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的时代，重建“社区”是否可能 | 汪洋 | 自由微信

在新媒体的时代，重建“社区”是否可能 | 汪洋

Original 2017-09-24 汪洋地球是透明的

热衷于美化记忆者，或许会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镇社区叙述为一个“乌托邦”：社会稳定、治安良好、邻里和谐、物质生活虽然相对匮乏但精神生活平静安逸。彼时城市里没有太多高楼，大院或胡同构成社区的基本结构。北上广和内地城市也没有太大区别，我随父母师长出游北京、广州、西安、武汉、开封等地，觉得城市景物大同小异，最多有些独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偶见一两条宽阔的马路或者装饰豪华的商场即叹为观止。八十年代的各种思想文化交锋，或许历史影响深远，但当时来看限于社会精英的内部和大学等文化研究机构，社会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至少我这个洛阳城里爱读书的少年对于多元文化的冲击感触不深，即使有个别先知先觉的老师在课堂上亮出一些尖锐的看法，也会被轻易的忽略了。

世界混沌未开，纵然历史偶有转折调整，波及到日常人生活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混沌”的世界有种种妙处：贫富差距没那么大，身份相对平等；社会矛盾不突出，人与人之间容易建立信任；关键是虽然已经告别上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其实整体未脱过去的影响，普通人都是在精神状态差不多的情况下过日子，彼此方方面面都熟稔，没什么沟通成本。

时间会在这个阶段呈现出一种安静与缓慢的品质，相对凝滞的时空能够予人以安全感；但那时的人其实比现在还期待“改变”，因为历史“拨乱返正”之后，普遍相信“改变”必然是好的，却不会预估其风险。无论报纸刊物还是小学生作文里常见“日新月异”和“欣欣向荣”等词汇并置，却无人意识到这两个词汇之间竟有微妙的冲突。急速的社会变化往往引致泥沙俱下的结果，个体的枯荣起落也常在瞬息之间。

我随父母在豫西的城市里长大，住过工厂的宿舍楼、军队和学校的大院、也住过胡同街区。后来去北京读书，南下深圳工作，最终游弋于所谓的“一线城市”，在高楼里栖身；虽然人生际遇未必具有代表性，却也算是个时代的全面见证者。常见诸君回忆胡同大院里种种人际的和谐、生活的美好，我印象深刻的却只有共用一个水池、一个厕所。夏日暴雨倾盆，冬天寒风刺骨，想要抵达目的地，竟需万里长征般艰难跋涉。更有拉肚子或内急的危机时刻，不得已在半路上解决，以至于屎尿沾身、“香气”袭人。彼时洗澡洗衣亦不方便，家里烧点热水需要个把时辰；家门进不得，院门亦出不得，若逢各户午炊时分，必成方圆一里地之公害。

胡同和大院生活所导致的尴尬困窘不止此一端，电影《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早就把一切展露无遗：贫穷、拥挤、肮脏才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所谓隐私权更是不能奢求；以至于兄弟成年后还同居屋檐下，不敢肆意张扬自己生命的“春天”。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部讲述80年代家庭故事的生活剧。

所有美化记忆者真让他穿越回去估计九成以上都不会愿意，但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我们对于传统社区生活的想象，如果只限于无高楼、无高墙、共居于胡同或大院里则未免浅薄；居住空间的变化乃时代发展的一个表象，而不是社区文化更迭的主要原因；人际关系的崩解还是要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里找根源。

如前所述，传统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等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温暖社区”会给人带来“稳定”或“和谐”的印象，有几重前提。

第一、地方小，容易互相认识和了解；第二、贫富差距不大，没有明显的阶层鸿沟，容易产生集体身份认同；第三、社会价值观单一，单一到我曾经见识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够和平共处在一个院子里，因为简单纯粹的传统世俗理性在维持着实际秩序。

当“巨大型城市”和“移民城市”诞生，一轮接一轮的“城市化”运动开启，稳定的“小地方”就必然成为历史。何况国内不少城市的高速扩张，是在一种强烈的上层意志推动下，远远覆盖了城市自然生长或结块的速度。在目前这种高速城市化、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谈社区重建，显然只是一种理想。

其次，经济发展导致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在这些年形成了明显的阶层鸿沟，而且阶层固化的倾向日渐清晰。我们和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的疏远，未必是因为住进了高楼里，而是因为混得不再是一个“朋友圈”。每以游子身份回到故乡，往日亲朋好友或许还可以一桌吃饭；但同居一城者平日往来却并不频繁。工作忙碌都是理由，社会身份的差距导致人心隔膜或许才是根源。

不同的身份地位会让人拥有不同的信息渠道、不同的知识背景，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于是在不同的群体里发酵。即使有了互联网，人们获取相同信息的机会日渐均等，但是个体思想上的差异却并未缩小，反而放大。这一两年常见各个微信群里基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激烈争吵，围绕例如中医西医、转基因食品、国人素质以及更多对于历史人物现实事件的评价态度。身份、阶层、职业、情感、知识结构甚至彼时的各种心境，都有可能是导致争吵的因素；但大的来看，每两个人争吵的背后，其实都是两群人、两种话语在争吵，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精神鸿沟与社会裂痕已经越来越难弥补了。就像那些利用新媒体更顽固更彻底的联结在一起和文明世界对抗的ISIS分子，你说开放的互联网是让他们更开化、更趋向光明，还是更接近邪恶的深渊？

ISIS善于利用社交网络宣传公义理想国，刻划天堂奖赏，承诺生活、情感各种好处，以好莱坞式精彩短片美化战争，吸引许多对社会不满或向往英雄主义的志愿者。

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所谓“新媒体”真的能让世界更加自由、平等、开放，能让“陌生人”们重建和谐社区么？毫无疑问“新媒体”增加了我们交往的半径和速度，信息的自由度和渠道的开放度与以前相比都有匪夷所思的进步；但是否让我们身份更平等、交往更有“效率”却要存疑。更多的人完全依赖于这种虚拟社区的交往，却逐步丧失了现实中人际沟通的能力，这是一种新的“失控”和“异化”。同时，网络世界经常是给人们一个与真实生活完全不相符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效果”或“信息甄别、选择与处理”的渠道平台实际上还是由一部分人所掌控，他们拥有资本、媒体和权力。表面上看，互联网瓦解了传统的话语中心，解放了个体；但实际情况也许将是新的更具意志操控力的中心已经诞生，只是操纵舆论和生活的方式比以前更隐蔽。同时，社会进一步瓦解为更加孤独和分散的个体。

我不觉得过去美好，正如我也不觉得未来可期。如果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那么住进楼房的生活也无法逃避。拆除小区的围墙，从重建街区的意义上来说有所助益，但是未必就能彻底削平人们心中的高墙。重建一个理想中的和谐社区，也许最难做的是如何减少人际沟通成本、修复最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

经济与社会层面来看，缩减财富和阶层差距是全球性的课题；让不同的文化思想能够沟通对话、兼容共存则是一个更艰巨的难题，因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一对内在共生的天然矛盾，“文明的冲突”很难寻求到终极解决之道。

但一切梦想又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社区”的本质，仍然是一种空间布局和时间分配，它是我们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结果。当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的时候，很多人惊呼机器人将控制人类；但也有人乐观的预言，不远的将来机器能够彻底替代人的许多工作，这反而会预示着人的解放呢？

当人们不需要再通过花费自己的时间，或者剥削控制别人的时间来创造价值，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人际关系的交往互动和科学艺术的创造分享。从心态、主题、内容、形式和目的等方面而言，都可以更加的自由、平等、开放。在虚拟和真实之间，有可能从此出现一个真正温暖和谐、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也许，这才是时空迭代过程中，我们人类能够赋予“社区”一词蜕变重生的真正机遇。

汪洋，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及戏剧导演、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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