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李建军：村口一个老石槽

Original 庚子年四月初八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8-30

全文字数｜ 11627

阅读时间｜ 35 分钟

小贴士

我们，依旧是那支致力于乡村规划与建设的团队，为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呼唤对乡村的关注，2020年，我们邀请长期关注乡村的朋友，带领大家一起深入乡村、了解乡村、熟悉乡村、传播乡村！

作者：李建军

祖籍山东省商河县玉皇庙公社（镇）黄孙庄大队（村）。

先后在胜利油田教育系统工作20年，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任职6年，在油田热力企业工作12年直至退职。工作期间，1次被评为油田优秀教师，2次被评为油田文明建设先进个人，10余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热爱生活，善于思考，勤于阅读，对传统文化颇多涉猎并稍有心得。虽为老骥，不欲负暄假寐，惟愿振蹄踊跃，开启新生活。

我自幼生活在姥姥家。所自之幼，当在一岁之前。

姥姥家是鲁北平原上一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子。那一带，多的是这样的小村。更小的也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全然不像鲁东，几千户的村子随处可见，几万人的大村也不鲜见。

村子有东西、南北各一条主街，构成一个十字街。后来看过上海老电影《十字街头》，瞬间觉得我们的乡村高大上了许多，原来上海那里也叫十字街呀。

岂止上海，长安城各个里坊坊墙以内，居然也设有十字街。由十字街分成四区，各区又设十字街，分为16个小区。我们的村子更居然是大唐遗风。虽然面积不足长安城最小的0.29平方公里里坊的1/4大，但横平竖直的规整的格局，确有相似之处。其西北隅，长安城光化门外，便是村子的主要出入口。虽不是两条主街的出入口，因为西边靠近一条公路，便渐成为村子道路体系的主角。

黄孙庄村区位

村口，有一口水井。

井旁，有一个老石槽。

水井，是极甜的那种水，甜到令周边的人妒嫉，也很无奈，因为，不远处的一些村子，他们那里的水被称作“懒水”。（是不是这个“懒”字并不能确定，发音如此，可见文字永远落后于语言。）水质苦涩，上好的茉莉花茶也难掩其苦其涩。

尤其令邻村人愤怒的是，这口井的水，我们这里不只是人饮，牲口，羊群，也统统饮用。这实在不是我们奢侈，暴殄天物，而是，也没有别的水可供牲畜们饮用。好在水量充足，可以满足人畜需要。

井不深，普通的扁担，勾住一个水桶，慢慢地顺下去，抓住另一头，待水桶触及水面，轻柔地左右摆动，使桶沿斜插入井水中，再顺着插入的方向带动水桶，吃上劲后稳定地一提，再往下一蹲，一提，满满一桶水就可以提上来了。

这种操作的技术含量很高，高手是第三下就可以有实质性突破，低手就不知道要多少下了，摆桶打水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导致水桶脱勾，水是打不上来了，还得张罗找带铁钩的绳子打捞，麻烦得很。

家里不着急用水的还好，如果水缸里面恰好没水了，主妇们着急用水做饭，却见水迟迟打不回来，便会在远处的叱骂，抱怨男人是不是又闲扯忘了正事。小孩子们如果打水，多是用绳子拴住水桶操作，掉桶的风险几乎降到了零。

井口四周也没有石栏，就是一个稍高的土坡兀自出现的一个黑洞，要是没有老石槽作为标记，不知会带来多少危险。于是，它又兼作了井主的存在。井口也挺大，不要说冬天结冰的时候，就是其他季节，站在井沿上，望着几米开外的平静黝黑的水面，也很是担心会失足跌落。

我比较胆小，担心失足跌入井中，于是在试过几次克服不了“失足恐惧症”之后，果断地放弃了“亲自”打水的念头，就坐在老石槽上安静地等着，总会有大人们来打水，寡言的乡亲们也并不废话，无声地帮我灌满两个不大的水桶，各自扬长而去。

然而，却总有人要大声叫喊着，主动地跑来，要自行跌入。于是，老石槽周围，便又成了满足“三一律”关于地点要求的舞台中心，上演一出出闹剧。

（小编注：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是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亦称“三整一律”。是一种关于戏剧结构的规则。先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理论家琴提奥约于1554年提出，后由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家确定和推行。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即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

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婆媳也百事哀。不知是夫妻吵架了，还是婆媳反目了，隔一阵子就会在这里生发半天的喧嚣，就会有哪家的婆婆或者媳妇，闹着要跳井，大声哭喊着“我不活了”云云，借机发泄积蓄下的不满和苦楚。有的坐在井沿上，更狠的角色则已下半身下去。可就算是半个身子下去的，也是反身朝向井外，用上半个身子紧紧地扣住井沿，也担心真的跌落。

天马行空少年思绪的我，有时会不厚道地想，如果奔跑来的过程中，不慎被老石槽绊倒咋办？或者，就是并没有人来劝解咋办？好在她们往往步法辗转轻灵，从来没有发生过“演出”事故，据说连鞋子也不曾掉下去一只。同时，要拿揑好分寸，先是哭喊，然后作势，得等人笼得差不多时，再急缓有致地往井口方向跑。

善良而又好事的乡邻们，虽然明知主角并不会真的要跳进去（不过又是物资匮乏时代一场廉价的文化闹剧），却也总是会及时地围上去，听主角们一遍遍地诉说，很有同理心地应和着，夸张地惊恐地阻拦着，劝慰着，义愤填膺地批判着当事的另一方。

累了，主角、劝慰者、围观者，大家都累了，连好事的小孩子们也都去旁边的庄稼地里玩去了，戏便收场了。各自回家应对各自的匮乏岁月。

老石槽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健步进入1978年之后，这戏码就没再上演过，都忙得很，谁也没闲工夫做主角或者群演。

井旁，除了成为大人们打水时抽烟谈天的所在，更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打闹，疯颠，戏水，比试柳哨（小编注：用柳树嫩枝的树皮拧成的哨子）的音高，炫耀木枪的大小，分享兜里的槐花、榆钱（小编注：学名榆荚，是榆树的种子，因为它酷似古代串起来的麻钱，故名榆钱。新生出来的榆钱脆甜绵软，清香爽口，又因它与“余钱”谐音，村人在房前屋后种榆树也有讨口彩的意思在里面）；相约正午时分去粘知了，交流哪块地头看坡的比较松懈可以去偷玉米棒子吃，如果有谁能掏出几粒糖精放到刚打上来的冰凉井水里并抢着喝上几口，他就立即成为临时的崇拜对象。所谓“临时”，是因为第二天就有可能被一个手里的枪居然可以发出火药巨响的小伙伴取代王者荣耀。

也会说着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话题，说哪里的知识青年，傻傻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真是愚蠢之极，而我们是知道的，瞬间增添了许多自豪感。实在没有了趣味，便袭击生产队过往的牛羊，好不自在。

甚至，冬天也不例外，反倒平添了滑冰乐趣。水井旁，总会漫一些水，总会结成为冰。而且石槽里的水当然也会成冰，敲一块下来，晶莹的，冰冰地，成为那个时候农家孩子们的又一件好玩的东西。

大人们也懒得管，最多，也不过是谁家的长辈打水时受到干扰，故作生气地呵斥：离井口远点。乐在其中的孩子们是不理会的，但嬉戏的中心却明显转移到了井边老石槽的东边。

老石槽，就那么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我们是没有时间注视他的，想起来的时候，不过是下地割草前，在石槽沿上用力地磨几下镰刀。磨镰，磨刀，兼管牲畜们回圈前饮水，正是石槽踞坐在这里的全部用途。

说他老，是因为我们没有人说得清他是什么时候摆在这儿的。大人们也许说得清大概啥时候在这儿，可有谁有这好奇心问呢？他南北踞坐，从东西两侧看，在镰和刀们长久地打磨之下，磨出来两个渐深的弧形，像是扁写的W，也象横在竹简上的象形“山”字，显出特有的风骨，虽然并无破败之像，总是嶙峋了许多。

我们很开心，便猜想，他也该是开心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开心呢？食物短缺，也没有什么玩具，在手腕上画出一个手表就能高兴好几天。衣服也只有新年才有，这还得是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但我们就是开心，在这个安静的鲁北平原上的小村，在这个过一年与过几天差不了许多看不出有多少变化的小村。

老石槽兴许记得，就在他身旁，姥姥抱着还不太会走路的我，送别了我的父母。他们将回到玉门，那里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我，将留在姥姥身边。老石槽当时或者会不无担心，也许还轻叹一声“唉，此子就此失怙恃（hù shì）矣”。姥姥是不会听到的，她肯定也没这悠闲，匆匆送别女儿便赶紧开始了照顾外孙的悠长岁月。

我就那么快乐健康地成长着，直到14岁的时候去县城上了高二尖子班，一年后去到更远的地方上师范。健康，是因为姥姥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离开母亲怀抱的可怜虫来照顾，就把我当儿子一样来养育，该疼一定会疼，但犯了错，也不会跟其他隔代亲似的下不去手，一脚下去，尽管不是天足，而是被老姥姥认真缠过的“三寸”多，猝不及防之下也会把我蹬翻在地。而且不哄，就由着你在那里号啕。直到自己哭得不耐烦了，或者本家大舅过来拎起来。好处是真的能记住，不再犯错。好处之二是可能不久后会得到一个“卜几”。

写作“卜几”，抑或是“不饥”，或者还有其他的写法，没办法考证，又一次证明文字落后于语言。“卜几”是一种烤制食物，和一点白面，搓成长条，缠到“挺杆”（高梁秸最上端连接高粱穗的一段，修长光滑无结节）上，直接放到灶膛，在燃烧的柴火旁灸烤。饭烧好熄火后，再埋入高温的柴火灰里焖一会。取出后通体焦黄，口感酥脆，香气直入脑门，美味妙不可言。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莫名其妙的食物，那时却是很不寻常的珍馐。

如果用近年风起云涌兴起的全民养生理论观察，香气从口鼻入，通于肺腑气血，对身心两方面都有很直接的影响。焦糊脆香食物，有补脾养胃的功效。焦苦可入心，食之可令人愉悦。

当时的我可顾不上这许多，也没有考虑是不是入心才令人愉悦，在保持食物终年不断顿并非易事的年代，有好吃的东西就够开心了，谁管它入心还是养脾。当然，除了“男”“女”和人民币上的数字认不了几个字的姥姥，也不会考虑食物的“养生”特征，不过是这点珍贵的白面，没办法发面蒸馒头包子，创造性地给我制作的一次面食。

老石槽担心我失怙恃，而我却快乐，是因为合村人的照顾。这是上学后本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他说，你知道为啥都不跟你打架吗？因为俺奶说，你是个没妈的孩子，叫我们谁也不能欺负你！

我怎么就是没妈的孩子呢？母亲不是从玉门回来过吗？虽然在姥姥身边我很自在，可我也知道我是有妈的。但是，终究是老石槽阅尽人间苦乐，终究是乡人目光如炬，这样的话题，几十年后似乎应验了。

几十年后的去年，县城西部部分拆迁，1988年已从西北调动回来的父母的住宅被列入范围。父亲已不在，母亲决定将新得的房产落到弟弟名下，接下来便是签署相关文件。姥姥早已不在，但姨母有言在先：如果要求你签署放弃份额的文件，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签了就是了，不管几分之几，都不如亲情重要，他们都是你的亲人。

姨母的话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我也懂：亲情亲情，长久不在一起生活，感情可能会淡些，“情”少了，但“亲”是在的，要顾全大局，尊重母亲的决定。我也肯定会听的，因为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不允许我在这样的问题上如同有些不着调的家庭，人脑子打出狗脑子闹得不可开交。我甚至暗自发誓，倘不从命，明神殛（jí）之。我甚至想，愉快地，假装漫不经心满不在乎地签下文件放弃份额，不也是一种豪横吗！

然而我和姨母都想错了，直到因为某个机缘回到那个拆迁之地，公示栏里已赫赫然陈列了确权事宜，我没得到任何信息。我感觉被“亲”闪了一下腰，因为被从生物学上法律上忽略得太彻底。姥姥和姨母的家教不允许我表达任何意见，但她们没教会我何以解忧，何以证明我与住在那所房子里的人有什么样的生物学或者法律关系，我几次在半梦半醒时分感慨：到底是老石槽啊，我竟是个孙猴。

合村人体恤照顾，近便处更是疼爱有加。北邻一对老年夫妇，以做香油维持生计。老人家辈分很大，姥姥得称呼他们为叔婶，我则叫他们老姥爷、老姥娘。

那时的香油真的是纯手工制作。

第一步是挑。分拣杂物，绝不允许有芝麻之外一丁点儿的草棍枝叶石子坷垃。

第二步是炒。火候要恰到好处，炒太老了，油便格外香，但出油量就少了，生意便做不下去了。即便是自己吃，也不能做出这样的香油，因为这样的香油一旦问世，被人吃到嘴就刁了，再吃别的香油，就会认为掺假，毁了声誉。炒得欠了也不成，出油量大了，香味就不够了，也不是本分手艺人生意人的作派。

第三步是磨。也没有专门的作坊，就在老人堂屋西间，一盘石磨，一头蒙了两眼的小毛驴，一天到晚地刷刷刷地转。磨盘上面是炒好的芝麻，磨盘底下一口巨大的几十印的铁锅。铁锅里的，便是传说中的正宗的麻汁。在今天人们的生活里，这就是一个“传说”,因为我离开家乡后再难吃到正宗的麻汁，超市集市号称现场加工的也不成。这还不够正宗，老姥爷说，最好的麻汁是额外地掺入了香油。与此对应的，不正宗的，就是经历了第五步之后，提取了部分香油的结果。

第四步是搅。磨完后，毛驴被牵出去饮水歇息，大铁锅被抬出来，直接放到堂屋中央的支架上，边加入适量的开水，边搅。搅棍是红枣木的，长度约在一米二左右，标准太极棍的长度，粗细适当。本身紫红的材质，加上经年累月在纯正的麻汗香油里翻腾，那红色，那油亮，那沉甸甸的质感，什么样的文玩也盘不出这样的润泽。边搅，边加入开水，直到看上去满锅是一个个苍蝇脑袋的样子----足可令密集综合症们头晕目眩，才大功告成。这个环节是最吃力气的活，老姥爷是干不来的，是由老姥爷的儿子，我得称呼大老爷的来操作。

第五步是捣，拿一个通体油亮的硕大葫芦，葫芦体饱满，葫芦把修长，在铁锅里轻柔有节奏地反复地捣，香油便渐渐漂浮上来，然后收集起来，装桶待沽，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工作。

香油完全提取出来后的剩余部分，我们这里称之为“麻参”，“参”音是“人参”的“参”，是营养丰富的上好的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肥料。在姥姥家的小院里，我唯一一次种植是几棵丝瓜，上的肥料就是老姥爷家的“麻参”，肥效果然极高。

加工的过程是闲人免进的，主要是原料和作为半成品麻汁、作为成品的香油，在那时的乡间都属于珍品，小本生意不得不小心。尤其是小孩，除了要防范偷吃芝麻、麻汁，更是要防范小孩们逗弄小毛驴，倘若惹毛了小驴，发作起来便是事故。而我是值得信任的，在他家的小院里或者堂屋里，在渗入骨髓的香气里，漫不经心地闲聊着什么，偶尔渴了喝一茶碗老姥爷稀罕得不行了的香喷喷的“高碎”冲出来的所谓茶水，真得通体舒泰愉悦。

老姥爷不仅不介意我的观察，喝他的“高碎”，各个环节有时还要絮叨着进行讲解，包括加工之外的一些环节，比如串乡去换香油（就是村民们拿芝麻换香油）。

不管村民们用什么家什拿来芝麻，一定要倒入自己的称盘上划拉着看一看，一边与顾客闲扯，一边把里面的有意无意存在着的杂物挑拣出来。称盘底部是用孔目适当的筛子做成的，划拉的过程中不光尘土会掉落，就连不饱满的颗粒也会掉落，从一开始就确保了原料的品质。

村民来换香油的时候拿的瓶子，盛装香油时，一定是先用抹布下意识地擦一下人家的瓶子。这“擦”一下，在别人眼里干干净净，在生意人那里却是一个重要动作。重要的含义是，这块抹布是用最好的香油浸过的，经此一擦，哪管你瓶子里装了什么，你闻到的，一定是最正宗纯正的香味。那么，是否意味着，老姥爷的香油不够纯正了呢？不够那么纯正得香气袭人了呢？这大概是最高级别的机密。

无论如何，老姥爷对我是信任的，甚至是宠溺的。但我却辜负了这种信任，时不时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磨盘上抓一把芝麻，磨盘下抠几指头麻汁，过瘾得很。老姥爷一定发现过这些手脚，作为一个资深手艺人生意人，如果连这个都发现不了，怎么串乡做生意。况且，一辈子与香油打交道，我手上，嘴里的味道，怎么瞒得过他？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连姥姥那里也没有被告状，甚至未成为一个谈资。

当然，对我的成长付出最多的，是姥爷，姥姥，两个姨母。姥爷不高的工资，姥姥的一个工分价值几分钱的收成，养活四口之家勉为其难。我的忽然到来，使四个人的生活水准普遍下降。

姥爷爱喝点小酒，酒的品质一定下降了，这大概也是导致他后来肝病的主因。

姥姥的操持家务的难度一定加大了，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使了。

两个姨母，分别大我十岁和八岁，生活品质一定下降了。尽管姥爷是很疼女儿的，然而可以设想的情景是，如果家里有一个苹果，过去当然是两个女儿一人半个，现在则不成了，这一个苹果尽归于我。凡此种种，定然不胜枚举。

问题是，完全不像别人家里，如果有几个兄弟姐妹，在吃食上，穿衣打扮上，打闹纠纷上，解决纷争的唯一方案就是大人们的呵斥：让着点弟弟，妹妹。而在我们家，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要让着点我的要求，能够正常进行逻辑判断的，一定是两个与我年龄相当的跟姐姐差不多的姨母，一切美食华服尽归于我，姥姥也没什么好提醒的嘱咐的了。每忆及此，便热泪盈眶。

村口的老石槽两侧的两个弧形越来越深，全赖镰、刀之功。每次下地割草，我们都会在水井旁的老石槽上，磨上一通，学着大人的样子嘟囔着“磨刀不误砍柴工”。果然没误砍柴工，可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砍柴工。假模假式地该磨就磨，但磨快了的镰刀也从来不曾把草装满过草筐。好在姥姥不是把我往一个优秀农人的方向培养，面对半满不浅的草筐，小有遗憾，又不以为然地张罗别的去了。在她看来，读书，才是顶要紧的。周礼八岁入小学。我却是6岁不到就入学了。

老石槽一定知道，这个“八岁”是虚岁，也就是7周岁。两千多年来，入学年龄居然惊人地一致。这大概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今之人，智力水平上没有多么了不起的飞跃，飞跃的是历史的记录和断代研究，让后世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跳跃着前进的。其实，不过是历史的推进，成果的凝聚，文化的传承，物质的积累。

农村的孩子6岁上学极为罕见。我这一年上学，显然不是存心为了违背周礼。据姥姥说，并没太当回事儿，主要是她老人家一个人照顾我，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不堪其劳，便跟老师说了一下。权当是让人家帮着看孩子了。说好的，如果课堂上坐不住，哭闹，那就回家。没料想我竟如鱼得水，很好地适应了学校生活，识读学业也完全能跟得上，也就上下来了。

尽管老石槽会欣喜地扬着两侧的圆弧迎送我上学，我自己大概也有不想上的时候，比如舅姥爷来了，或者其他原因，但在姥姥的“威逼利诱”之下往往只好就范。

有一次就这样被赶着,如同民国时候的一个推进乡村教育的招贴画上的宣传词，“去、去、去上学”，居然在路上捡到了一张5毛钱的纸币。这在那个2分钱可以买一根冰糕、7分钱买一斤咸盐的年代，显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极为高兴，立即回家交给姥姥。接着上学，相同的位置，居然又捡到一张两毛的，再次欣然，立即再次回家交给姥姥。然后当然还得上学。

姥姥如何处置不得而知，是在听说了谁家丢了钱之后还给人家，还是循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的古训，不记得了。但那时我的觉悟确实不算高，没想到过交给老师什么的。但却留下了个做梦捡钱的“爱好”，经常梦到捡了许多钱。但在梦里捡的全是硬币。

农忙时，学校会组织我们去生产队的地里做一些捡麦穗、拾棉花之类的活。这既是上级教育部门关于在校学生“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的思品课要求，也是生产队农忙时刻的现实需要。岂止是上学时候有田间劳动，农村学校的学期安排也与农事密切关联。农村孩子比城里学生有优越感的地方是，我们居然有4个假期，分别是寒假、麦假、暑假、秋假。我的小学生涯就是麦假后的一天开始的。

参加学农助农劳动，除了不用听老师叨叨叨叨上课，乐趣在于可以乘老师不注意奔跑打闹，最大的诱惑是可以喝到生产队为师生们准备的消暑绿豆汤。不过，至今我仍然困惑：我们只喝过汤，绿豆哪儿去了？

很完整的5年小学，竟然成为我十几年学生生活的高光时刻。四五年级时参加片区小学统一集中考试，没多久我就出来了，别村带队老师同情地问我，很难吗？不会吗？只有本村的老师自信地不置一辞，抚摸一下我的头，说找地方凉快去吧。后来成绩发出，我是第一，是落下第二名好远的第一，本村学生无出其右，片区学生无出其右。

小学的高光时刻，奠定了我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不光是接着上中学，上师范，就连工作之后考建造师，只要是关乎考的东西，从来没犯过难。

老石槽也许还兴致勃勃地目送过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赶车的壮举。那是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周末，姥姥吩咐我：去生产队的饲养棚套一挂车，到相邻的姨父家的村子，拉些木料回来。姨父家的爷爷在通辽铁路上工作，铁路上淘汰废弃的枕木，便宜处理给单位职工，爷爷买了些托运回来。拉了几根，做什么用，都不记得了，深刻记得的是，初次担任驭手的战战兢兢。

姥姥虽不是按儒家传统培养我的，只是单纯地需要我去把木料拉回来，但问题的关键是，她居然完全地相信一个从未担任过驭手的少年，可以单独执行异地运输业务。问题的另外一个关键是，管理饲养棚的老饲养员，在我表达了“俺姥娘让俺来拴一套车去拉东西，跟队长说过了”之后，居然只是问了半句，“会吗?”我说“会”，就去套车了。

不要说会，坐也没坐过几次。我一边赶着车往村外走，一边回忆着大人们赶时使用的口令，“吁----”是停下，“驾”是前进，短促的“吁”是向左，“我”（吾奥切）是向右。起初是步行着赶，村口的老石槽一定发现了我的窘迫。及至上了公路，见四下无人，才试着坐上去赶。

终于到了后昝家村，一头的汗，估计比老牛轻快不了多少。姨父家的奶奶赶紧张罗着卸车歇息，张罗着给我备饭。尽管我知道这将是一顿丰盛的午餐，但却坚决地拒绝了奶奶的张罗，说：吃完饭我就不一定敢赶车了，趁着自己还没松懈下来，还是赶紧装车吧，再说，姥姥也不放心啊。

怎么赶回家去的，怎么卸的车，木料干什么用了，全都不记得了，记得的是稍纵即逝的成就感，和一旦驾驭不了可能产生的情景的后怕。好在有惊无险，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可见“圈养”“放养”之争里“放养”的好处，和善于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好处。

姥姥不只是采取了“放养”的策略，并实行了早开智、要考学的教育方针，两个姨母，她都坚持让她们上完高中，这在农村，极为罕见，也为乡邻们所诟病。谁家的女孩子不是早早下学帮大人干活？但姥姥不为所动，不争执，也不改初衷。

我的高中生涯则险些断送。

1977年那个肃杀的秋天，老石槽绝望地目送着姥爷一行离开家乡，去外地接受治疗。老人家不幸罹患肝癌。不光是四十多年前属不治，就是到了今天，刘慈欣的《三体》都获雨果奖好几年了，各种纳米技术基因技术风起云涌也，也还是不治。岂止不治，肝病还很疼，病人常常需要杜冷丁之类帮助缓解。但我没见过姥爷喊疼，只是瘦了很多，话也很少说了，也没有更多交代给我们的话，只是，偶尔会忧心忡忡地扫过我还不很谙世事的豆蒄的脸，偶尔，稍纵即逝。大概他确信，姥姥和姨母，会把我养育成人。

最后的日子，他一面嘱咐安排给我买一条绒裤，这在乡村少年中是少见的时髦货，一面抖着手，想把他那个老旧的收音机修起来。他手很巧，工作之余，书画俱佳，甚至引导我读过伤寒论，木工活铁皮活也都在行。但这次不行了，手抖着，根本无法操作，他便无奈地瘫软双手，目光无助地盯着天花板。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况太早。说不上什么遗憾，毕竟是老天要在那个时刻召唤他。但我就是心疼，很心疼，有时莫名愤怒。就因为没有膝前尽孝。

姥爷所有的才华中，书法是可以排第一的。家里的土坯墙四壁上，贴有不少他敬录的诗词，印象中飘逸极了。却没有一帧收藏，甚至没有照片留下，每想及此，也很心疼，很愤怒。老子说不贵难得之物，是劝人们要想开，免得烦恼。但我就是想不开，很心疼，很愤怒，那时也十几岁了，怎么就没想到过揭一张下来，妥为保存！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收藏了他一本工作手册，一水的小楷，隽永清秀，时常让我想起他清瘦的脸庞，挺拔的身子。

作为姥爷离去后的善后事务之一，我的安排提上议程。所谓安排，是作为农村户口的我，可能会被姥爷退休前所在的单位安排招工。这在当时的村子，是极度令人艳羡的。耳朵里偶然听到过一点儿，成为凄苦中的我的一丝期冀。

刚上高一的我，实在不想读下去了，有机会参加工作，可以有能力照顾姥姥，诚属幸事。若干年之后还经常想一想，如果当时真招工了会怎样。然而事实是，没有招工。

决策的过程我当然不知道，但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是旁听了。是姥爷的生前好友，大家称为“牛主任”的干部说，商量了，小军的工作问题暂时不安排，先上学，高中毕业了考不上学的时候，再找我。

就这么定了，不能招工吃“皇粮”了。这一年刚刚恢复高考，其恢复过程艰难困苦，不是想象中的总设计师一声令下各方神仙欣然从命，能否顺利进行及时入学当在两可之间。明年后年是不是恢复如常，也未可知。

我当然不满，也很无奈。现在想来，这一定是姥姥的决定。牛主任一定是认真地听取了老朋友的未亡人的意见，才宣布了这样的决定，包括考不上学再去找他关照安排的承诺，这承诺包含了他对姥姥的尊敬。

所幸的是，我继承了姥爷心灵手巧的强大基因，没有辜负姥姥的艰难守望，高二时居然考取了县一中的尖子班。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学制，高二实际上是冲刺的重要一年。

尖子班的设立，调动和整合了全县最好的教育资源，甚至包括生活上的照顾。比如，各公社考取尖子班的学生，因为要住校，要吃饭，带粮食是必需却又不便的，于是县里协调政策，通知准许在各公社粮站换成粮票带到学校。这在当时要承担多大的压力，突破怎样的政策限制，着实体现了有关决策领导的胆识和担当。生活上照顾的另一个标志，是每个学生一元钱的菜金，可以做到早晚饭有咸菜，午餐有热菜供应。

一年后捷报传来，尖子班只有两个同学因为其他原因也就是学业水平以外的原因成为孙山之后。全地区当年考上6个清华，我们班4个。与我们一班平行的二班，生源不同，但师资力量相同，也有一名清华入账。成为县一中空前而绝后至今的奇迹。

我不是清华之一，但也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母校通知返校的时候，要求携带一寸免冠黑白照片。第二天就得用，今天还没有，不免手忙脚乱。

不只是“乱”，而且哭。因为不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就算是立即去公社驻地的国营照像馆现照，取出来也是几天之后。不是加急不加急付不付钱的问题，是一个底版不能只照一张就冲洗。

姥姥却并不慌张，一边絮叨着“哭管什么用？”一边转圈，大概是表面镇静如常，心里也在紧张地考虑着如何解决。恰好四姥爷造访，或许他是听到了我的嘤嘤嗡嗡，便问，咋了？

姥姥忽然绽开愁眉，吩咐说：老四，你带小军去公社照像吧，明天就得用。四姥爷听了姥姥、他唤作二嫂的话，身形神色没有发生一丁点儿的变化，只是从我身上收回视线，也就是思考了大约不到一个瞬间，沉稳地说：嗯，能行。便骑上自行车，带着我赶往公社驻地。

他以乡村“闻人”的体面，在他的脑海里搜索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陪伴我解决了这个困难。但可以想见的是，饶是乡村“闻人”，办妥这事免不了有盘道、央告、递烟、陪上笑脸、有点儿许诺，他却一丝丝也没提，不光没居功自傲，甚至没胡自夸自得，只是高兴地圆满地向他的二嫂交了差。好像家族里出一个考上学的孩子，真的是各家各户蓬荜生辉。

四姥爷是姥爷的本家兄弟，为人善良友爱，但青年时患病致左目盲，右眼便格外锐利有神，也令面目略显狰狞，不怒自威，有民兵连长之风。他老人家也确是村里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小孩们尤其害怕。但在那一刻，在他说可以带去照像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的左眼也是和霭的了。

若干年后，在他66岁大寿的时候，姨母与我回老家为他祝寿，还说起此事，他已不太清晰的右眼里立时绽放出异样的光彩，竟然略嫌羞涩地说，这点小事你还记着呀。寿宴上，老人说，年轻的时候还行，现在最多喝三盅了。说着，亲热地看着我，伸出三根手指头。盅，是山东各地农村普遍使用的小酒盅，每盅三钱三。

姥姥是在带大了我，以及两个姨母的孩子之后，又看着我结婚成了家，才离开的。很突然，也很坚决，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一如她一生的做人，大气，内敛，坚定。像姥爷的离开一样，也没有什么话交代下来，好像是说，该说的都说过了，该做的都做过了，没有遗憾，孩子们的生活，她也是放心的。

送姥姥回老家的时候，所在地离村口的水井和老石槽很近，但我没有注意到老石槽在不在，饱经沧桑的他是否看到了那悲恸而绝望的一幕。

族人们已做好所有关于姥姥与姥爷合墓的准备，一应如仪。我被主事的引导着站上一个方凳，面朝西南方向，为姥姥送行，为姥姥开路，为姥姥的灵魂指引，按照当地的风俗，大喊：姥娘，上西南啊！声音喑哑，泪如雨下。

岁月穿梭催人老。倏尔之间，很快便到了你露出些离愁别绪近乡情怯乡音未改鬓毛衰之类也毫无违和感的年龄。去年年底，我光荣退职。

老石槽早就不见了踪迹，去哪儿啦，似乎也没人说得清，正如从哪里来没人说得清一样。问过本家大舅，也语焉未详。据说连水井也早已湮没了，人们已改用更加方便的压水井。然而有石槽水井的乡村生活，却没有因岁月流转而消逝，反而愈发清晰，渐而长成一棵大树的样子，令人心弛神往。退职前几年就有同事讨论，离开岗位后去干什么，我总会不假思索地回应：去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山区乡下农村小学当支教老师。

做支教老师，自以为还是够格的。最初上的就是师范，随后虽然工作岗位屡经变换，但毕竟关注教育事业，学问也不曾全都落下，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不阅读纸质读物，到偏僻一点儿的乡村小学作支教，实践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身体健康，又不打算要钱，大概是能够胜任的。

真的退职了，真的研究讨论行程去向时才忽然发现，我伟大祖国果然健步如飞，几十年来发展太快了，当一个乡村老师，也没那么容易。

一个是学校合并的问题，没有了我所想象中的小国寡民式的乡村学校。

第二就是教师资格问题，不是你自己认为的学问到了就可以了，要持教师资格证上岗。

第三是年龄问题，网上搜索看到的志愿者渠道，我的年龄已突破上限。当这些受阻时，妻女安慰我，在附近也可以找到志愿者岗位呀。我断然拒绝，这才发现，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去乡村，过那种“两扇柴扉扃落日，一声村犬吠黄昏”的生活。

一个机会，我加入了一个缅甸佤邦招聘教师的微信群，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从而把目光投向了遥远南部山区。

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在我们这些出门买菜可以不带钱包有些地方连码都不必扫了的看来，公路交通、民用电力、手机信号等等，这些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条件，那里大概只会到县一级和好一点的大一点的乡镇，村子，小寨子，是不通的。

一个寨子的小学校，可能也就只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要负责所有几个年级以及所有学科的课程。条件是差了些，没有厕所，操场，也没有不透风不漏雨的教室，没有教师宿舍，但据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的同胞描述，那里民风淳朴，治安好，“科教兴邦”和全民学文化的氛围浓厚，对老师也很重视，而且基础条件问题也在逐步改善。关键是教师资格问题年龄问题在那里都不成为问题了。

我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了反复的模拟演练和思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结论是可以，这不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几十个纯朴的学生可教，百来个质朴的村民为邻，简陋的校舍，粗糙的食物，村犬，落日，柴扉，炊烟，不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通讯上的不便，不是什么妨碍，定期到镇上去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是了。物资上的匮乏，多做些准备就是了。不适是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生活是足以向往的。于是我开始了必要的准备，尽可能完备地列举携带物品清单，甚至写下了遗嘱，对身后之事进行了必要的安排。

起初，妻不置可否地由着我研究行程进行准备，认为是退职焦虑综合症的表现，当发现我居然准备了遗书的时候，发觉事态可能有些严重，不仅真动了远行的念头，进入实质操作，而且风险可能比较大，至少是有风险的。

其实，写下遗书，对财产作出安排，对有关事宜作出交代，是现代人正常的形态。比如倘患病明知不治时，不接受植物人的结果，不接受超过24小时的呼吸机和ICU，潜在的含义是不浪费钱也节约了医疗资源，在明知不可为时要有尊严地离开。比如不留骨灰，是不必给子女添麻烦，没有了骨灰，哪里祭扫都是一番心意。但这些条款分明过于悲壮，吓倒了妻。

她先是描述我严重心律不齐及其他潜在风险，进而悄悄地告诉远在美国的女儿做我的工作，争取打消念头，就地志愿。我心如盤，不为所动。然而终未成行。

真正动摇我远行信念的是，妻说，去彼地不需要签证，当地县级教育部门会进行安排，但是不是违反有关纪律规定呢？作为一个老党员，你得考虑好。

是啊，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何况是有意义的乡村教育生活，把自己这一百多斤扔在那里都不是问题，要不也不会写下遗嘱了，令人迟疑和思考的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彼地的话，是否可行。

在我犹豫着春节后是否履约报名的时候，新的情况出现了：新冠流行，彼地也开始严控。他们说，我们这里医疗基础薄弱，条件较差，防控体系脆弱，没有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倘有流行不啻灭顶之灾。于是，我便暂时停止了手头的准备，打消了远行的念头。

但是，对水井石槽生活的思念不曾磨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其实，不仅石槽不见了，连我们的村子也不见了。也是去年，姨母说，村子已整体搬迁到老村西南方向更靠近公路的地方。原来的村子已成为废墟。你要赶紧回去看看吗？我说，不看也罢。

不看，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是那甜水井老石槽的生活。

黄孙庄村现状

END

图文：李建军

编辑：孙一休

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