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式洋务：跪洋祸国，制造甲午惨败将中华推入深渊
按：公知有两个祖师爷：李鸿章、胡适。李鸿章最大限度地祸害了物质上的中华，从疆土和实业，到抵御外侮的物质能力；胡适最大限度地祸害了精神上的中华，从历史文化自尊自信，到自强图存的意志。他们共同的外在表现是：逢洋必跪。
在《清史稿·李鸿章传》里，李鸿章近乎“完人”。考虑到《清史稿》的编撰，是在北洋政府----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控制的地盘下完成的，这也不足为怪。不过，参与编撰人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所以，仅仅依靠《清史稿》，我们就能大致还原李鸿章的跪洋祸国的形象。
合肥 李鸿章故居
以中华之广土众民，以中华之优秀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从不相信“八国联军”是不可战胜的。
当今一些专家们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的解读，大多毫无逻辑可言。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因为中国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七七事变后，日本数十万大军侵略中国，中国就应该举国投降、彻底亡国。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才万把人，清军与英军的武器差距，远没有抗战时期中日军队差距大。即便是八国联军侵华时，其军队总数，也不到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数量的十分之一。
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工农业产品的竞争力，均大大领先于英国。详情点击：贸易“战”回眸之一：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 ；贸易“战”回眸之二：重新认识鸦片战争
英军真的拥有碾压清军的战斗力吗？显然不是！
当时的英军的武器，只是比弓箭要强。因此，如果遇上誓死抵抗的百姓，英军也会吃大亏。
《清史稿·英吉利志》：
英人以撤四方炮台兵将扰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萧关、三元里，里民愤起，号召各乡壮勇，四面邀截，英兵死者二百馀，殪其渠帅伯麦等。义律驰援，复被围。亟遣人突出告急於广州知府余葆纯，葆纯驰往解散，翼义律出围登舟免。时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馀。佛山义勇围攻英民於龟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新安亦以火攻毁其大兵船一，馀船遁。
英军串扰广州的周边地区时，被当地百姓干掉了几百人。
1842年6月14日，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镇江守将海龄，尽管是临时得知信息，手下官兵仅1500人，但决意应战，坚守城池。英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海龄因城破而自杀殉国。此战，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1∶3。
如果每攻占一地，都是这样的损失，英军还敢打下去么？
那么，清军为什么失败？
其一，皇帝昏乱。
《清史稿·宣宗本纪》：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督办浙江海防。
《清史稿·奕经传》：
宗室奕经，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后，隶镶红旗。……奕经分属懿亲，素谨厚，为上所倚重，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
大敌当前，道光帝派出的前敌统帅是奕经。奕经完全不懂军事，仅仅因为是宗室子弟，被任命为如此要害职务。
其二，高官颟顸。
奕经纯属一个公子哥。《清史稿·奕经传》：
浙事日亟，巡抚刘韵珂促援，迟不至，遂相恶。久驻江苏，以供应之累，官吏亦厌之。饷需文报，皆延搁不时应。十二月，始抵杭州。……奕经祷於西湖关庙，占得“虎头”之兆，乃议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屡遣谍，为敌所获，漏师期。……永福等入宁波南门，中地雷，天保甫及镇海城下，为敌炮击退，皆大败。越日，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军中自惊，奔大宝山。朱贵收集溃兵图进攻，敌兵已至，力战竟日，杀伤相当，无援，贵死之。文蔚闻败亦退，军资器械弃失殆尽。奕经留军绍兴，回驻杭州，自请严议，诏原之。
奕经作为前军统帅，却长期呆在江苏。浙江前线战事紧急，告急求援文书不断，他无动于衷，浙江巡抚对他恨之入骨。江苏方面也十分讨厌他，因为受不了高昂的招待费用。从9月离京，如此厮混到了12月，他总算到了杭州。又直到在关帝庙抽到了“虎头”签，他才选定了下个月一个吉利的日子的吉利时辰，出兵进攻宁波。经过漫长的“准备期”，他的作战计划，也被英军获得。结果自然是大败，这一支将帅离心离德、毫无士气可言的队伍，一路狂奔，“军资器械弃失殆尽”。
此前，奕经在朝廷任协办大学士，位居宰辅。可以想象，晚清朝廷是一个什么样子。
还有更为荒唐的。《清史稿·牛鉴传》：
敌舰分薄瓜洲，扬州震动，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舰泊下关。
英军攻占镇江后，开始逼近江北。扬州的高官，位居从三品（相当于如今副省级）的盐运使但明伦，根据商人的建议，给英军送去了60万贯钱，恳请英军不要进攻扬州。英军收到钱后，改攻南京。
如此高官，竟然无视国家利益，以邻为壑，国家还有救么！
其三，武备废弛。
最“优秀”的宗室子弟奕经，也是个公子哥，毫不奇怪的是，八旗子弟们只知道吃喝玩乐、遛鸟狎妓。因此，在战场上，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对此，道光帝真的很生气：
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清宣宗实录》卷362）
似乎有点勃勃雄心的道光帝，颟顸透顶的清廷，终于“明白”了：打不赢，洋人船坚炮利。于是，不平等条约开启了。
直到清朝灭亡，清廷一直是如此颟顸，几乎见不到任何长进。因此，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不绝如缕。
1851年至1864年，因为太平天国，使得国内大乱。乱定之后，一批仁人志士力图通过洋务运动，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尽管当时的朝廷昏乱，但是，平心而论，洋务运动干得很不错，各方面都有起色。
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1882年(光绪八年)，因为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新疆，沙俄被迫交还了已经占据多年的新疆伊犁。
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军大败法国的海陆军。在镇南关，法军大败，被清军一路追杀；在镇海，侵华海军司令孤拔被清军轰死；在台湾淡水，法军的军旗，也被清军夺走。这一仗，让法国丢尽了脸皮。
几年间，打败了八国联军的中的两国，其中，法国还是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其实，法国与号称第一的英国相比，实力是不相上下的。
清军差吗？洋务运动成效不显著吗？
不过，这是清朝的回光返照。
因为清廷颟顸的土壤里，长出了李鸿章之流的歪脖子树。“李鸿章”，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几年后，当今某些专家口中的“完人”李鸿章，就把他的淮军----当时中国烧钱最多、海归最多、装备最新、人马最壮的一支海陆军武装，全部葬送给了日本。
此时的日本全国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加起来，也远远赶不上李鸿章淮军的本钱。
日军的枪炮舰艇，全是买的西洋货；日军上点档次的军官，是刚从西洋念完书回来的。
日军比法军还强？扯吧！哪位专家能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李鸿章的淮军，硬是惨败给了地地道道的“小日本”。
打完这一大败仗之后，李鸿章有了施展他最得意的独门绝技的舞台：外交。他亲赴日本，签署了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祸国最深的《马关条约》。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
大片的割地！
前所未有的赔款！2亿两白银，是清朝正常年景二年的中央财政收入。
正当李鸿章签署这一条约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在为如何筹集几十万两白银的建设资金发愁！
这些，还在其次。
众所周知，近千年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小徒弟。
甲午之败，彻底摧毁了精英阶层的民族自信心。
甲午之败，彻底摧毁了精英阶层的独立自主的强国意志，致使他们后来实施了一系列行为乖张的“变法维新”。
甲午之败，开启了西方列强任意欺侮中国之端。瓜分中国自此开始；中国坠入万丈深渊。
1919年的五四运动，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自此，仁人志士们开始了新的救国征程。三十年后，新中国建立。今天，中国虽已发展为世界军事和经济强国。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败以来的跪洋流毒，至今，依然没有消除。
一、从中法战争说起
话说，在清朝，李鸿章是一位最通“洋务”的天才，李鸿章也向来以为，以他的“外交”之才，足以摆平一切“洋务”。
李鸿章办“洋务”，其实就是：逢洋必跪，不惜以最大的祸国来跪洋。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时，李鸿章坚决反对西征，极力主张：放弃新疆。《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
如果李鸿章的主张得逞，新疆丢了，西藏、内蒙还会属于中国么？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在左宗棠的武功，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下，沙俄归还新疆伊犁给中国。与此同时，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附属国----越南，又开始生事了。
法国一闹事，李鸿章大人立马有了跪洋“外交”的祸国舞台。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八年三月）法、越构兵，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筹边备。乙卯，筑浙江海口炮台。是月，俄人归我伊犁。”
对于法国侵略越南，真正精通洋务的大员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曾国荃（晚清著名的悍将、曾国藩的弟弟），态度是：打就打，谁怕谁呀！于是，一边调兵遣将上前线，一边支持唐景崧前往越南说服刘永福共同抗击法军。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八年）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
《清史稿·唐景崧传》：
“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
左宗棠，态度是：我还不老，我愿亲上前线带兵，打他狗日的。不让我去，行，我推荐我的老部下王德榜去。王德榜没给老上级丢脸，后来果然立大功。
《清史稿·左宗棠传》：
“（光绪）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
张之洞，态度是：议和？要脸不？打！我亲自组织人马来打。
《清史稿·张之洞传》：
“（光绪十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
要论“洋务”， 张之洞、左宗棠的功劳与成就，至少不亚于李鸿章吧！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兵工厂等等，远远超越李鸿章，没人敢否认吧？
至于左宗棠，且不说别的，单说他倡办的福州船政局，且不说造船，李鸿章北洋水师的专业将领，几乎清一色毕业于左宗棠的船政学堂。
但是，面对法国人入侵越南，李鸿章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其实，当时朝廷主战声音已占上风，朝廷决定一战。考虑到李鸿章的声望挺高，门生故吏遍天下，又有作战经验，便任命李鸿章为抗击法国的前线总司令。可是，李鸿章不去前线排兵布阵，却跑到上海，与法国人议和去了。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九年）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
令李鸿章遗憾的是，因为前线将领们没完没了的与法军打仗，法国人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跪洋“外交家”才华施展不了，议和没成功。
对于这位不敢向洋大人开战的“功勋”老臣，光绪帝也没招，只好免去他的“前线总司令”，让他继续担任北洋大臣。
然而，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仍然干出了 “祸国跪洋” 重大业绩。
二、清军痛贬法国陆军
自法国侵略越南后，各有识之士便站在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思考应对之策。均认为，越南不可失，必须力保，以为中华边疆之屏障。他们各尽所能，自觉开展了种种对敌斗争。
先说在越南北部的陆战。
比如云贵总督刘长佑，《清史稿·刘长佑传》：
（同治）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於滨海，黎裔虎视於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听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是时防越诸军尚八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北还，以六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卅，令覃远琎八营分驻关内。
……（光绪）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
又如，名臣刘坤一，《清史稿·刘坤一传》：
（光绪）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幹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讬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於后，曷若慎防於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谁说晚清没有精忠报国的热血男儿！唐景崧，足以流芳千古！
唐景崧，排名前列的进士出身，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以这种耀眼的资历，他只要安心在朝为官，个人前程无限美好，随便怎么混混，总归可以熬到二三品的高位。但是，当此之时，他竟然自告奋勇，申请去越南前线，说服刘永福，服从朝廷指挥，抗击法军。
《清史稿·唐景崧传》：
唐景崧，……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明年，抵保胜，见永福，为陈三策……永福从中策。战纸桥，敌溃，为作檄文布告内外，檄出，远近争响应。……永福意稍动，於是广招戎幕谋大举。上念景崧劳，赏四品衔。
景崧上书言：“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若不为藩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败者也。”
法国人总想以武力威胁中国，逼着中国签署城下之盟。稍有小胜之后，就梦想中国与他们签署不平等条约。问题是法国军队总是不争气，小胜之后便是大败。
李鸿章总想趁早与法国签约，洋大人要啥，满足他们便是。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
法国人发现清军坚定不移地与他们作战，眼看着他们根本打不赢，于是，提出签约。
李鸿章立即要求前线部队停止前进。
李鸿章也确实与法国人达成条约，双方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丢人现眼的是，签约之后，法国人说，条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的内容严重不符！
李鸿章的“洋务”水平，竟然如此不堪！
中国，舆论大哗，指责李鸿章“通夷”；法国人呢，也不干。
好，那就继续打吧！
继续打？李鸿章可不乐意了。
李鸿章大人是淮军领袖，门生故吏遍天下，自然，在前线也有他的门生故吏。
此时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便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潘鼎新坚决执行李鸿章的旨意，想方设法的不打，不打，就是不打。
《清史稿·越南传》：
法使既藉端废约，帝令关外整军严防，若彼竟求犯，即与交绥。命岑毓英招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帝以其饰卸，责之。
皇帝下令开打，潘鼎新一会儿报告说没有粮草，一会儿汇报说武器不足，没法打，打不赢的。
他不仅自己不打，还阻止冯子材作战。
《清史稿·冯子材传》：
（冯子材要出战）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於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
潘鼎新一路狂退，还在前线将领那里，广泛散布：打什么打，不久就会谈判，还是要靠外交来解决问题。
《清史稿·潘鼎新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效安徽军营，……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光绪）十年，……调授广西巡抚。……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馀员。鼎新伤肘坠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艽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蹑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於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所幸的是，在前线，李鸿章的淮系势力不占主流，主战、敢战的纯爷们多多。
更幸运的是，此时，根据前线紧张形势，朝廷将张之洞从山西巡抚提拔为两广总督。
张之洞首先支持唐景崧招募将士，整军备战。《清史稿·唐景崧传》：
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乃编立四营，号景字军，为规越广军之一。
张之洞立马又恭请老将冯子材出山。冯子材亲率自己的两个儿子上阵，冲锋陷阵，一路追杀法军。
《清史稿·冯子材传》：
适张之洞至，礼事之（冯子材），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
……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却。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
……于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
追着法国人打的，还有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王德榜虽是楚军老将，但是，他所率的军队主力，是临时募集的士兵。
《清史稿·王德榜传》：
（光绪）十年，越南事亟，（王德榜）率师赴难。抵龙州，募新军八营，号定边军，……九月，复被命赴那阳，进逼船头，战数捷。明年，军油隘，法军犯长墙，出师夹击，据文渊对山，鏖战数日，杀伤略相当。越日，陈嘉争东岭三垒，德榜击其背，克之。是日晨，出甫谷，敌援至，冲截为二，部将萧得龙及春发战最勇，歼法军百馀人，获粮械无算。敌被截，大溃。已，复合诸军攻谅城，法军扼驱驴墟，地故有德榜旧垒，坚且緻。平明，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诸军继之，城复。谷松敌势仍悍，又歼其三画兵总一，於是法人大溃，悉返侵地。
就这样，中国军队大胜，轻松打败了当时世界最牛的军队。
据说，当时世界上，海军最牛的是英国，陆军最牛的是法国。
原来，法国军队不过如此！
谁说中国人不行？只要领兵的是纯爷们，中国军队可以打得八国联军满地找牙。
三、李鸿章葬送了福建水师
李鸿章坚决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回新疆，理由是要省下钱来办“海防”。
事实上，晚清海防的最大祸害，恰恰就是这个李鸿章！
中法战争时，是他毁掉了福建水师；甲午战争，是他毁掉了北洋水师。
清朝末年的两大舰队，军被李鸿章葬送！
中法战争时，法国在越南战场上一塌糊涂，索性集中在远东的舰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企图以他们擅长的海盗手段，胁迫中国签署城下之盟。法国海军，先后攻击了福州、台湾、镇海。
在台湾，法军攻击基隆。此时，刘铭传刚到台湾上任，不到一个月，法国军舰就开来了。《清史稿·刘铭传传》：
（光绪）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炮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於山后，歼敌百馀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
尽管刘铭传的军队仓促应战，但是，法军在基隆没捞到什么便宜。双方打成了拉锯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海军太弱，无法支援台湾。刘铭传断绝了外援，只好暂时弃守基隆。
法军八艘军舰，袭击淡水。《清史稿·孙开华传》：
（光绪）十年，法人来犯，时刘铭传主军事。铭传故淮军宿将，知开华幹略，檄守沪尾（注：今台湾淡水）。初，法舰八艘至，开华度其必登岸，令诸将分伏炮台后，露宿以待。部署甫定，而敌弹雨坌，烟焰翳天，逼台而前。开华见势猛，分路截击，自夜至午，却而复前者数四。台既毁，短兵接战。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旗以归。诸军士见之，气益奋，斩馘二千馀级，法人遁走。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辱。……同时守沪尾者，朱焕明为最著。
淡水守将孙开华，也是刚部署好防御工作，法国舰队就来了。相互炮轰了一天一夜，淡水的炮台被毁后，法军登陆，双方开始白刃战。结果，二千余法军命丧黄泉，而且，法军的军旗，也被孙开华缴获。法国人没招，跑吧。
法国军舰串到了浙江镇海。这里，不是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法军就惨了。
《清史稿·欧阳利见传》：
（光绪）十年，法舰寇福建，浙江戒严。镇海为浙东门户，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招宝山防北岸，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备吴杰领之，而元凯、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诸将皆受利见节度。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乃量形势，设防御，蒐军实，清间谍，杜乡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部署甫定，而敌氛已逼。法人狃马江之役，颇轻浙防。利见督台舰兵纵炮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沉其一。敌计穷，相持月馀，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於是役殒焉。
防守镇海的兵力充足，补给有力。法国舰队攻击这里一个多月，双方炮火你来我往，结果，法军舰艇被击沉一艘，而且，舰队的旗舰被击伤，舰队司令孤拔也被打死了。
法国完全绝望了。《清史稿·法兰西志》：
（光绪）十一年春正月，犯镇南关，杨玉科战没。旋收复，大创之。并炮毙孤拔於南洋。法人乃请和，原照天津原约，不索偿款。
陆军打不赢，海军也不中用，怎么办？只能求和，而且事先声明：连赔款也不要。
这场反击海盗的战争，中国是不是胜利了呢？
没有。
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未战而亡；福州船厂被毁。
福建水师覆亡，罪在李鸿章。
中法战争爆发时，主持福建水师、福州船厂的两位主官，便是忠实执行李鸿章旨意的主和派。
第一位是何如璋，一心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专心致志地等候“议和”成功。法国舰队开到家门口了，他仍下令福建水师不得有任何动作。等到法国舰队突然开火，他立马逃跑，躲到乡下去了。《清史稿·何如璋传》：
何如璋，……以侍读出使日本。归，授少詹事，出督船政。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
另一位，是张佩纶。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从中央派到福建前线，担任了负责海疆防务与船政事务的“钦差大臣”。《清史稿·张佩纶传》：
（光绪）十年，……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
法国舰队开到，向福建水师送来了战书，水师官兵报告张佩纶，结果被他连骂带吼的赶出了办公室。等到法国军舰黑洞洞的炮口转过来了，他才慌了，竟然派人去跟法国人说：等一等再打好吗？法军炮声一响，他立马开溜，钻到乡间角落躲起来了。第二天，他竟然向朝廷谎报战果。
就是这两个不要脸的玩意，毁掉了福建水师。《清史稿·海军志》：
（光绪十年）八月，法国海军犯福建。驻防福州海口之扬武、振威、飞云、伏波、济安、福星、艺新兵船七艘，蚊炮船二艘，琛航、永保商轮二艘，与法国兵船战於马江，悉数沈毁，存者惟伏波、艺新二船。
张佩纶此人，可是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李鸿章的女婿。
张佩纶葬送了福建水师后，被发配边疆。“刑满释放” 后，李鸿章立马收他为女婿。
李鸿章葬送了北洋水师后， “内举不避亲”，向朝廷举荐这个宝贝女婿的“外交才能”，于是，张佩纶担任使团成员，跟随李鸿章到日本，志同道合的翁婿俩，一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可真是满门“矢志海防”、“精通洋务”啊！
四、清军大胜，李鸿章签了个割地条约
晚清时期，真正优秀的外交家只有一个人：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清史稿·曾纪泽传》：
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厘正焉。
在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新疆，誓死收回伊犁的时候，朝廷派遣崇厚府沙俄，商谈收回伊犁等事项。崇厚未经请示，便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朝野大哗，举国震怒，于是改派驻英法大使曾纪泽赴俄，经过艰苦的谈判，重签条约，收回伊犁，并全面维护中国权益。
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崇厚已经与沙俄签约），能够以一己之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才叫外交家。曾纪泽便是！
文有曾纪泽，武有左宗棠，这是中国能够收回伊犁的原因。
在对法问题上，曾纪泽始终持强硬立场，主张以战止战。
《清史稿·曾纪泽传》：
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
军事与外交相结合，才能确保国家利益。这就是曾纪泽对时代的基本判断。
经过将士们几年苦战，在军事上，中国终于处于有利地位。
1885年（光绪十一年）2月，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法国，被中国军队彻底的羞辱：
法国陆军，被中国军队从镇南关一路追杀，赶出谅山；
法国海军，在浙江镇海，一艘军舰被击沉，远东舰队司令孤拔被打死。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一年）二月甲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败法人於镇海口。……癸未，冯子材、王孝祺大败法人於镇南关外，遂复谅山。……辛卯，法人请和。允之。壬辰，诏停战撤兵。
法国人没招，主动求和。清廷同意，双方商定停战。
在双方均未把停战命令下达到前线的时候，在云南方向，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军队又痛贬法军于临洮。正在一路追杀法军的时候，岑毓英接到停战诏书，只好收起了战刀。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一年二月）戊戌，岑毓英奏官军大捷於临洮。
《清史稿·越南传》：
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
这是继左宗棠以武力、曾纪泽以外交，迫使沙俄交还新疆伊犁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是完全有能力捍卫疆土的。
在持续几年的中法战争中，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法国人是以打促谈，争取最大的利益。而李鸿章，则是着眼于以谈免打。
前面说过，起初，朝廷曾任命李鸿章为对法作战的总司令；李总司令不去前线行兵布阵，而是跑到上海与法国人议和。
在此期间，有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法国人每一次提出议和，不是通过正式渠道联系朝廷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是直接找身为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个人。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十年四月）庚戌，先是，法、越战事亟，法水师将福禄诺属税务司德璀琳献议媾和息兵。李鸿章以闻，许之，敕其筹定。
光绪十年，正当中法两国在越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法国人通过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奏报朝廷；朝廷便派他去与法国人谈判。这一次虽然签署了条约，但因为法国人说法文本与中文本的内容不同，于是继续开打。
当时，李鸿章开展跪洋外交，已经十分努力了，他已经同意把越南送给法国了。
《清史稿·越南传》：
（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
因为中国军队还没有把法国人彻底的打疼，所以法国人决定陆海军齐上，再嘚瑟一番。
法军嘚瑟的结果，是全面失败。
于是，法国人又通过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找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奏报朝廷；朝廷便派他去与法国人谈判。
《清史稿·越南传》：
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
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完全可以看作是在配合法国人，进行威逼利诱：如果不与法国议和，台湾就保不住了；只要把越南给了法国，便长治久安、万事大吉了。
李鸿章请求：抓住机遇，立即停战，立即签约。
对此，前线将士，无不痛心疾首；精通洋务的高级官员，无不坚决反对。
由于种种原因，光绪帝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
《清史稿·越南传》：
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扼腕痛愤，不肯退；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帝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办。法人要求逐刘永福於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於粤，授总兵。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世世代代的国王都是由中国册封的越南，在李鸿章的“外交” 努力下，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放弃越南后，竟然连勘定中越边界的事情，也是让法国人说了算。
《清史稿·邓承修传》：
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不存五，巉岗耸巘，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飏去，新界奚论？駈驴、文渊俱不可得，关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
邓承修被派去与法国使臣浦理燮共同勘定中越边界。浦理燮一边对邓承修虚与委蛇，一边偷偷致电法国驻北京使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动辄以撕毁条约相威胁。尽管邓承修向朝廷报告了种种实情，并陈述了民情、边防等要害，但是，朝廷全面满足了法国的一切无理要求。
法国人一定十分后悔：当初怎么没有要求战争赔款！如果法国人索要赔款，无论多少，李鸿章都会答应的。您别不信，在读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内容时，您就坚信不疑了！
在军事大胜之时，签署割地条约----这，就是李鸿章的洋务，李鸿章式的外交！
以当时的局面，如果是一个品德靠谱的傻瓜，也会坚持：承认法国对越南中南部的特权，中国全面拥有越南北部（即“北圻”）的主权。可以肯定，政局不稳的法国一定会接受这一提议。
《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九论述中法战争及其结果道：
论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摧强敌，扬国光，子材等之功也。开华等复沪尾，利见等守镇海，与维骐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并传荣誉。当时挟战胜之威，保台复越，亦尚有可为。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致使关外虽利，而越南终非我有。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
可见，即便是北洋政府主持下的《清史稿》编撰者也认为：在当时局面下，保住台湾、收复越南，都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丢失越南，是“当事者”对外自轻自贱的结果。
失去越南，罪在李鸿章。
失去越南，李鸿章只是开了一个头。
随后，他又亲手搞丢了朝鲜，搞丢了台湾。
当今中国，周边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跪洋外交家李鸿章留下的。
五、背着朝廷，将朝鲜送给日本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或为属国，或为郡县，总之，行中国正朔。事实上，朝鲜人本来就是炎黄子孙。
《清史稿·朝鲜传》：
是年（光绪十六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曰：“朝鲜国王臣李熙言：臣母赵氏於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薨逝，谨奉表讣告。臣李熙诚惶诚恐顿首稽首。伏以小邦无禄，肆切哀惶之忱，内艰是丁，恭申讣告之礼。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告讣以闻。”
1890 年（光绪十六年），朝鲜国王给朝廷上表，恭恭敬敬地自称“臣”，与中国的大臣给皇帝写奏折一样，说“臣XX诚惶诚恐顿首稽首”。
此时，朝鲜的归属权问题，正在因为李鸿章的跪洋“外交”，悄悄地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有领兵作战经验、精通“外交”的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朝鲜半岛“实为东三省屏蔽”，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保住朝鲜，很重要。
早在光绪七年之前，日本就开始琢磨朝鲜了。李鸿章知道后，给朝廷出的主意是怎样的呢？
《清史稿·朝鲜传》：
（光绪七年）十二月，鸿章奏言：“……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
李鸿章的外交妙招，是以夷制夷，通过让朝鲜与美国等国家签约通商，以西洋国家的势力，吓唬日本，使之不敢乱来。
朝鲜的外交权，一直属于朝廷。但是，光绪八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朝鲜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签署了通商条约。
光绪八年六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杀宰相、杀王妃闵氏，乱哄哄之中，焚毁了日本使馆，杀死了日本在朝鲜的练兵教员堀本礼造等七人。
此时，李鸿章回到老家丁忧守制，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
得知这一消息后，张树声立即电令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舰艇赴朝鲜，以防不测。
张树声的决策确实正确。因为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乘金刚舰，已经先于丁汝昌一行抵达朝鲜。随后，日本陆军陆续登陆朝鲜，直扑朝鲜首都。
丁汝昌立即归国请求援兵。张树声事先已经报请朝廷批准，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并授予吴长庆“便宜行事”，即自主决断、临机处置的权力。大军立即出发，七月十二日，大军进驻朝鲜首都。
吴长庆立即抓捕了李昰应等人，平定了叛乱，恢复了秩序。自此，吴长庆这支部队留驻朝鲜。
转眼到了光绪十年，朝鲜又闹政变了。朝鲜的一批与日本打得火热的青年官员，勾结日本军队，于十月十七、十八日，杀死包括国王卫队长在内的文武官员，劫持国王。
朝鲜官民请求吴长庆派兵平叛，救回国王。十九日，吴长庆出兵，要求日本放回国王一行，立即撤兵。日本不干，两军交火，吴长庆击败日军，救出国王，斩杀叛国分子。
日本派全权大臣井上馨，带上兵舰六艘、陆军若干来到朝鲜，要求朝鲜：谢罪、赔款20万元、日本增加在朝鲜首都的驻军，等等。朝鲜皆听命。
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仅仅朝鲜答应了，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派遣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商议朝鲜问题。
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商议。
李鸿章一出面，不要脸的事情就发生了。
日本人提出了三条：中国撤军、严惩吴长庆、赔偿死难者。
由于在谈判之前，光绪帝就明确指示：“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皇帝认为，吴长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都是正确的。
既然吴长庆杀死日军是对的，那么，赔款之类自然是免谈。军机大臣们也不同意赔款。
《清史稿·日本志》：
（李鸿章）函致总署，谓议处、偿恤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
李鸿章给军机处写信：日本人提出了三条要求，总得答应一条吧？
于是，李鸿章直接给皇帝上折子，大谈了从朝鲜撤军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确性。
《清史稿·朝鲜传》：
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於全局有裨也。”
李鸿章说：中国撤军，可以同样要求日本也撤军。以后，只要朝鲜把军队建设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卫，就好了。这样做，可以实现中日友好。
《清史稿·日本志》：
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光绪帝批示道：中国撤军可以，但是，如果要求中国今后永远不派兵朝鲜，那是不行的；中日两国都不要派军事教官到朝鲜。
李鸿章据此，好好地发挥了他的“外交才能”，在光绪帝批示的范围之外，答应日本：今后，朝鲜如果发生啥事儿，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相互告知对方。
光绪帝不是要求保留中国出兵朝鲜的权力吗？李鸿章不仅赋予了日本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中国出兵朝鲜时还必须通报日本。
就这样，中日签约了。中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兵了。
这就是说，李鸿章以条约的形式，放弃了中国是朝鲜宗主国的权力，中国失去了自主出兵朝鲜的权力。
记住下面这些时间、事件，是有意义的。
光绪十一年：
二月，中国军队痛贬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法国，法国求和。
同月，李鸿章与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开始谈判朝鲜问题。
三月，李鸿章与法国使节开始谈判越南问题。
同月，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完成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并签约。
四月，李鸿章与法国使节完成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并签约。
正当中国军队打得法国人求和的时候，李鸿章是跪着与日本人“谈判”。
尽管如此，朝鲜仍然坚持把中国作为宗主国，朝鲜国王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皇帝的臣子。
光绪二十年四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叛乱。叛军势力如滚雪球般，眼看就要打到首都了。朝鲜紧急求救于中国。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赴朝，并按照他与日本的约定，通知了出兵朝鲜的信息。日本闻讯后，立即大规模出兵朝鲜，并直取朝鲜首都。
李鸿章的跪洋外交，再一次暴露无遗。
《清史稿·朝鲜传》：
（光绪二十年四月）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屯山，值朝鲜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五月，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按光绪十一年条约，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乃以兵北渡，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於中国总署。……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气已慑。初九日为朝兵所败，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
乱平，而日兵来不已。其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入王京，后队继至，从仁川登岸约八千馀人，皆赴王京。朝鲜惊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时日兵皆据王京要害，中国屯牙山兵甚单。世凯屡电请兵，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撤兵，恐增兵益为藉口。英、俄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鸿章欲以赔款息兵，而日索银三百万两，朝论大哗，於是和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
日使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六月，……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驻京日使照会总署文略谓：“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於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遂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十七日，袁世凯赴仁川登轮回国。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朝鲜王宫，杀卫兵，遂劫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昰应主国事。矫王令流闵泳骏等於恶岛，凡朝臣不亲附者逐之。事无钜细，皆决於日人。
中国军队抵达朝鲜后，朝鲜叛乱势力立即土崩瓦解。但是，日军依然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并全面控制了朝鲜首都。
这时，李鸿章提出，中、日双方都立即撤军。日本人说，那不行，必须由日本人完成对朝鲜进行全面改革之后，才能谈撤军问题。
袁世凯眼看势头不对，一再向李鸿章致电，请求立即增兵。
李鸿章说，增兵不是给了日本人借口吗，不行！
李鸿章坚持按照他与日本人签的条约，要求日本人撤军。他正在发动英、俄各国使臣进行外交斡旋呢。
李鸿章磨破外交家的嘴皮，没用；英、俄各国使臣外交斡旋，没用。
于是，李鸿章祭出了他的法宝：赔款！
没想到，日本人狮子大开口：白银三百万两，少一文免谈。
消息传出，朝野沸腾，主战主和争论展开了。
正当朝廷激烈争论的时候，日本军队一边全面控制了汉江入海口，一边斩杀了朝鲜国王的卫兵，幽禁了国王李熙。朝鲜军政大小事情，日本人说了算。
六、甲午海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耻而后勇。
近些年，某些人一谈及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扯什么慈禧太后把办海军的银子，挪用建颐和园去了。这事儿，确实存在，但是，完全不能构成甲午海战失败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整个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的理由。
仅仅在九年前，中国军队痛贬过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陆军、海军！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陆军，与十年前的法国军队相比，落后至少十年！
那么，此时的北洋水师的装备水平，又是如何呢？
众所周知，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英法联军的舰艇，在中国沿海到处乱闯，动不动就开进渤海，炮轰大沽口。
那么，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新疆的时候，法国军队在与中国军队拼命的时候，俄国、法国舰队，为什么没有开进渤海湾，炮轰大沽口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北洋水师，海防、岸防能力，已经很牛了。
《清史稿·李鸿章传》：
（光绪）十年，法越构兵，……（法国）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炮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李鸿章）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
大意是，从烟台到旅顺，岸防力量强大，舰队也具备海战能力。以沙俄、法国军队的战力，不出兵十万，不可能战胜北洋水师。沙俄、法国人经过仔细掂量，压根儿就没敢来。
只要能在大沽口开几炮，可以立马迫使清政府签署城下之盟。法国人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还能不懂这个道理？如果北洋水师的水平，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或者属于一战击溃的档次，法国舰队就犯不着在浙江、福建、台湾一带，来来回回地，海盗一般地游窜了。
《清史稿·李鸿章传》：
（光绪）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即在甲午海战的六年之前，北洋水师便开始了每年例行的蓝海航行演练。
可见，甲午海战的十年前，北洋水师和岸防部队已经具备令法国海军不敢妄动的能力；此后还在不断扩展战斗力，并具备深海远航的能力。
但是，在甲午海战中，面对远弱于法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北洋水师为何一败涂地呢？
《清史稿·李鸿章传》把战败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给了广大将士：
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
几年前，还能让沙俄、法国军队知难而退，真到了打仗的时候，便“深知将士多不可恃”了！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淮军，不是李鸿章一手创建、一手把持着的吗？打败仗了，责任全在将士无能，有天理不！
其实，北洋水师之败，全是因为：淮军统帅李鸿章始终是跪在日本人面前，指挥对日作战的。
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李鸿章就跪在日本人面前；当日本人进军朝鲜，袁世凯一再电请增兵时，李鸿章竟然无耻地提出以赔款换取日本撤军。
面对日本人挑起战争，朝廷坚定不移地应战，李鸿章是如何指挥的呢？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藩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
六月……（光绪帝）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戊辰，召刘锦棠来京。……召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鲜，下诏宣战。……己卯，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丙辰，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助邵友濂筹防。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丙戌，敕神机营兵防近畿，驻通州，旋移南苑。戊子，命端郡王载漪、敬信练旗兵，以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载漪寻管神机营。谕停不急工程。允吴大澂请，统湘军赴朝鲜督战。……己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
八月……壬戌，李鸿章以师久无功，褫三眼孔雀翎、黄马褂。……戊辰，奉天援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日人战於平壤，败绩，死之。……
九月……壬午，海军副将邓世昌及日人战於大东沟，死之。……日人袭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遁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继之，……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
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日兵寇威海。丁丑，我海军与战於南岸，败绩。己卯，吴大澂始出关视师。辛巳，威海陷，守将戴宗骞死之。改命聂士成统兵入关。丁亥，诏责李鸿章。庚寅，刘公岛陷，水师熸，丁汝昌及总兵刘步蟾死之。谕张之洞、松椿防海、赣、清江水陆要冲，保清、淮通运。辛卯，授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五月，光绪帝就已经决定并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在朝鲜与日军打一仗，全面控制朝鲜，要求李鸿章立即增兵朝鲜，确保必胜。
六月份，光绪帝召见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位重要大臣，商定了对日政策，从派刘永福去镇守台湾、召驻日大使汪凤藻回国，可知，已经决定对日开战，并着手战争部署。（北洋水师运送援兵赴朝，造日本海军攻击，租英商的高升轮被击沉，操江轮被掠走。）
七月份，下诏对日宣战。开展包括京畿防御在内全面部署。同时下令李鸿章：做好海军出战的准备，并尽快将作战计划上报。
八月份，下旨严厉批评李鸿章拖拖拉拉，至今不出兵，并予以剥夺三眼孔雀翎、黄马褂的处分。随即传来清军在平壤战败的消息。
九月份，北洋水师终于出兵，结果在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接下里，淮军镇守旅顺的将领们一个个不战而逃，旅顺军港被日军占领。
四个月以后的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日军攻占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出使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去了。
由此时间先后可以看出，早在，五月份光绪帝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开战。
七月初，下诏正式宣战。李鸿章竟然拖了一个多月，直到光绪帝忍无可忍，予以严厉处罚了，到九月份，他才派出海军！
是北洋水师的将士们贪生怕死，不肯战、不能战吗？
《清史稿·黄祖莲传》：
黄祖莲，安徽怀远人。少有志节，尝思立功异域。光绪初，入上海广方言馆，列优等，送美国游学。……中日衅启，说丁汝昌以“严兵扼守海口，而以兵舰往捣之，攻其不备，……此俄罗斯破法兰西之计也。”汝昌不从。及大东沟将战，又说以“海战宜乘上风，兵法贵争先著。今西北风利，宜乘其兵轮未集，急击不可失”。汝昌复不决，遂失利。
曾留学美国的黄祖莲，一再援引世界海军战例，给水师提督丁汝昌提出主动出击的作战方案，均被丁汝昌否决，从而贻误战机。
《清史稿·邓世昌传》：
二十年夏，日侵朝，绝海道。鸿章令济远、广乙两船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轰济远，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炮死。济远逃，日舰追之，管带方柏谦竖白帜，追益亟，有水手发炮击之，折日舰了楼，柏谦虚张胜状，退塞威海东西两口。世昌愤欲进兵，汝昌尼其行，不果。
著名英烈邓世昌，也是早就提出主动出击，也被丁汝昌否决。
那么，丁汝昌为何要一再否决手下将领们主动出击的建议呢？因为，很早以前，丁汝昌向他的上级提出过更加大胆、更加主动的作战方案，结果被否决了。
《清史稿·丁汝昌传》：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
丁汝昌曾经打算出兵，直捣日军驻朝的大本营济物浦！
不是丁汝昌不想打，而是他没有出兵的权力！未经李鸿章批准，丁汝昌是不能出兵的。
李鸿章在拖，在等着日军停战。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说详述。
他没想到，光绪帝会来真的。直到拖不过去了，他终于下令丁汝昌出击，一切战机，包括利于我方作战的风向，都过去了。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海战的力量相当，北洋水师足以一战。
然而，诡异的是，出战时，舰艇弹药不足！
《清史稿·邓世昌传》：
世昌乘致远，最猛鸷，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
《清史稿·丁汝昌传》：
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
邓世昌的致远舰，是北洋水师中“最猛鸷”、排水量2300吨，竟然很快就没了弹药！
这场海战打得十分惨烈。北洋水师的官兵不惧牺牲，十分勇敢。
《清史稿·林永升传》：
二十年八月，朝命海军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登岸援朝鲜，日本海军来袭，我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副将邓世昌管带致远，都司陈金揆副之；参将黄建勋管带超勇；参将林履中管带扬威；经远，则永升主之。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沉日舰三，卒以敌军船快炮快为所胜，世昌战殁。提督丁汝昌坐定远督船，畏葸不知所为，又被伤，总兵刘步蟾代之。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是役也，血战逾三时，为各国海战所仅见。
永升而外，金揆、建勋、履中及守备杨建洛、徐希颜，千总池兆滨、蔡馥，把总孙景仁、史寿箴、王宗墀、张炳福、易文经、王兰芬，外委郭耀忠，五品军功张金盛，六品军功王锡山，均死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海战，中日双方，均损失惨重。相对而言，中方由于弹药不足，才损失稍大。事实上，准确的说，双方都打成了半残废。
但是，不等于说北洋水师完全没有战斗力了。
《清史稿·海军志》：
二十年，……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於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
直到海战前几个月，北洋水师的舰艇，仍在进行改换装，镇远、定远二舰加装了十二门最新式克努伯快炮。此战，北洋水师虽损失四艘舰船，元气犹存，足以再战。
《清史稿·海军志》：
北洋海军规制，北洋海军，设於光绪中叶，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其时有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鱼雷艇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三艘，利运运船一艘。
看看，北洋水师继续作战的实力差吗？显然不差！
然而，在李鸿章的指挥下，自此，所有舰艇都被雪藏起来。旅顺失陷后，所有舰艇躲进威海。坐等日军进攻，专等灭亡。
《清史稿·丁汝昌传》：
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馀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完全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坚持进攻，持续不断地进攻。
《清史稿·海军志》：
二十一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
面对日军不断进攻，李鸿章跪着指挥下，北洋水师终于全军覆没。
七、陆战之败
前面说过，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光绪帝就明确指示李鸿章，准备在朝鲜与日军打一仗，全面控制朝鲜，要求李鸿章立即增兵朝鲜，确保必胜。与此同时，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也一再向李鸿章致电，形势紧急，请求立即增兵。李鸿章不听袁世凯的，也不照光绪帝的指示办，而是坚持展示他的“外交”才能：一边要求日本人按照当年签的条约尽快撤军，一边恳求英、俄各国使臣进行外交斡旋。
就在李鸿章展示他的“外交”才能的时候，日本军队斩杀了朝鲜国王的卫兵，幽禁了国王李熙。全面控制了朝鲜军政，并且布水雷封锁了汉江口。
李鸿章玩了一两个月的“外交”，屁用没有，反倒是彻底失去了对朝鲜军政的影响力。想通过海路直接增派援兵赴牙山也不行了。
六月份，光绪帝召见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位重要大臣，商定了对日政策。李鸿章也深知，自己驻守在牙山的老部下叶志超一行处境险恶，于是，一边电令他们注意安全，一边奏请分别从水陆两路增兵救援。
《清史稿·朝鲜传》：
六月二十二日，鸿章电令牙山速备战守，乃奏请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鸿章租英商高升轮载北塘防军两营，辅以操江运船，载械援牙山，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师期预泄，遂为所截，三轮逃回威海，操江悬白旂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两营歼焉。
陆路，抽调四支部队，分别从天津、奉天、旅顺出发，渡过鸭绿江赴朝。
水路，抽调两个营的军队渡海入朝。结果，被日军在海上击沉。
其实，驻守在牙山的叶志超这支部队，压根就没有防守牙山，等候援兵到来。当听到日军开始向牙山开来消息后，立即连滚带爬地向北撤退，一溜烟地跑到了平壤。
《清史稿·朝鲜传》：
日人大队已逼。士成请援於志超，二十六日，志超驰至，迎战失利。二十七日，日兵踞成欢，以炮击我军，势不支，遂败。志超已弃公州遁，士成追及之，合军北走，绕王京之东，循清镇州、忠州、槐山、兴塘、涉汉江，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源，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匝月始达。
当叶志超率军逃到了平壤的时候，从陆路入朝的四支援兵，也赶到了平壤。大军会合，就在平壤临时驻扎下来。
奉李鸿章之命，几路大军接受叶志超的统帅。叶志超给大家分配好东南西北的防守任务之后，开始醉酒当歌，逍遥快活。
《清史稿·叶志超传》：
（到平壤后）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
七月一日，光绪帝正式发布宣战诏书。
一个半月后的八月十六日，日军才赶到了平壤，开始发动进攻。我们不得不感叹：叶志超逃得真快，日军追得真慢，竟然给叶志超布防平壤，留下了这么长的时间！
奇怪的是，日军攻击平壤，竟然如摧枯拉朽一般。叶志超一听到日军炮声，立即开始逃跑，而且，在逃跑时，别说军械物资了，连所有的文件资料，也懒得带上。
《清史稿·朝鲜传》：
（八月）十六日，日兵分道来扑，巨炮逼攻，各垒相继溃，城遂陷，宝贵力战中炮死。志超率诸将北走，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志超不听，奔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自是朝鲜境内无一华兵，朝事不可问矣。
叶志超带领大军，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回到中国境内了，才停下脚步。自此，朝鲜境内，没有中国的一兵一卒。
在叶志超一逃再逃的过程中，当然有将领不惜流血牺牲地英勇作战，坚决抵抗，如聂士成，如左宝贵。也有丢人现眼的将领卫汝贵。
《清史稿·卫汝贵传》：
其（卫汝贵）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
卫汝贵的妻子给在前线的丈夫写信，叮咛丈夫：打仗时千万别冲到前面啊！敌人来了一定要赶紧跑啊！
在叶志超遗弃给日本的文书资料中，日军找到了这封家书，以此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日本国民。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叶志超是贪生怕死之徒，那就错了。叶志超，本来就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军功升至高位的战将，怕死的可能性极小。
叶志超的所谓“逃跑”，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李鸿章的撤退命令。
《清史稿·叶志超传》：
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川，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藉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
叶志超驻军牙山时，李鸿章命令叶志超：不许招惹日本人。
《清史稿·聂士成传》：
志超已弃公州行，（聂士成）追及之。士成议趋平壤合大军，而鸿章檄令内渡，以故平壤陷，得免议。
在刚从牙山逃出的路上，叶志超告诉聂士成：“鸿章檄令内渡”。早在叶志超率军从牙山逃到平壤之前，叶志超便已经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放弃朝鲜，逃回国内！
由此，不难推测：当初，李鸿章奏请派出大军从陆路赴朝，真实目的是：把叶志超的这支部队接回国内！但是，既然大军在平壤会合了，好歹也要做做样子，开几炮了再撤。
我们知道，七月一日，光绪帝下诏对日宣战。叶志超如此逃跑，当然应该军法处置，就地处斩也不过分。但是，叶志超是执行李鸿章的命令，李鸿章当然会救他的。
《清史稿·叶志超传》：
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弗听。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馀卒。
朝廷得知叶志超一路逃跑后，立即罢免了他的职务。李鸿章奏请让叶志超留在军队继续效力，朝廷拒绝。第二年，被逮捕到刑部大牢审讯，判为“斩监候”，即死缓。五年后，被释放回家。又过了一年多，病死在家。
叶志超率军，一逃到国内，就住了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李鸿章认为：日本人不是想要朝鲜吗？行，我就满足它，把朝鲜让给它。
可是，这位“精通洋务”的“外交家”，既不懂西洋人，也不懂东洋人。
日本人不战而取朝鲜之后，有了更大的胃口，接下来，便跨过鸭绿江，进攻中国本土了。
八、水师覆亡与马关条约
“精通洋务”的“外交家”李鸿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把朝鲜让给日本人之后，日军依然不肯停战，还要进攻中国本土！
此时，朝廷罢免了叶志超，任命宋庆为前线陆军统帅。当时，有70多个营的大军，集结驻守在中朝边境的九连城一带。仅仅以平均每个营350人计算，全军至少在25000人以上。
我们必须知道，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是十分先进的，与同时期世界一流国家的军队的装备水平不相上下。以当时东北地区的部队为例，《清史稿·防军陆军志》：
（光绪）十三年，穆图善整理东三省练兵事宜，每省挑练马队二起，步队八营，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以克鲁伯炮六十尊，分配三省防营。
瞧，平均每1500人，拥有20门克鲁伯炮。至于士兵的武器，更是不在话下。
这就是说，此时，清军的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的一般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队的装备普遍达到这样的水平，早就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了。
李鸿章的淮军的装备，自然更是厉害。
但是，淮军，等同于李鸿章的家丁，所有将领只听李鸿章一个人的话。
这两三万人大军的统领宋庆，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随同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时，就立过大功。但是，由于他与淮军的其他将领的资历差不多，所以，他根本指挥不动这些人。也就是说，这里没有领头的，真正的头儿，是远方的李鸿章。
《清史稿·宋庆传》：
二十年，中日失和，庆统毅军发於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廷旨罢总统叶志超，以庆代之。庆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怿，以故诸军七十馀营散无有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日军过义州，庆顿中路九连城，严戒备。日军渡鸭绿江，战失利，直趋凤凰城，退扼大高岭。
结果，日军渡过鸭绿江，这支群龙无首的清军，一触即溃加一路逃跑。
接下来，便是日军一路追赶，清军继续一路逃跑。
在东北，旅顺军港，是李鸿章烧掉了无数钱，置办起来的，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命根子。所以，李鸿章专门指派了他最信得过将领防守。
在大连、旅顺，日军应该遇到淮军的激烈抵抗了吧？
《清史稿·徐邦道传》：
东事起，（宋）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怀益奔旅顺。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愤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
防守大连旅顺的将领们，也是群龙无首。旅顺守将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将领。日军刚占领金州，靠近大连，大连守将赵怀益就率兵先跑了。日军还没到旅顺，道员龚照屿提前一天跑了；旅顺的将领们如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纷纷抢夺百姓的船只，跑了。等到日军赶到旅顺时，淮军早就跑光了。不过，李鸿章花大价钱采购的防守旅顺的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留给日军了。
那么，当时所有的军队，战斗力都是淮军的样子吗？
当然不是！比如，前面提到的东北“地方军”，便有很强的战斗力。
《清史稿·依克唐阿传》：
依克唐阿，……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二十年，日朝战起，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逾岁，海城陷，辽西危棘，诏责长顺守辽阳，依克唐阿助之，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既至，议以攻为守。乃集诸将置酒，取刀刺臂血，搅而饮之，相矢以死。依军遂进取海城，军腾鳌堡、耿庄，数战弗胜。会荣和至军，亟趣之出。荣和先进北路，夺三卡，其左树木幽深，令隐兵备抄袭，而自列阵旷野，伏枪以待。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弹落积雪中，渍不发。我师还击，仆者众，再发再仆。众争傍山出，伏枪具举，死以百数。荣和所部募自塞边外，善避击，伤者恒少，所谓“东山猎户”也。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
面对危局，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主动请缨杀敌。他与将领们歃血为盟，以必死的信念，率领士兵们上阵，一再战胜敌人，战果辉煌。他们以千人之军，在与日军数千人的交战中，依然取得胜利。
但是，地方部队毕竟人少，不足以影响整个战局。
日军继续进攻，淮军继续逃跑。
《清史稿·宋庆传》：
日军西陷海城，（宋）庆亟赴之，击敌感王寨。前军方胜，后队讹传敌拊背，骇溃，复退守田庄台，辽阳益危。……庆方以三万人驻营口，闻警，还扼辽河北岸；而日军尽以所获炮列南岸猛攻，庆军溃而西，於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
日军又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军队开到了辽河边。
接下来，日军开始集中力量进攻山东，目标是李鸿章“洋务”的心头肉：威海卫。
应对日本海陆军联合进攻的北洋水师，真是惨不忍睹！
北洋水师负责威海岸防的陆军将领戴宗骞，孤军苦战几个月。《清史稿·戴宗骞传》：
二十年夏，日舰来攻，（戴宗骞）率师御之，伤其舰四艘，再至再败之。既而旅顺、大连相继沦没，威海势益孤，电请北洋、山东益师，久弗应。其冬，连失文登、宁海。时宗骞守北岸，分统刘超佩守南岸，宗骞与约，寇至互相应......逾岁，日军至，辄败去，折而南。宗骞往援，而超佩跄踉遁，三台拱手让敌，反诉巡抚李秉衡，诬宗骞背约。宗骞抗辩，愿复三台赎罪。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唯龙庙嘴未复。日军倏大集，二台仍不守，宗骞退归，登祭祀台。......丁汝昌诣筹战守策......汝昌令毁台，强掖之下。宗骞念南北各有地阱台，此其势尚可为，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德山无战守志，宗骞饮金死，威海师遂熸。
几个月时间里，戴宗骞尽管不断卓有成效地打击日军，但是，面对日军潮水般增兵，势单力薄的戴宗骞一再电请北洋、山东增援，无不是石沉大海。当此之时，水师提督丁汝昌也失去信心了；分统刘超佩，和负责刘公岛防守的副将张德山，也深感无望，失去战心了。戴宗骞在绝望中自杀殉国。
此次威海保卫战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战死，水师左翼总兵林泰曾跳海自杀。
随着北洋水师的三位最高将领的全部牺牲，北洋水师彻底覆灭。
旅顺军港丢失，是因为在东北的淮军将领不战而逃，那么，山东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仅仅依靠北洋水师的陆战部队，显然是不够的。
此时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秉衡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曾经参加过对法战争，与冯子材协同作战。甲午战争爆发前，专门将他调任山东巡抚，负责海防。由于淮军主力集中在东北，李秉衡手头的兵力十分有限，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将防守重点放在烟台，结果日军从荣成登陆。
《清史稿·李秉衡传》：
二十年，东事棘，召（李秉衡）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以威海、旅顺筦钥北门，遂率师驻烟台。闻旅顺不守，劾罢丁汝昌、龚照屿等，以警威海守将。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悉萃精兵於西北，而荣城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时论诟之。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是因为李鸿章因为压根儿就不想对日作战，不惜以放弃朝鲜，来换取日军停战。统帅如此，下面的将领们自然没有打仗的意志，以致军无战心，闻风而逃。与此同时，无论是旅顺，还是威海，李鸿章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的防御准备。李鸿章为了做进军朝鲜的样子，大军集中于东北玩游戏，导致山东军备空虚，日军轻松地占领了威海。
打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办？
《清史稿·日本志》：
初，日人志在朝鲜，至是并欲中国割地赔费，指索台湾，又提出四条件：一，派大员往东洋议约；二，赔兵费五万万；三，割旅顺及凤凰城以东地；四，韩为自主之邦。
起初，日本人确实只想夺得朝鲜。等到这时候，日本人开出了和谈的价码：割让台湾、旅顺及凤凰城以东，赔款五亿两白银，朝鲜独立。
朝廷开始了和战之争。
《清史稿·日本志》：
张之洞、刘坤一等闻之，亟电力争。俄国亦约法、德劝日让还辽南。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政府不得已，又因王文韶、刘坤一电阻……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坚决反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惧再战。
其实，这时候，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军队，已经抵达。只要选拔任用合适的将领，至少也可以好好教训日军，打消他的嚣张气焰。
《清史稿·王文韶传》：
鸿章赴日议和，文韶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成，实授。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余营……
集结于前线的陆军，有400多个营，应该在15万人上下。
在李鸿章的好战友，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坚持下，朝廷没招，同意按照日本的意见：和。
《清史稿·翁同龢传》：
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
孙毓汶的理由是：前线打不赢，一败再败，你们说，怎么办？坚决反对割地条款的翁同龢、李鸿藻无言以对。
最为奇怪的是，日本人说：和谈？行啊，我们只与你们的外交家李鸿章大人谈，其他人一概免谈。
《清史稿·日本志》：
二十一年正月，命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拒不纳，乃再以李鸿章为全权。鸿章至日本，日本派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与鸿章会议於马关，月馀不决。鸿章旋为日本刺客所伤，又命其子李经芳为全权帮办，卒订约十一款：认朝鲜独立，割辽南及台湾，赔款二万万，且许以内地通商、内河行轮、制造土货等事，暂行停战。
李鸿章确实是满门忠烈啊！他与儿子李经方、女婿张佩纶，一起与日本人签署了马关条约。
台湾军民拒绝日本接管台湾，起来武装抵抗。李经方有专程赴台湾，强制驻防台湾的军队撤回大陆，完成了将台湾亲手交到日军手上的“外交”工作。
九、李鸿章又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署，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马关条约签约之后不久，李鸿章开启了当今公知们津津乐道的“全球外交”之旅。
《清史稿·李鸿章传》：
二十一年二月，……七月，回京，入阁办事。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
李鸿章先后访问了俄、德、法、英、美等国，所到之处，获得超高规格的接待----“所至礼遇逾等”。《清史稿·李鸿章传》说洋人景仰李鸿章，称之为“东方俾斯麦”----这称号也为当今“专家”所津津乐道。
俾斯麦是谁？是使德国发展为欧洲强国，打得其它国家割地赔款的德国宰相！
一个被日本人打得割地赔款的军事指挥官，竟然获得洋大人的景仰，西方政要脑袋有病不成？
一个被日本人打得割地赔款的“宰相级别”的人，竟然被西方人与俾斯麦相提并论？
西方列强确实高规格接待了李鸿章。为什么呢？
《清史稿·德宗本纪》：
（二十四年）是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是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於英吉利。
（二十五年年四月）义人以兵舰来，图登三门湾，谕严戒备。…… 秋七月庚戌，以法人租借广州湾，命苏元春往会勘。
原来，为了“制衡”日本，李鸿章通过“全球外交”之旅，给中国引进了大批的洋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
李鸿章……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
李鸿章在出访之路上，沿途奉送主权，如此慷慨大方，到哪儿不受欢迎啊！
如此外交，无论到哪儿，能不是大人物高规格接待啊！
《清史稿·海军志》：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据山东胶州湾，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旅顺、大连湾。
胶州湾租借给了德国，德国人在此驻军了；
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在此驻军了；
九龙半岛租给了英国人，于是香港的地盘扩大了；
威海卫租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在此驻军了；
广州湾租给了法国人，法国人在此驻军了。
中国沿海，成了国际军人俱乐部。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的军港，交给了洋人的舰队；法国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李鸿章亲自免费送货上门。
也许，李鸿章的意思是：北洋水师没了，我把中国的万里海疆，交给西洋海军看守，看谁还敢欺负中国！
俄国舰队进驻旅顺，德国舰队进驻胶州湾，在日本人看来，自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啊。于是，不久，在中国土地上，先是展开的一场日俄战争，接着带来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山东半岛主权问题。
十、李鸿章式洋务，遗祸深远
李鸿章的所作所为，遗祸深远。
自此，朝政更加混乱，官员更加颟顸。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彻底摧毁了曾经年轻气盛、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的自信心，直接导致了急躁冒进、极其荒唐的戊戌变法。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光绪帝在四月下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康有为等人，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未经任何深思熟虑，在五、六、七这三个月里，便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维新”举措。一国之改革，岂能如此草率！简直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
最为荒唐的是，康有为等人，按照英国牧师李提摩太的策划，勾结日本朝廷，企图让伊藤博文担任中国的首相，然后中日合并，让中国做日本的附属国，光绪帝做儿皇帝。
“维新派”大员杨深秀上书光绪皇帝：
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杨深秀说：伊藤博文是日本的名相，希望中日组成一个联邦，联合英美，共同应付危局；希望皇上不要觉得这不好听，其实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根据策划，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来到中国。在康有为等人的运作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觐见了光绪皇帝。
至此，慈禧太后再也无法淡定，立即复出主掌朝政，无情处理“维新党”。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八月）丙戌，（光绪帝）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署使林权助于勤政殿。……丁亥，皇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有为走免。戊子，诏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庚寅，户部侍郎张荫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暨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并坐康有为党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徵医天下。召荣禄来京。命逮文廷式，捕孙文。……甲午，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俱处斩。谪张荫桓新疆。徐致靖禁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乙未，以康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朱谕宣示臣下。
一次性处斩六名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原因无他： “大逆不道，构煽阴谋”。
无疑，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也足见当时社会的思想有多么混乱和荒诞！而胡适之流的诞生，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也有密切的、隐秘的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李鸿章的引狼入室，将中国推进了被列强瓜分的深渊！
随着西方列强驻军中国，西方人和信洋教的败类们更加恣意妄为，人民群众的抵制行为此起彼伏。仅仅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这一个月里，列入《清史稿·德宗本纪》就有如此对立的两起事件：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贤像，下总署察问。……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张之洞回任。
能够进入《清史稿·德宗本纪》，可知事情之严重！
随着德国军队侵略山东，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迅疾成燎原之势。
李鸿章与康有为之流的荒诞举措，在朝廷也引起了强烈反弹：部分王公大臣无原则地站在义和团一边，甚至唆使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杀害外交官。
西方列强有了口实，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当此之时，朝廷一片混乱，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势同水火。开始是主战者胜利，主张打击义和团、反对杀使臣、反对与列强开战的许景澄、袁昶两人被杀。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为了尽快完成和谈，当初主战、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一律处死。
《清史稿·德宗本纪》：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自庚申至於是日，皇太后连召王大臣等入见，谘众论。载漪持战议甚坚。载勋、载濂、载澜、徐桐、崇绮、启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荣禄依违其间。独许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辞殊切直。
……（七月）壬寅，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
……（十二月）壬戌，诏复冤陷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职。再论纵匪肇乱首祸诸臣罪，夺载澜爵职，与载漪并谪新疆禁锢。褫刚毅职。英年、赵舒翘并褫职论斩。追褫徐桐、李秉衡职。启秀、徐承煜褫职听勘。董福祥褫职解任。癸亥，下诏自责。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庚午，赐载勋自尽。辛未，毓贤处斩。癸酉，英年、赵舒翘并赐自尽。刚毅、徐桐、李秉衡并论斩，以前没免。乙亥，启秀、徐承煜处斩。
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到了这份上，李鸿章和他的儿子、女婿的外交才能又大显神通。于是，辛丑条约签订。
这一次，赔多少钱，都是小事。因为，根据李鸿章签署的辛丑条约，自此，北京城下，驻上了洋人的军队，中国首都不设防了。
七七事变前，日本军队就驻扎在北京城下，为什么？《辛丑条约》规定的。
《清史稿·李鸿章传》：
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
打进了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因为景仰李鸿章，不敢轻视中国？------我看不懂，请原谅我智商不够。
十一、李鸿章其人
早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府成员，即司令部的参谋。
《清史稿·曾国藩传》：
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
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决意培养他，给他一支部队和若干猛将，让他回到老家安徽，招募了一批士兵，进驻江苏。于是，李鸿章有了自己的部队，即淮军。
曾国藩与左宗棠、李鸿章均依靠平定太平天国起家。
在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的共同打击下，没几年，太平天国灭亡了。
曾国藩立即奏请朝廷，主动解散了湘军，《清史稿·曾国藩传》：
江宁平，……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
左宗棠也主动提出，简编了楚军，《清史稿·左宗棠传》：
（同治）五年正月，凯旋。宗棠以粤寇既平，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唯有淮军，成了完全听命于李鸿章的私家军，进而发展成为拥有实力强大的陆军、海军，尾大不掉的北洋系。
平心而论，李鸿章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水平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为人、做官方面，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的差距，何止千里万里。
《清史稿·曾国藩传》：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
曾国藩为官，识大体，总是站在全局高度考虑问题。他早就策划收复新疆，主张先平定回乱，再进军新疆。后来，左宗棠就是这么干的。他早就策划保卫南疆安全，主张先做好四川、湖南的基础工作，以之为后方。当年，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俄、美、英、法等国都主动提出派兵援助，被曾国藩婉言谢绝（无论如何，不可引狼入室）。但是，在讨论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建设工业基础时，他始终坚决赞成。同时，他还建议并派遣孩子们到欧美留学。每次与西方各国签署条约，朝廷征求他意见时，他的建议是：如果属于那些礼仪之争，可以同意他们的；如果涉及侵犯百姓生计的事情则不可同意。
为什么曾国藩被称为晚清圣人？为什么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公”？因为，在曾国藩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才能办成利国利民的“洋务”。事实上，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可算为曾国藩的徒子徒孙，唯有李鸿章是一个例外。
左宗棠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李鸿章更是没法比。《清史稿·左宗棠传》：
（同治五年）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诏宗棠移督陕、甘。十月，简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光绪）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防海军皆罢。
左宗棠奉调主持西北军政后，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平定了西北回乱，收复了新疆。
整天高呼海防的李鸿章，不仅亲手葬送了北洋水师，而且弄丢了朝鲜、台湾。直到今天，台湾的媚日台独势力都是李鸿章的遗产。
若论洋务运动，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稍晚的张之洞，都致力于建设、发展先进的“制造业”。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清史稿·海军志》：
同治元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二年，令容闳出洋购买机器。四年，曾国藩、丁日昌于上海设铁厂造枪炮。
中国第一艘“轮船”，是曾国藩主持制造的。著名的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主持创建的。众所周知，第一批留美幼童，是曾国藩主持派出的。
左宗棠，事实上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祖师爷。《清史稿·学校志》：
福建船厂，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时奏设，并设随厂学堂。分前、后二堂。前堂习法文，练习造船之术；后堂习英文，练习驾驶之术。课程除造船、驾驶应习常课外，兼习策论，令读圣谕广训、孝经以明义理。首总船政者为沈葆桢，规画闳远，尤重视学堂。十二年，奏陈船工善后事宜：“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学生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寻葆桢任南洋大臣。光绪二年，奏派华、洋监督，订定章程。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学堂设于马尾，故清季海军将领，亦以闽人为最多。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造船厂，由左宗棠主持创建。这里设有中国第一所“海军工程和指挥大学”，设有舰船制造（按法国标准教学）和海军指挥（按英国标准教学）两个专业。优秀毕业生被选送到法国、英国留学深造。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以来，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的部分舰船，是这里建造的；北洋水师的绝大部分专业人才，也来自这里。
左宗棠为中国海军建设积累的人才储备，被李鸿章毁灭殆尽。
（附：北洋水师主要将领（舰长）
刘步蟾，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北洋水师的“参谋长”，是中国首部海军法典《北洋海军章程》等重要海军法规的制定者；
林泰曾，与刘步蟾地位相仿，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
邱宝仁，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
林永升，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
邓世昌，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
叶祖珪，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
方伯谦，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留学英国；
李和，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
黄建勋，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
林履中，福州船政学堂第三期毕业后留学英国；
蓝建枢，福州船政后学堂第三期毕业；
......
张之洞比李鸿章稍年轻，是洋务运动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中国的贡献，也远大于李鸿章。
《清史稿·张之洞传》：
（光绪十年）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徵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明年，和议成，……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张之洞先后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尽管长期担任地方官，但是他始终站在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做人做事。所到之处，他都集中精力办学校、建工厂、抓国防。
关于学校，在广州，他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广雅书院，后来的黄埔军校也有张之洞的贡献；武汉、南京能成为著名的大学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等，追根溯源，都与张之洞分不开。即便是著名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也是张之洞的门生。
关于国防，在两广总督任上，他组织人马打败了法国军队；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任上，他组织训练出新军。更重要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建设了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湖北兵工厂。武汉能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得益于张之洞留下的人才与工业储备。
关于工业，武汉、南京能成为著名的工业基地，也是与张之洞分不开的。最著名当然是“汉阳造”，而且晚清铁路的钢轨，也来自汉阳铁厂。
张之洞还倡导并主持建设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并由此形成了内地的铁路网。
《清史稿·铁路志》：
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干路，疏言：“……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於湖北汉口镇。……”
……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卢汉路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黄河桥工糜款尤钜，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始拟美，以所望奢，改与比议。英、德、法诸国接踵而至。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万佛郎。比小国，饶钢铁，娴工事，于中国无大志。
三十一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逾年，路成。北端直抵京师，因易名京汉。京汉之枝路曰正太，曰汴洛。正太借款，始二十三年。俄璞科第与晋官绅议定而中止。二十八年，盛宣怀与议借款四千万佛郎。约成，而俄人挨士巴尼忽索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岔道，及同蒲诸路。均格部议，而岔道卒如所请。三十三年秋，工竣。……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
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提出了建设京汉铁路的建议，并论述了京汉铁路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获得朝廷的认可。他被调任湖广总督，负责京汉铁路的建设。由于修建京汉铁路的经费严重不足，必须向外资银行贷款。他们专门选择比利时的银行贷款，因为比利时国家小，侵略性要弱许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第二年，基于京汉铁路的众多支线（正太、汴洛等）也建成。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中，不仅汉阳铁厂提供了钢轨保障，而且凡是向外资银行贷款的铁路，唯有京汉铁路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主权。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都是出将入相，长期高官厚禄，权倾朝野。
但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均为清正廉洁的官员。
《清史稿·曾国藩传》：
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有才之士，并且教育子女要耕读传家。
《清史稿·左宗棠传》：
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陿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
左宗棠不顾家太出名了。当他离家带兵上前线时，胡林翼给湖南的朋友写信，要他们每年给左宗棠家送点钱，否则左宗棠的家里就要没饭吃了。
《清史稿·张之洞传》：
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一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增加一亩田产。
那么，在金钱面前，李鸿章又是如何呢？《清史稿·李鸿章传》只字未提。
作为北洋系主持编撰的《清史稿》，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清史稿·李鸿章传》：
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李鸿章眼里只有利益，完全用利益来驱使下属，因此，真正有志气节操的人都不陪他玩。所以，李鸿章最后玩不下去了。社会上对于李鸿章的疑谤四起，难道没有原因么！
作为贪恋权位、私欲极强的人，在甲午战争中，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李鸿章何以如此行为乖张？李鸿章为什么逢洋必跪？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挟洋自重、养寇自肥。
只要家门口始终有一群横行霸道的强盗，朝廷就必须依靠李鸿章的私家军，而且必须为李鸿章养活这支强大的军队。
只有不与西方列强打仗，这支私家军才能不受损失，而且始终属于李鸿章个人。
唯有让家门口始终有一群横行霸道的强盗，而李鸿章又拥有这支私家军，李鸿章的地位才能至死稳固。
李鸿章确实满足了他的个人私欲，实现了终身荣华富贵。
李鸿章死后不久，清王朝也寿终正寝。少有“志节之士”的北洋系，立即分崩离析，各霸一方，成为祸害中国几十年的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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