。也就是说,在没有铸造技术之前,西方不可能存在金币、银币、铜币。

我们继续看这则史料,《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西汉以前,西方不懂得铸造技术,是汉朝人教会了他们。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铸造兵器问题。

在古代,铸造技术,是地道的尖端科技。没有先进的铸造技术,便造不出好的兵器,更不可能大规模制造优质兵器。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千古名言,既源于陈汤万丈英雄之气,也依托于汉朝强大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武器装备技术的压倒优势。《汉书·陈汤传》: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在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的消息传到朝廷时,陈汤说:不用担心,段会宗能够对付他们;以前,五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原因在于他的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尽管现在他们学到了我们的一些技术,但是,至少要三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

我们单说弓箭,重点谈箭。

在希腊伪史、罗马伪史中,一再出现“弓箭兵”。

“波斯帝国”史中,弓箭更是家常便饭。《波斯帝国史》:

(苏萨的档案库)其他文书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清单。其中有弓箭,少数是亚述式的。做弓用的弦、箭头、做箭杆用的芦苇、长矛、盾和护身的皮甲。



大流士也为其继承者确定了钱币的式样。钱币的正面是瘦长的、有络腮胡子的国王,作半侧身、半蹲着姿态。他穿着国王的礼服,略微低下的头上戴着战争王冠。他的右手握着枪,枪尖朝下,枪托靠在右肩上。他左肩挎着箭囊,左手握着一张名为弓箭手的张开的弓。



(不死军)军队的核心由波斯本族人组成……他们的得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绝不允许少于1万人以下。



波斯人组成的步兵(行省的军队)……一张长弓,箭囊中装满了红色的箭矢……总共组成了6个兵团。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正规军的人数,至少也有10万人。关于这一点,有出土的“档案”,有出土的“货币”,有具体的数据,还有现存的浮雕,可谓证据确凿,颠扑不破。



弓箭与刀枪剑戟不一样。

刀枪剑戟,每个士兵只要有一把,便可以作战,即便是刀口卷了,也可以将就着厮杀下去。

箭,与当今的子弹、炮弹一样,是消耗品,射出去便没了。因此,必须准备了无以计数的箭,大军才能开赴前线。因此,在《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波斯帝国”配备了弓箭的10万军人,假设和平年代的常规训练,平均每人每年只消耗400支箭(一天只射一支),合计便是4000万支。如果打起仗来,10万军人消耗的箭,那就没法计算了。

因此,不具备大规模批量生产能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弓箭兵的。

箭的关键部位是箭头,即箭镞。它不仅要锋利,而且要流线型以确保射的远,还必须重量不变符合所有射手的习惯从而保证射的准。

如果这支箭重3两,那支箭重半斤,即便是神箭手,也只能是乱弹琴了。

靠手工打造,来满足弓箭兵的需求,无异于天荒夜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法保障的。

弓箭成为部队常规装备的前提,是拥有先进的铸造技术。

根据出土青铜器可知,最晚在商朝,我国便掌握了高度成熟的铸造技术。根据《考工记》,最晚在西周,我国便建立了标准化的工业制造和管理制度。秦俑坑出土的实物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兵器生产已经系列化、规范化、标准化。数百件弩机的牙、拴、悬刀和其他部件,可以通用互换,轮廓误差不超过1毫米。根据应用不同,铜箭镞分为四种,同类型铜镞的三个面的轮廓误差不大于0.15毫米,镞头锋刃采用流线型三维空间曲线,放大24倍后,与现代数控机床生产的手枪弹头轮廓线吻合。



西汉以前,西域不知铸造为何物,便没有批量生产箭镞的能力。因此,西汉以前,西方的武器装备中,不可能存在弓箭。

西方以为“证据”弓箭兵浮雕,恰恰证明了“波斯帝国”、古希腊罗马史,均为伪史。

事实上,对此,西方人一直心里发虚,所以,在西方伪史中,没完没了的出现的都是标枪手

 

五、结论

“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云云,是西方虚构出来的一段伪史。它作为希腊伪史的一部分,其直接职能有二:证明希腊人拥有无穷智慧和无敌勇敢,为希腊人征服亚非、实现希腊化搭好舞台。

这段伪史属于四无:一无时间基础,二无地点基础,三无经济基础,四无军事基础。因此,毫无存在的可能性。

其实,波斯人是大月氏西迁后与当地人融合而诞生的民族。据中国史书记载,大月氏人在中国西汉早期才抵达“伊朗高原”,在这里建立国家。也就是说,西方伪史的“波斯帝国”时代,还没有出现波斯人。


通俗地说,“波斯帝国”是八字没一撇的伪史。

波斯波利斯之类的“波斯帝国”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如果不是近一二百年伪造的,那么,必然而且只能是汉朝以后的,即大月氏人抵达之后的产物。

我以为,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兴起,与隋唐交往密切的波斯王国的作品。只有波斯王国诞生后,这里才拥有了成熟的冶铁和铸造技术,才拥有雕琢如此大型而精美石雕的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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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中若干问题向葛剑雄先生请教



附:反对此文,当然可以;但是,我希望,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反对,更不是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而是有理有据地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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