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汉唐盛世，来自于汉唐纯爷们敢战能战
谨以此文纪念八一建军节！
向古往今来保家卫国的战士致以敬意！
祝我国现役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节日快乐！
汉唐盛世，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辉煌年代。
可是，汉唐盛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汉朝、唐朝的一代又一代的纯爷们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一、反战与汉奸问题
从汉朝建立，到汉武帝登基，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汉朝受尽了北方邻居匈奴的折磨。汉高祖刘邦在的时候，一直有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打算。刘邦驾崩之后，包括所谓文景之治的时候，朝廷今天给匈奴丝绸，明天送粮米，后天送金银，向匈奴恳求和平。对于送上门来的财宝，匈奴一概笑纳：好说好说，我再也不会派人到你们那里去烧去抢去杀人放火了。但是，匈奴健忘。没过几天，匈奴又出动人马，到汉朝的边境地区烧杀抢掠。有时候，匈奴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就开到了汉朝皇帝的行宫附近。
汉武帝是纯爷们。他登基后，便下决心用纯爷们的手段，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汉武帝刚刚动了下拳脚，匈奴感觉到有点疼，于是提出：我们结亲，和平相处吧。
打仗，是最烧钱、最容易死人的事情。朝廷一旦集中财力打仗，有些建设就得暂停，有些生意就会难做，许多将士就会牺牲生命，而且官员们的小日子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更何况，与强敌作战，存在胜负难料的风险。
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和平”、“民意”等名义反对用武力惩罚强盗保家卫国，不是什么新玩意，更不是什么新理论、新学问。此类人物，便是孔子所称的“乡愿”之流----看似为民请命，实则祸国殃民。
匈奴的“结亲”建议一提出，汉朝的“乡愿”“专家”立即活跃起来。
《史记》和《汉书》用同样的文字，记载了这件事，司马迁可能就在现场。《汉书·张汤传》：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
上（汉武帝）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
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
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
山曰：‘不能。’
曰：‘居一县？’
曰：‘不能。’
复曰：‘居一鄣间？’
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
乃谴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詟。
博士，即大学教授狄山，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以百姓和经济发展的名义，引经据典地论述了与匈奴开战的可怕性、危害性----花钱啊死人啊不利于经济建设啊，与匈奴结亲和平相处的重要性、必要性----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他宣称：匈奴在边境地区抢劫，不能反击；吴楚等诸侯国造反，不该镇压。总之，应该与他们和平相处。
汉武帝是不那么容易糊弄的：既然你说不打仗可以舒舒服服地发展经济，那行，就派你去边疆，与匈奴人共商和平发展吧。
汉武帝问狄山：好啊！如果我让你到边境地区担任一个郡的郡守，你能保证匈奴不侵略这个郡吗？
狄山答：不能。
汉武帝问：那么，给你一个县，你该能保证匈奴不侵略吧。
狄山答：不能。
汉武帝问：给你一个要塞，总可以做到吧？
狄山被汉武帝逼到墙角了，硬着头皮说：行。
狄山到边境上任了。一个月后，他的脑袋被匈奴人割走了。
从此，汉武帝的朝堂上，再也没有“爱好和平”的“乡愿”了。
朝堂上没有反战专家了，不等于这仗就很容易打了。
汉武帝的这一招，真的很棒。
七七事变前夕，“乡愿”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与日本谈判，与日军和平相处。当年，蒋介石就应该派胡适驻守某一处前线阵地，让他去与日军和平相处。
目前，汉武帝的这一招依然好使，比如，可以派某些专家去“和平建设”一些岛屿。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是，如果敌人也知己知彼了，这仗就比较难打，要靠实力拼智慧了。
汉朝讨伐匈奴，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阅读《史记》便知，匈奴不断有降汉的，因此，汉朝对匈奴的情况很清楚。
匈奴也很了解汉朝的情况。匈奴是怎么知道的呢？答案是：汉奸。
《汉书·匈奴传》：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汉文帝时，宦官中行说被作为和亲“公主”的陪嫁宦官，来到了匈奴。起初，中行说很不愿意到这个苦寒之地受苦，因为朝廷强迫，他被迫同行。他带着满肚子怨气，一到匈奴，便投降匈奴单于，做上了反汉的军师。他身处匈奴高位，既掌握了匈奴的实情，又熟悉汉朝的情况，加之对汉朝充满仇恨，又有些小聪明，因此，他为单于出的主意十分狠毒，成为危害汉朝数十年的大祸患。
汉武帝期间，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汉书·匈奴传》：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三千余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介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
元朔六年，卫青率领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虽然消灭俘虏匈奴近两万人，获得大胜，但是，汉军也与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失去联系，损失了三千余人马。后来，苏建脱身回来了，而赵信被匈奴包围而投降。赵信是汉军的高级将领，他的投降，令匈奴单于大喜，连忙把自己的姐姐嫁给赵信，让他做自己的副手。赵信成为匈奴单于的军师，给汉军的讨伐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我们知道，这几个汉奸，并没有改变匈奴彻底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任何时候，只要中国上下一心坚决抗敌，敌人都必然会遭到彻底失败，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二、中华传统：仁爱而尚武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些“爱好和平”的“乡愿”、出过一些汉奸，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
此论大谬。
须知，汉武帝君臣的言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
“乡愿”、汉奸，一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唾弃。
的确，中华是一个以仁德为上、不嗜征服的民族，中华文化强调与人为善，以仁爱之心待人。
大禹治水的故事，国人皆知。大禹的治国思想和工作方法，却少有人提及。据《尚书·大禹谟》，有苗反叛，舜派禹率兵出征平叛。军事行动效果不佳，因为有苗打输了也不服。益向禹建议：以德治国，才是顺应天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用文的手段，以德服人；靠武力绝不是好办法。禹接受建议班师回朝，尧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改修文德。很快，有苗主动归顺中央。
因此，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周边国家对你不友好，那么，你就进一步加强德治，把内部的事情搞好，使四夷乐于亲近你。
即便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时候，中国也是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之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上（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说：夷狄也是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作为公认的“天可汗”，我所担心的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仁德，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有猜忌之心；只要仁德普施，就可以实现四夷与我们亲如一家；如果互不信任，便少不了相互仇杀。
但是，中华文化并不迂腐，从不欣赏东郭先生。
《孔子家语·相鲁》：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孔子负责筹办齐鲁两国国君的会盟，孔子对鲁定公说：我听说，准备和平会盟时，必须有军事准备；准备发动战争之时，也要有和平解决的方案。的确，正是因为孔子做好了军事准备，这次两国的和平会盟才得以顺利进行。
建立武备，确保国家和平的前提，是武装百姓。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政府如果不积极培养百姓的军事战斗技能，等于是抛弃百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告诉学生，要想国泰民安，第一是百姓衣食无忧，第二是国防力量强大，唯如此，百姓才能信任政府。因此，孔子教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二艺，就是军事技能。孔子教给学生的，还有更高层次的东西，就是军事指挥知识。因此，孔门弟子中，将帅之才多多，大军事家吴起，就是孔门子弟。
比孔子早一点的管子，能文能武，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当今的人们，开口闭口都是经济，以为只要发财了，就可以拥有天下。玩透了经济的齐国宰相管仲可不这么看。《管子·参患》：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
确保君主地位和国家安危，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消灭敌国靠的是军队，处罚犯罪的百姓则是刑罚，这都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证。所以，绝不可以轻视军队建设。
管子的军事成就，无须论述。管子认为，实现军事力量的强大，有三个条件：
一是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投入多军队越强，军队强大了便可以不断大胜仗，胜仗多国家的地盘就越大，如此，国家就越富强，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二是武器精良，“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管子·参患》），军队建设，首先必须确保武器装备先进。
三是将士优秀，“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管子·七法》），一切靠人，仅有精良的武器，将士不行，是不能打胜仗的。
道家的《道德经》，是一部全信息的书。军事家如果读懂了它，它就是一部泰山顶上的兵书。
墨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红火的两大学派。墨子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凡是念过中学的，都学习过《墨子·公输》，熟悉墨子阻止鲁班为楚国制造云梯攻打宋国的故事，知道墨子是一位坚定的“反战人士”。但是，墨子同样不迂腐，《墨子·七患》：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墨子说，一个国家之长治久安，须有三件宝贝，一是有足够的粮食预防饥荒，二是有强大的军队防备侵略，三是有坚固的城防足以自保。精神懈怠，麻痹大意，是难以应付突发事件的。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却被一方诸侯商汤、周武所灭，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是他们富贵后便忘记了防备祸患。
墨子的这番话，非常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无论多么富贵，都必须重视国防。
《墨子》实际上也是一部兵书，而且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军事工程学著作。要想了解掌握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防工事，非细读精读《墨子》不可。读罢该书第十四、十五卷，你会对墨子的工程技术和军事指挥学水平惊诧不已。
比如卷十四之《墨子·备城门》：
城上千步一表，长丈，弃水者操表摇之。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
城墙上，每千步设一个供水点，需要水，摇摇铃铛，下面人提供；每五十步建一个厕所，排泄管道直通城下的茅坑。他在设计城墙时，便考虑到城墙上官兵的用水、上厕所的问题，可见其精密。法国在十七世纪末建成“世界文化遗产”凡尔赛宫，诺大个建筑，处处金碧辉煌，却没有一个厕所，因为国王、王后、王子、公主无不就地解决大小便。
墨子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热爱和平，那么，请你首先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墨家的信徒，不仅个个武功高强，而且都是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制造武器的专家，也是使用武器的好手。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皆尚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会读书，不能武枪弄棒，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不能算作“士”的。
全民尚武，是中华的传统。稍稍考察西周历史，就会发现，西周是一个全民皆兵、文武兼修的国家制度。全国基层各级行政组织，是按人户组建；每一级政权组织，同时是相应的军事组织。比如，每五家为一个比，比是最小的行政组织；同时，每五人又是一个“伍”，伍则是军事组织。又如，每四个“闾”为一个“族”，族是一个行政单位；同时，四两为卒，卒则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时，在行政组织的管理下，大家进行生产劳动；一旦农闲，则是按军事组织开展军训。战时，每家抽一人入伍，就可立即投入战斗。
在西周时期，下至百姓，上至天子，人人都是军人；天子是统帅，诸侯是将军，百姓是士兵。
作为国家最高统帅，周天子的活动，与此完全对应。《逸周书·月令解》：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比饬。……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纪整设于屏外，司徒缙扑北向以誓之，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
每到季秋，百姓完成秋收、政府完成税收之后，周天子便带头，率兵进行训练。此时，全国各级官员都要带领本地壮丁开展练兵活动。经过为期一两个月的全国大练兵之后，天子就要进行阅兵比武了，比射箭，比驾战车，比摔跤等等。
这样一种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模式，铸就了全民尚武的风尚，使得国家的国防成本很低，而军队的战斗力很强，最了不起的，是国家随时都能动员起一支庞大的队伍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沿袭这一模式，因此，战国七雄中任一国家，动辄集合数十万军队，而且军队战斗力很强。
三、强悍的汉朝纯爷们
从周朝到春秋战国，在中国大地上，是个正常男人，就能上战场。因为这一原因，当陈胜、吴广数百人起兵时，天下顷刻大乱，转眼间便涌现出众多优秀将领，无数能征善战、组织纪律性强的士兵。
汉朝也是全民习武。你若穿越到汉朝，在长安、洛阳的大街上溜达，你根本分不清谁是文人，谁是武将，因为人人腰间别着一把剑，人人都能舞刀弄剑骑马射箭。昨天在朝堂温文尔雅讲经论道文臣，今天换上军装领兵出战纵横千里。
汉朝尚武之风极盛。
我们都知道汉朝的很多名言：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如此等等的名人名言，远不足以说明汉朝的全民尚武之风。
汉朝讨伐匈奴的大军的壮观景象，更胜过这些名人名言。《汉书·匈奴传》：
“其明年（元狩四年）春，汉……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汉武帝征兵讨伐匈奴时，许多没能当上兵的青壮年大为不爽。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带上武器，跟随部队前进。
元狩四年，朝廷组织十万骑兵出征。在边关点兵时，发现总兵力为十四万，其中，“志愿军”竟然多达四万人马！
汉朝有一个好传统，到了战场上，“志愿军”纳入统一指挥，立功受奖与正规军一视同仁。这也是汉朝“志愿军”兴盛的原因之一。
尚武之风，使汉朝军队具有令人生畏的战斗力。
《汉书·陈汤传》：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
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兵增援解围。朝廷商量来商量去，拿不出个主意来。根据大将军王凤的建议，皇帝召见熟知西域情况的陈汤，陈汤道：不用增援，因为汉朝士兵武器精良，可以以一敌五；如今就算乌孙学到了一些兵器制造的技巧，汉兵至少也可以一敌三。五天之内，就会有好消息报来。果然，四天过后，解围的信件就到了朝廷。
正如管子所说，好武器在好士兵手上才能发挥出作用。陈汤是在深知乌孙军队是“瓦合”，即乌合之众的情况下，才有此精准的判断的。汉朝军队之所以千里远征而无敌于西域，根本原因在于其训练有素。
这样一种传统一直延续。明朝的卫所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虽有所变更，本质一样。遗憾的是，历史往往惊人相似，打天下者，皆能居安思危；坐享太平的后世子孙，往往耻于军事，轻视国防，终至任人宰割，亡国破家。
我经常想，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拥有数不清的武术流派，一定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我没有研究，只是猜测。
四、诗一般的大唐纯爷们
辉煌的大唐，也是唐太宗以来的志士们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环境也是非常糟糕的。大唐的北部边境，简直成了突厥的后花园。武德九年（626年），即唐高祖禅位于太宗那年的八月，“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面对直抵长安城下的突厥铁骑，唐太宗不得不 “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也就是说，唐太宗是与突厥签署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后，突厥才退兵的。
连首都长安城下，也成了突厥铁骑自由出入的地方！
当此之时，倘若是今天的“乡愿”们，一定会宣称：
1、突厥铁骑不是侵略，而是给大唐送来了普世价值；
2、游牧文化超级先进，突厥文化领先大唐8000年；
3、大唐必须尽快全面突厥化，举国投靠突厥当龟孙子。
当今中国为何娘炮盛行？因为这样的玩意太多了！
幸运的是， 大唐的男人，都是纯爷们。
唐高祖、唐太宗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化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同时也是能征善战的猛士。尤其是箭术，这父子俩都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据说，李渊年轻时，就是靠百步穿杨的箭术，才娶到了未来的皇后。打天下那阵子，唐太宗更是经常张弓搭箭，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一刀一枪打下大唐江山的唐太宗，自然懂得战备的重要性。当上皇帝后，休闲时刻，唐太宗和大臣们聚在一起，除了写诗作文，也时刻不忘狩猎练兵。尚武之风，在大唐皇室代代相传。因此，唐朝皇帝不仅学养深厚，而且大多拥有不错的马上功夫。
毫无意外的是，尚武，成为大唐的社会风气。
对于突厥横行，唐太宗对文臣武将们说：
“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唐太宗的意思是，突厥有啥了不起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居安思危，练兵习武，敢战能战，足以战胜突厥。唐太宗君臣研究决定：整兵备武！他们身先士卒，参与练兵。
仅四年后，天下大变。大唐将士主动出击，平突厥，定西域，大唐声威振于殊俗。
《旧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骄横的突厥颉利可汗，就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 随后，颉利可汗做了唐太宗的一名卫士。
不久，已知世界的各国国君们聚在一起商议，公推唐太宗为“天可汗”。
啥是“天可汗”？就是天下共主！
已知世界的国君们约定：
1.任何国家的国君，必须接受大唐皇帝的统一任命。
2.凡是没有获得唐朝朝廷册封的君主，“国际社会”一概不予承认，当然也不会获得本国官民的认可。
3.各国必须定期向大唐皇帝缴纳贡赋。
4.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大唐的统一调遣。
唐朝皇帝的诏书，比当今联合国决议管用千百倍。
因此，唐朝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了已知世界的天堂，长安城成了已知世界的首都。
唐朝是诗的时代。唐诗，是雄浑壮阔的诗，而不是醉生梦死的鸳鸯蝴蝶诗。
我们都知道，唐朝有个著名的“边塞诗派”。唐朝的“边塞诗”，如同当今的“军旅歌曲”，反映的是军旅生活，豪气十足，朝气蓬勃。
其实，在我看来，唐朝不存在什么“边塞诗派”，因为大唐的知识阶层，都是纯爷们；大唐的女人，也有六分爷们气概，也就是说，唐代文人，人人都是大气磅礴的边塞诗人。
爷们不是赳赳武夫，而是铁肩担道义的“士”。
一方面，他们爱家、爱乡、爱百姓、爱社会、爱大自然，他们的乡愁诗、孝顺诗、爱情诗、悯农诗、友情诗、山水诗、田园诗、禅诗、仙诗等等“人道主义”的诗歌，冠绝古今，道尽了人间情谊，说尽了世间真谛，试问当今世界，可有谁比他们懂得什么叫做爱？
另一方面，他们阳刚之气十足，仗三尺长剑，试问普天之下，谁敢挡我！
李白是诗仙。他的双足走遍中华河山，他的精神游遍琼楼玉宇，他以自己的肉体凡胎为人间销尽愁怨。李白更是一位仙侠，《侠客行》：
赵客曼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杜甫则为诗圣，一个典型的儒生。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终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同时，他始终也是勇猛的孔门弟子子路，《遣怀》：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诗圣、诗仙，同一个境界：江湖侠客。
王维号称诗佛。王维的辋川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之外禅意盎然，参透了宇宙。一旦走出辋川世界，又是另一个王维，《少年行》：
出身仕汉羽林郎，
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
若非侠气齐天，如何道得这般豪迈！
儒道佛的三大代表诗人反映的，何止是诗人的豪气，而是大唐从长安到乡村的精神面貌。我们若读一读晚唐张祜等诗人的作品，看一看唐人传奇小说，从初唐到晚唐，唐朝的男人始终是爷们，女汉子照样是女汉子。
大唐尚武。尚武，不是打架斗狠，而是以自己的阳刚之气博取功名，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汉朝一样，唐朝的投笔从戎之风兴盛，为“多士”时代。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出塞》：
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
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
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
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
男子汉大丈夫，获取功名何必在科举场上！有志者当立功塞外！
王昌龄《闺怨》：
闺中少妇不曾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在妻子鼓励下，丈夫效力于边疆，努力赢得功名。忽见陌头杨柳色，妻子思夫之情油然而生。
当今的娘炮，如果穿越到唐朝，一定只能躲进深山打光棍，因为，无论唐代的男人女人，都不屑于理这样的人。嫁给这样的人，岂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每有大战，唐朝也是广招天下豪杰入伍。《资治通鉴》：
（仪凤三年，678年）癸未，遣左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这年，朝廷准备对吐蕃开战，下令征募天下英雄，无论出身，有本事就欢迎。后面提到的娄师德，就是这时投笔从戎的。
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妇孺皆知的大唐英雄薛仁贵。《新唐书·薛仁贵传》：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薛仁贵青年时代穷困潦倒，在妻子的鼓励下投军，成为一代名将。其子孙也是大唐声名显赫的人物。
薛仁贵是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典型，而马璘则是男儿当马革裹尸的例子。《新唐书·马璘传》：
马璘，岐州扶风人。少孤，流荡无业所。年二十，读汉马援传，至“丈夫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曰：“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挟策从安西节度府，以奇劳，……进扶风郡王。
马璘是孤儿一个，四处流浪。二十岁时，当读到自己祖先马援的“丈夫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后，毅然到安西投军，后来因为显赫军功，被封为扶风郡王。
积极效力疆场的，远不止是普通百姓，远不止侠客猛士。
大批名闻天下的文士，那些在科举场上声名显赫的天之骄子们，也纷纷投身于塞外立功的队伍中来。《唐六典·尚书兵部》：
其选人有自文资入者，取少壮六尺已上，材艺超绝；考试不堪，还送吏部。
要求投笔从戎的文官太多了，所以，朝廷规定：文官想成为武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年轻力壮，且身高六尺以上；二是拥有优秀的戎马才华。否则，退回管理文官的组织部门吏部。
实际上，在唐朝军队，本来就有许多文职岗位。比如，左右卫里的长史、录事参军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骑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等，皆为文职，许多明经、进士及第人员供职于此。在边疆前线，都护府的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节度幕府里如判官、掌书记、巡官、推官等等，也全是文职官员。进士及第的著名诗人如高适、岑参、韩愈、杜牧等等，都曾担任这样的职务。
《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三，记述了刘仁轨、裴行俭、娄师德三位优秀文官投笔从戎的经历。
刘仁轨，“少贫贱，好学。值乱，不能安业，每动止，画地书空，寓所习，卒以通博闻。”刘仁轨博学多才，但适逢隋末乱世，没能参加科举考试。唐朝建立后，他以才学被选拔担任官职，走上仕途。正当仕途遭遇坎坷之时，他的机会来了。
仁轨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或问其故，答曰：“当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朔。”
唐高宗时，他被选中参加征高丽。他兴奋极了：我施展抱负、成就功名的机会来到了。他发誓：一定要“颁示本朝正朔”于高丽，即收复高丽，使用大唐年号历法。经过极端艰苦的努力，目标实现。刘仁轨从一个贫贱少年，依靠个人能力与功劳，后来官至宰相。
裴行俭，是唐朝烈士遗孤，“幼引荫补弘文生”。弘文馆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在唐朝，能够进入弘文馆读书的，必是了不得的“官二代”。 裴行俭好学不倦，博学多才，书法极佳，文武双全。
贞观中，举明经，调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谓曰：“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也贤。”乃尽畀以术。
唐太宗贞观年间，他通过科举考试，获明经及第，成为科举场上的成功者。随即，进入军队任文职官员。他热衷于军事，拜名将苏定方为师。苏定方也十分瞧得起他，全心全意地收了这个徒弟。后来，裴行俭屡建奇功：
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诱蕃落以动安西，与吐蕃连和，朝廷欲讨之。……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王，且为安抚大食使。……简精骑，约赍，袭遮匐。道获遮匐使者，释之，俾前往谕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状，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帝亲劳宴，曰：“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擒夷，可谓文武兼备矣，其兼授二职。”即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突厥余党联合吐蕃，发动叛乱。朝廷准备出兵征讨。根据裴行俭的建议，裴行俭以册封并送波斯王回国名义，并担任安抚大食使的身份，没带几个兵，不慌不忙，沿路召集西域各番国酋长和军队，然后，突然袭击，兵不血刃，活捉叛乱头子。他回京后，唐高宗亲自宴请他，因其“文武兼备”，封他文武双职：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裴行俭亲手培养出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将领，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睟、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等。
娄师德，就更了不起了，“第进士，调江都尉”，是进士及第的难得人才。当他被提拔到监察御史这个前途无量的岗位上时，朝廷招募征讨吐蕃的“猛士”，他毅然报名从军：
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高宗假朝散大夫，使从军。有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与虏战白水润，八遇八克。
在前线，一再立功。后来独当一面，指挥军队八战八胜。就此，步步高升，官至宰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娄师德为人十分谦和。《新唐书》记载了关于他的一个有名的故事：
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
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前，身为宰相的娄师德告诫弟弟，遇事一定要忍耐，问，如果有人往你脸上吐唾沫，怎么办？弟弟说，那我就擦干它。娄师德说，这样不是惹他更生气吗！你让唾沫自己干，才是对的啊。
不与同胞争强斗狠，而是在沙场显示英雄本色，才是真爷们。
在唐代，整个上层社会，都充满尚武精神。《新唐书·兵志》：
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
天宝年间，任何一个军区，战马动辄马匹。但是，政府所养马的数量，在全国微不足道，因为王侯将相们把自家的土地用来建养马场，还在自家的马上印有自己封邑号，而且私人战马的数量“百倍于县官”。因为养马占用过多的农田，皇帝不得不规定：洛阳、长安周边五百里内禁止建养马场。人们一致认为，自秦汉以来，唐朝的战马最多、品种最优良，而且皇帝重视军事，因此，西北戎狄越来越弱。
王维《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大街小巷，酒肆旁，垂柳下，处处战马嘶鸣，弥漫游侠意气。如此景象，方称得尚武。
正是有了这样的少年，在战场上，才形成了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战斗力，亲手创造了大唐盛世。
大唐军队的战斗力，真不是吹出来的。《新唐书·苏定方传》：
苏烈，字定方，……从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征贺鲁，至鹰娑川，贺鲁率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连战未决，鼠尼施等复引二万骑为援。定方始休士，见尘起，率精骑五百，逾岭驰捣贼营，贼众大溃，杀千余人，所弃铠仗、牛马藉藉山野不可计。……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复征贺鲁，…..发其（处木昆）千骑并回纥万人，进至曳咥河。贺鲁率十姓兵十万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据高，攒槊外向，亲引劲骑阵北原。贼三突步阵，不能入，定方因其乱击之，鏖战三十里，斩首数万级，贼大奔。明日，振兵复进……
苏定方率五百将士，面对四万多的敌人，敢于主动发起进攻，并且大败敌人；他率领万把人，敢于挑战十万敌人，并大败敌军。
这仅是苏定方有勇有谋吗？绝不是，而是大唐将士都是纯爷们，他们蔑视人马众多的敌人，有马革裹尸的豪情，有决战决胜的信心。
建功边塞的大唐将士们，因为敢战、能战，从来都是以少胜多。
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西域，大唐的驻军，仅四万人左右。在西域用兵，难见超过五万人的记录。
当然，长安少年并非都是游侠，也存在少量的残次品。
举个废品官二代的例子。《大唐新语》：
李勣征高黎，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勣赡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我作法则耳。”固不行。勣闻，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
李靖、李勣是初唐的两大军神。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李勣带兵征高丽。他想自己的女婿杜怀恭入伍，争取在战场上博得功名。杜怀恭先说无钱准备资装，李勣给他钱；接着又说没有助手和马匹，李勣也送给他。再没理由了，杜怀恭便躲进岐阳山中，对人说：我岳父治军严厉，他是想拿我做从严治军的榜样啊，我不敢去。李勣听说后，伤心落泪道：我这个女婿放浪不羁，上了战场，可能真的会发生首先处罚他的事啊。
军神李勣为何落泪？因为女婿是个娘炮！
李勣的女儿，一定羞于出门，天天偷偷抹泪，因为她嫁给了个娘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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