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乡愁】追忆东台老街的留风余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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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乡愁
旧城老街是有魂的，
而今天所有追叙旧事者，
都是乡愁的喊魂者。
人家皆枕河
周啟汶
从东台城建立那时起，东城(东台场)与西城(何垛场)就有了明确的分工：政府机关、学宫以及一切附属机关均在东台场，何垛场则占据地理优势，水陆交通发达，商贾钱庄，贩夫走卒在此搭建(租赁)房屋，择业开店，久而久之，东台城自然形成“东贵西富”的城市格局。尽管独享近海鱼盐之利，但东台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农业生产。堤东玉米、黄豆、绿豆、红豆，大、小、元麦、还有棉花；堤西主要出产稻米、小麦。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台城粮食消耗仅为出产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的粮食通过市场调节消化解决，陆陈行便是粮食收购贩卖的主渠道。此时，陆陈行已由清末三十多家发展为七十余家，最多年份东台陆陈行粮食吞吐量达250万担。粮食收购带动百业兴旺，为了方便，陆陈行纷纷在沿河店门前搭建起瓦卷廊棚，再也不愁阴天下雨烈日曝晒了。据笔者调查，当时东台城内除了少数零星地段设置瓦卷廊棚之外，颇成规模气势的在新坝向南往新桥口一带。从寺街南首吕祖宫东巷河边起，拐弯抹角转向关桥米市东塥，一家接一家，一直延续到彭家桥口一带，与淤泥河口瓦卷隔河相望。这一带沿河店家街巷格局形制类似甪直、同里、西塘，沿河半面街的店面门前，河下有码头，陆陈行“行房”门前白墙上一个大大的“粮”字，似乎向前往此地的农民兄弟招手，穿插其间的酒行商铺也是农民兄弟欢喜去的地方。船上的粮食除了在陆陈行兑换现钞外，还可以用粮食换酒，免去花费现钞的负担。
沿河瓦卷下的商店有南北货、广货店、酱园店、小茶馆，应有尽有。跨过关桥，便是和米市东塥隔河相望的米市西塥，这里和河对岸一样，也是一家家陆陈行，也有同样漂亮的瓦卷廊棚，一直连绵不断地延续到关桥西街。关桥西街轮船公司、油麻店、炭店、南货店、茶馆，一字排开，琳琅满目，但人们印象最深、最能吊起人们胃口的，却是张五茶水炉子店的五角钱一碗的红烧鳗鱼、二角五分的毛豆米烧肉圆。这里沿河边瓦卷码头下也停满了一条条粮食船等待着卸载上岸，米市东塥与米市西塥河下船上的粮食卸完了，才轮到这里船上的粮食上岸，有时要等上一两天才行。从关桥西街瓦卷下往前走，便到了罗家嘴河边了，这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南北往返船只都在此相遇转头，这一带正是苏中地区较为庞大的粮食集散地，当然，下坝、北关桥、大王庙以及新坝海河边西虹桥一带也有陆陈行，也有一眼望到头的瓦卷“行房”(仓库)，规模范围却不很大，河下停放的粮食船只可想而知，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沿河贩卖粮食的陆陈行，除了少数“上行”(指规模大、资本雄厚)，大多数中下行特别是下行，基本上做的是转手“贸易”，他们店铺小，少有存放粮食的仓库，前店后住宅，中间有天井，正所谓前后两进的“四合厢”，实际上就是北方小户人家四合院的翻版，它是中小业主普遍居住环境的缩影，这样的房子在东台城里至少要占五成左右。半面街店家狭窄的地方，可能也只有一幢房子进深，南北通透，一头店面背靠街巷，河边的一头正对街市，米市北塥、新桥口的八鲜行就是这样南北通透的店铺，它们只能在店房中向空中发展，在屋顶加盖一个不十分高敞的木阁楼，便于“打烊”后休憩。毕竟这里南北通透，面对大街道口河边上的店面房，交通运输方便，也是人气最旺，理想赚钱的“市口”。彩衣大街街面上要想有座三进房屋或四进房屋的住宅是不可能的，东台城本身就修筑在范公堤上，土地狭窄，想要扩大建筑住宅谈何容易，而大街深巷民居中隐藏一两户大姓住宅是可以的。城西(何垛场)除了“西当典”(当铺)建筑面积比较大，而且置身于高楼深巷之中，聚东门以西只有数得起来几幢像样的砖木结构的楼房，那是扬州盐商留下来的徽式建筑，楼房高大宽敞，天井院子却都很狭小。
彩衣大街大兴堂巷后街金家墩张、汪、王三大姓宅院那是另类，它们在清嘉道年间之前早就显赫地存在于东台城里了。翰林夏寅官宅第坐落在繁华的新坝彩衣大街中心区域，横跨苏家巷、夏季巷，外表并不那么喧嚣、张扬，建筑格局仿《红楼梦》“怡红院”的做派，小巧玲珑，别有一番韵味。六十年前，我在启平小学读书，下午放学常常和三两同学窜进夏府，从苏家巷进，夏季巷出，老宅里的夏老太太不以为忤。大王庙附近的潘氏回字楼不在主城区，但建制恢宏，气势轩昂，在苏式建筑、徽派建筑占主导地位的东台城内，可谓一道耀眼的风景。
城西(何垛场)不仅商店在沿河边上开店，方便物资交流运输，便利水乡农民光临，医家先生也喜欢临河构筑药室住宅。米市北塥靠近裤裆巷，清末民国初年姜、蒋、杜、汪四家相继在此行医，金家墩有丹徒王燕贻老先生(大小方脉)挂牌行医，隔壁还有本地儒医童楚帆老先生。新桥西街谢、卞、徐等祖传医家先生在此问诊，寺街有周徐三家父子行医，东台场城门口有蔡氏祖传痔科诊所。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东台城里除了祖祖辈辈在此地行医的，还有来自邻近县市的一些名医。本地旅日海归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杨森，在古楼大街开办“大东医院”，首创X光摄片及女子节育技术，这在当时苏北里下河地区十分罕见；留学德国海德堡医科大学的周吉安医学博士，在寺街吕祖宫东巷河边修筑洋房诊所，特别注重流行病的防疫治疗，上世纪四十年初东台霍乱流行，周博士拯救病人于危难之中遭感染，以身殉职。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驻扎在东台军队里的随军军医，因喜欢东台闲适安定的生活环境，相继离开国军队伍，在东台居住下来，这些从事西洋医术的医生，给东台医药界带来新鲜的空气，注进新鲜的血液，改写了数百年东台医卫界纯中医的历史。从此，东台城里有了西医大药房，先是天主教堂开办了“福音大药房”，紧接着又有了“中西大药房”，丹徒张姓的“五洲大药房”以及扬州陈子安开设在新坝新安码头旁边的“济华堂”，这两家西药铺不仅销售西药、药械器具，而且直接联系上海、武汉药厂，甚至外国刚刚面世的新药也会很快在柜台上出现。“济华堂”老板陈心田，抗战时期冒险去上海为新四军采购盘尼西林，一时传为佳话。解放初期，母亲还在“济华堂”为我们购买德国进口的“圣姆生”(音译，酵母素)和“西他星”(维C片)。
东台城“水巷”有10余条，加之叫做“水龙局巷”“水码头”巷子竟占据东台城300多巷子的一成左右。透过这些地名巷名，我们依稀若见历史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饮水、炊草、消防、环境四个方面。历史上东台城住宅都是建造在范公堤上，堤坝外尽管大海已经退到好远好远的地方，但人们依然称流经堤东的河流为“海河”。范公堤以西大海无法侵犯，水源充足，并且得到泰东河、串场河的滋润，一派江南水乡景象。东台城的人把堤西的河称之为“甜河”，数百年以来，东台城饮水基本上来自范公堤西。戈宝权曾经用充满深情的赞美语气说：“我是喝泰东河的水长大的啊!”城里家家户户都用水缸贮“吃水”(方言：饮用水)，买担子上的水喝。挑“吃水”是苦差事，不包月，按运距远近以担计算，按日结账。应运而生的“挑水夫”，专门用干净的木船去堤西大河取水，水源来自“十八里河口”(原广山乡)，也有就近去“一里墩”(北关桥下一华里处)挑塘水的。家庭住户、茶水炉子、大小茶馆吃用都是买担子上的水，只有少数大户人家、寺院汲取井水吃用，讲究的人家吃天落水。水巷一般都靠近挑水夫停放水船的地方，久而久之，就成为取水挑水的巷道了。由于挑水夫来往频繁，巷子里铺的砖头上平常都是湿漉漉的，每逢冰河冻水的时候，细心的挑夫会撒一些草木灰或木屑铺在巷子里，以防万一。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台城铺设自来水管道，挑水夫送水的情景渐行渐远，淡出人们生活的视线。
东台是个有着广袤无垠的滩涂，鱼盐资源丰富的海滨城市。历史上东台城生活燃料从来都是就地取材。本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三十里烧草，下三十里煎草。”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海距离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远，原先海洋中的一些沟港，随着海水的退去，变成了一望无边的苇塘，苇塘四周长起红壳高秆芦苇，每逢秋风刮起，遍地都是雪花般的芦花随风飘荡。东台东郊的苇塘芦苇，成为文人墨客眼里的东台八景之一——“芦湾夕照”。红壳柴草长得非常之多，物尽其用，它是东台人居家烧饭煮菜的首选燃料，它要比茅草熬火，发锅。离开东台城，向下去海边数十里，是一望无边的草田，长满茂密的白茅草，它是煎盐的燃料，而茅草灰是煎盐卤水的最佳吸附剂，如果用来煮饭烧菜太浪费了，所以才有了上述的规矩。用柴草烧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来引进兴化的大糠(稻壳)做燃料，家家户户拉“风箱”那是后话。当年，我家厨房后面有一间贮存糠草的草房；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缪家巷还有管理炊草买卖的“糠草合作社”。草担子卖炊草也有规矩，不可能像挑水夫没有时间限制，自由出入，只允许傍晚挑草进城。炊草用船运输，借助水巷，便捷串巷入户，送草上门。正因为是夜晚挑草入户，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东台淮剧团，依托历史上真人真事排演了一出公案戏：讲的是夜晚挑草进城的金贩小，在新坝某某巷子目击一桩杀人案，正想报案，后来自己不知不觉身陷其中。这样一段故事的剧情，被人对号入座，还要追究剧团诬陷家族先人的责任，戏曲无疾而终，只好弃演了。
东台城临河构筑基础建造房屋，基本上都是一家挨一家，墙抵墙，院靠院，兄弟一大家子分别前宅后院住在一块，聚族而居。老邻居街坊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几代人，邻居家边不论贫富，很难发生争吵情况，更谈何容易相互之间产生隔阂，红脸吵架。一到星期天或是暑寒假，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子们便在一块儿嬉戏玩耍，不分彼此，东家窜到西家，大人从不见怪。旧城内部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屋，一旦失火，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城内预防“火警”成为乡规民俗自觉行动。数百年来，东台城街头巷尾都设置“水龙”，庇佑全城大小人等平安。城内到处都有河流，“水巷”“水码头”可以就近取水，让“水龙”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水源，赢得迅速灭火的时间。旧时东台城里一有火警发生，随即见到一人仓惶地猛烈敲打铜锣，从大街上迅速通过，不到五分钟的工夫，各街巷均有人敲击着面盆相互传递火警消息。一时间，作坊、店铺的伙计便迅速作出反应，纷纷拿起提桶朝失火地点奔去，当然最先到达火场的肯定是附近街巷“救火会”的水龙。紧接着便看到各街巷的“水龙”，轰隆隆，轰隆隆，威武地从黄麻石板铺设的大街上走过，人们纷纷让道，只见戴着铜帽盔的“救火会”成员，挥动着“救火会”白底蓝字三角小旗，推动着“水龙”艰难地前进，有人扛着竹梯，拿着铁叉，举着高杆的风火洋灯，也有人推动着沉重的水龙胶带、喷头的小车费力地向前，队伍后面往往跟着许多自发救火的群众。“救火会”属于民间松散型自发组织，由社会慈善机构赞助增添救火器材。成员中的大多数来自搬运工人、脚班(民间扛棺、理处丧事人员)、砻房舂米工人、木匠等。如若火警发生，以锣为号，救火会成员立即丢下手中活计，纷至沓来，奔赴火场；他们从来不讲条件，也没有任何报酬，任劳任怨，火警消除后自觉将救火器械送回原处，自行解散。他们一代代默默无闻的义举、善举，从未有人提及，历史是不应该遗忘他们的。
◆来源：东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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