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size风流行背后：女性占领男性衣橱？但还是一点也不酷

作者：李昱微

视觉设计：大西

长而直的头发，黑色羊毛高领套头衫、卷起袖子的男士夹克……在这样的穿着中，居住着葛瑞科、波伏娃、萨特等40年代的存在主义者。

棒球帽、肥大的棒球衫配牛仔裤……80年代后，脱掉皮衣皮裤的嘻哈音乐人把这些衣服塞进衣橱，以此表达对“真我”的坚持。

而若你曾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北京、上海的咖啡馆里看到过穿着棉布衬衫、长及脚踝的碎花裙、光脚配球鞋的姑娘，她们中十有八九，都是安妮宝贝及其早期小资情怀的迷恋者。

从“保护说”到“美观说”，关于“人类为什么穿衣服？”的疑问总没有确切答案。但能够确认的是：当你在商场里看似无意地选择了一件衣服时，它其实意味着某种诉说。

它或许诉说着你想要彰显的身份，或许诉说着你意识不到的内在性格。

张国荣2000年在香港演唱会上穿了Gaultier的裙子，引发媒体哗然

如今，在穿衣限制被打破的时代，我们更加频繁地在衣服上听到诉说的声音：紧身衣和mini裙的性感、波西米亚流苏裙下的自由浪漫、铆钉和破洞里的反抗精神……当政治对身份的确认能力减弱时，以穿衣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便成为了身份危机时代人们确认自我的途径。

然而，在浩浩荡荡的声潮中，有些声音实在费解。比如，川久保玲的时装秀中曾多次出现皱皱巴巴或鼓鼓囊囊的衣服，模特们像铁匠、渔民或填充物般出现，令人对 “时尚”大呼不解。

川久保玲系列

更亲近的例子在于，近几年，年轻姑娘们为彰显个性，纷纷热衷慵懒宽松的oversize风穿着，坊间称为“男友风”或“爸爸的衣服”。这些衣服肥大、长度尴尬、偶有破洞或铆钉的设计，与女性柔美优雅的特质毫无关联，却被认为是“酷”与“性感”的表达。

这些衣服成为了妈妈、奶奶们难以接受的存在，但年轻人会骄傲地反驳道：“你不懂，这是时尚！”

这个现象向我抛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如此“不合身”的衣服会大肆流行？时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之所以会喜欢不同风格的衣服，是想表达什么？ 

Oversize风并非新的流行，反而是20年前流行的复归。90年代后，嘻哈文化传入中国，年轻人在街舞、hip-pop中玩儿转的同时，也穿上了他们标志性宽松、慵懒的运动服，以此象征个性自由。

90年代的嘻哈组合

近两年潮起的oversize风被认为是当年嘻哈风的变种。不同的是，如今，姑娘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从杂志、媒体到街拍，从明星到路人，相似宽松、慵懒的风格在反复打破规则的实验中历久弥新。姑娘们运用此般男性化的衣服，不断创造新的审美体系。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女装变化历史中，曾有多次男性化的表达。

女性的身体是长期被社会限制的。直到如今，她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被看者”的形象。而这份“被看”的限制，往往通过衣服彰显。比如，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为凸显女性 “孱弱”、“不工作”、“依附丈夫”的角色，社会为她们设计了长大笨重、装饰华贵的连衣裙。

长期限制下，渴望变革形象、释放自我的情感在女性身上格外强烈。对衣服的变革便应运而生。

香奈儿是早期女性主义者扛起的一杆长枪。

一战前，欧洲妇女被裹挟进繁琐、紧绷的舞会服装中，终日在社交场合中辗转，以身体的魅力吸引男性瞩目或彰显丈夫的权贵。这是她们仅有的存在价值。

而当战争将男性带到战场后，为了维持生计，女性成为劳动者。可繁复的衣裙成为了工作限制。香奈儿便适时地为女性设计了简约舒适的服装，这成为了最初的身体解放。

香奈儿为女性设计的更加舒适的短外套

20年代后，香奈儿继续进军，将男装元素揉入女装，如西装般宽松、直线型的女式外套，甚至大胆地设计了女式裤子。“以往，裙子是女人惟一的正式服装，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桌子的腿都要用桌布围起来，更别说女人的腿。”

裤子的出现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

香奈儿是最早穿裤子的欧洲女人

在女性独立的推动下，又有吸烟装、阿玛尼的权力套装等设计出现。宽肩、大翻领等男性元素被揉入其中，看上去帅气十足。成为独立女性的标志。

1966年，Yves Saint Laurent为女性设计了改良版西装“吸烟装”(Le Smoking)，当时一些高级餐馆拒绝这种“非正式穿着”，图片来自whowhatwear

80年代后，川久保玲继续进行“无性别服装”尝试。在大胆的男性化剪裁中，模特们虽不优雅柔美，却有种说不出的性感。

comme des garcons 1995

川久保玲的无性别实验

这些实验打破了“性感”二字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女性魅力。

如今大肆流行的oversize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肥大的运动衫，袖子极长的牛仔服、宛如一床棉被的羽绒服……与偏要凸显瘦、腰身而令人紧绷的衣裙不同，它们宽松自在，令年轻姑娘痴迷。不少姑娘还会直接逛男装店，大大方方地将一件长而肥的男款衬衫穿在身上。

从对男装元素的运用，到直接占领男性衣橱，女性从“视线政治”中逃出来，从“被看”转化为“看”，通过衣服，主动而大胆地创造自己的形象。

而这些破坏规则的尝试，正是“时尚”的隐喻。所谓“时尚”，正意味着对“合身”的拒绝，在对既定规则的反抗和创新中，我们不断尝试，寻找真正的自我。

“我们的身体与我们有遥远的距离”，“尤其女性”。鹫田清一在《古怪的身体》中陈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

所谓“距离”，指的是“认知”。事实上，人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一个减肥的人即使体重没变，也会不断在“我胖了”和“我瘦了”的感觉中跳跃。多吃两顿或听到他人的一句评价就认为自己很胖，少吃几天或穿了一条显瘦的衣服就以为已经瘦了。这份不确定性，正源于对身体的距离感。

我们能用肉眼看到的身体是很有限的。即使照镜子也只能观察到一小部分。况且镜子还骗人，研究表明，人在照镜子时会主观美化自己的形象。

于是身体对于人类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像”。我们只能依靠零碎的片段进行拼凑，却无法真正认知。这种不确定性令人脆弱，女性更甚之，相比男性，她们更被动地接受潮起潮落等身体变化。

因此，人类始终在寻找确认“身体轮廓”的方法。衣服、化妆等附着在身体表面的“加工”，是最直接的方式。在化妆、穿衣等对皮肤的刺激中，我们获得了等同于拥抱、爱抚般的快感，这种快感正来源于对身体的确认。同时，透过镜子和他人的反馈，衣物的形象支撑起了我们微弱无力的存在，令人感到安定。

因而传统社会的服装限制会令人难受。束缚到极点时，对衣服进行变革便成为反抗者的自然而然行动。这种“反抗”，就是时尚的开始。 

三宅一生的时尚变革，1994春夏系列

时尚大都从“乱穿”开始，每一次尝试都是“不合身”的。况且“合身”二字像个谬论。我们所合的“身”究竟是什么呢？是社会身份？外在尺寸？还是内在自我？而当我们无法认识自己时，所谓“身份”、“尺寸”又有多大意义？

鹫田清一在书中形容时尚变革：“我们通过身体去确认，怎样穿会受到别人的关注，而怎样穿会造来异样的眼光。可是这并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只是自己在寻找自己身份途中的必经之路罢了”“时尚这个在身体表面上进行的游戏，这个社会性的皮肤，就是我们找寻自己的过程。”

他将“乱穿”、“不合身”的时尚变革，称为“摇晃自己的形象”的实验。在破坏性的行为中，我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自我，从而寻找成为自己的自由。

然而，在媒体与消费的时代，当时尚在创造、迅速流行、再创造中不断循环时。“时尚”的变革便因流行而消解。大多人并非为了表达、反抗而选择穿着，更多是盲目附庸。更不再寻找自身形象，更多是模仿。

而在消费文化的解读下，不同款式的衣服被不断赋予新的符号意义。比如，媒体和广告会看准当下女性渴望对抗男性的冲动，为oversize风赋予“帅气”、“自由”的内涵。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对油腻男、直男癌的讨伐愈发猛烈的时代，蠢蠢欲动却又不知如何发声的女性，会选择一件男性化的衣服，使立场不证自明。

也有理由怀疑，簇拥者们只是单纯地模仿杨幂、刘雯等人的穿着，在身份危机时代自觉站队，以“衣服”的款式确认身份的归属。

杨幂的oversize风被大肆模仿

齐美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尚所套牢的，往往是内在无力又渴望彰显独特性的人。波德里亚也反复陈述：“消费者是内在与他所安排得那些符号的……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

在流行和媒体话语的解构中，款式辈出的衣服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刺激性的“消费符号”，它和我们无关，却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和欲望。

我们时常什么都不缺，却什么都想买。在今天“帅气”、明天“性感”、后天“清新”的符号站队中，变得更加脆弱，更加无法感知身体的存在。

在这般消费社会的审视下，衣服与身体的关系变得遥远，与自我的关系更是。年轻姑娘们在对潮流的追捧中似乎应该反思：当我们读得懂潮流与名牌时，是否却无法读懂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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