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中国经济！黄奇帆、杨伟民、刘伟、刘元春等重磅发声
来源：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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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在线上举行。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出席活动并发表了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和应对全球通胀压力的看法。
会上，CMF发布了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预测，基准情景下，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7%，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
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
黄奇帆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发表看法。他说，当前全球各国经济运行都受到三个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观点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黄奇帆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
黄奇帆表示，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即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
产地销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销地产是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黄奇帆强调，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具体来说，下一步要做五个层次产业链的努力：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
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
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黄奇帆表示，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目前已经初现雏形：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杨伟民表示，3月份以来，我国发生了严重程度仅次于2020年年初的第二轮疫情，经济处在2020年一季度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当时还要严重。前5个月，1-2月经济正常恢复，3-4月逆转，5月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呈现恢复迹象。
展望后期经济运行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坚定信心。当前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从长期来看，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从短期来看，国内疫情已缓解、防控措施更精准。
杨伟民表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政策措施正在落实。下半年若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复苏步伐将加快。他建议，应根据形势，按照再聚焦、加力度、利长远的原则，出台增量政策。
王一鸣表示，当务之急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努力实现二季度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就宏观经济政策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是足够充裕的。下一步可以研究通过贴息来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消费、信贷业务。通过政府适当补贴、金融机构适当让利，来发放低息的、免息的消费信贷以推动消费。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比如能不能适当上调赤字水平，进行预算调整。也可以考虑增加不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的发行，来进一步来推动内需的扩大。
王一鸣认为，当前供需还存在较大缺口。尽管基建投资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的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但仍然受到项目储备、资金用途、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化解隐形债务等方面的约束。所以基建投资能不能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减缓，还取决于下一步的政策力度。
刘伟认为，2022年消费或将出现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未来仍要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
从需求角度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从供给角度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
刘伟表示，除了要扩大消费，还需要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也还需要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要全面统筹各方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刘元春以“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为题发表演讲。刘元春认为，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大变局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很大的契机，中国要抓住全球这一轮变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方面，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企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企，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现象。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是会受到冲击。此外，欧洲紧随其后，欧洲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引来它的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
另一方面，滞胀虽然对中国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
“大宗商品上涨、能源价格上涨，的确会带来进口成本大幅上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刘元春说，并且这种全球通胀上扬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而且体现在汽车、耐用品、一些制造品上扬，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
刘元春还指出，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
刘元春表示，对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进行重新审视。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对冲成本上扬产生的压力，要出台企业成本控制政策，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
“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刘云春说。
毛振华表示，五个方面原因促进形成了投资预期下降、企业家信心下降的局面：一是需求减少、生意难做，二是累计的企业成本上升，三是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还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四是对包括三次分配政策方向的误解，五是政府经济功能和经济目标的弱化。
毛振华建议，要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把GDP考核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抓好营商环境，设置好资本的“红绿灯”，稳定企业家群体的预期。关注重视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把这一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发挥这些企业在国家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让他们有信心。
会上，CMF发布了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预测，基准情景下，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7%，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
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
报告在已出台政策基础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下半年的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二是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内生性下滑风险。
三是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五是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六是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七是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八是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九是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十是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CMF建议能够加强政策性的组合，形成组合效应，包括3万亿消费补贴计划、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和3万亿的产业支持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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