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怀旧与城市更新：“南京1912”及其品牌泡沫

怀旧已经成为先进城市文化引领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怀旧作为一种工具来给打造城市品牌，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然而，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可能会导致城市品牌陷入了文化商品化和品牌泡沫的两难境地。通过关注城市怀旧对建成环境生产的影响和资本积累的独特性，本期解读的文献以马克思主义垄断租金为灵感，提出了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概念。尤其是以 “1912南京”品牌为案例，考察了城市文化垄断租金是如何生产的。

更多内容，敬请阅读：

Lan, C.I.-C., Chen, J. (2022). URBAN NOSTALGIA,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MONOPOLY RENT: ‘Nanjing 1912’ and Its Branding Bubbles. Int. J. Urban Reg. Res., 46: 954-972. 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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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与城市文化垄断租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新的社会经济转型，文化已成为平衡遗产保护和发展需求的解决方案。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侧重于财产投资、商业回报和财务平衡，同时通过绅士化加剧了社会空间流离失所。

       关于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的研究目前有三个局限性：1）很少研究探讨了财产与文化的联系，更多探讨其耦合；2）很少研究将垄断租金概念化来审视文化商品化现象，更多使用符号经济、符号消费和主题空间的概念来审视；3）缺少探讨国家在后社会主义城市创业中的作用，更多是讨论基于市场的城市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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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租金（MR）与城市文化垄断租金（UCMR）

垄断租金可以从建成环境的遗产中积累起来，有两种形式：

第一，某些活动所依赖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或服务，具有优越的位置中心性或邻近性。

其次，稀缺性可以通过对资源的当前所有权以及对未来价值的投机来产生垄断租金。

这两种形式是相互关联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将资源的独特性出售给享有特定环境的消费者，所有者将资源出售或租赁给使用者，从而收取垄断价格。

参照垄断租金的两种形式，作者将“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定义为在一个独特的遗产遗址上积累的、在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文化经济回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和私人机构）倾向于组成租金诱导型合作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产生租金，因此“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可以概念化成两种形式：

UCMR-I，是当地独特性的垄断价格，这种独特性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并通过怀旧消费、文化旅游或创意产品产生回报。

UCMR-II，是那些拥有特定地点的所有者应获得的回报。所有者拥有制度垄断权力，可以要求文化从业者对其财产的使用进行租金返还。

 “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对城市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创业治理涉及竞争城市中创新空间不可替代的地方特殊性。特定地方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和美学风格被包装起来，并提升到高档地方特色，以塑造共同的城市形象。

其次，国家对“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生产有影响。国家即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地租调控者。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可能会引发垄断租金，并通过独特的地方品牌来增加租金，创造一个吸引投资的集体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垄断租金”促进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第三，UCMR-II是通过特殊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垄断权获得的，降低了UCMR-I的盈利能力。地点专用性受到侵蚀会降低UCMR-I，UCMR-II的挪用加剧了文化企业对UCMR-I的挤压，稳定的资本流通失效，阻碍了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资本积累。这一点在中国城市尤为重要，因为许多具有更新潜力的大型地块属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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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文化垄断与过度复制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投机实体，其中公共部门承担风险，私营部门获取利润，他们关心的是怀旧的遗产更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传统的增长机器不同，这种联盟关注的是从环境中获得的商业利润，而不是房地产开发的直接回报。因此，他们提倡一种主流话语，旨在将模拟的遗产遗址“归化”，以使消费者认为怀旧空间是理所当然的，从而获得更大的“城市文化垄断租金”，但它的真实历史不会在再生中得到充分表现。

与西方创业主义不同，中国的国家创业主义追求更强的国家参与。在市政规划的支持下，以文化为主导的复兴，为新的经济机会塑造城市空间，使一个地方的独特之处被重新塑造为对大众来说“理所当然”的文化消费，同时将投资引导到国家所希望的结果。国家在这种租金诱导型伙伴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无法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经济利益主导了中国创业型城市的主流价值，并通过拟像的制作重塑了当地的真实性，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地方，模糊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此外，地方独特性过度模拟或复制，地方独特性不再独特，还会导致泡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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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的品牌化与”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生产

民国风貌对南京的城市形象是重要的，它不仅代表了南京独特的历史遗产，也体现了南京的地方特色。民国时代的规划持续影响当代南京的城市规划和空间格局，塑造了城市结构。民国风格的建筑代表了中国传统与国际现代的结合，展示了现代中国新的民族精神。因此，民国时代早期流行的建筑元素被用在模拟建筑中，以匹配这个街区保存下来的遗产建筑的形状和颜色。民国的文化风格通过民国时代的城市公民生活特征表达，代表了一种 “贵族精神”：一种人文、突破性的、独特的、开放的精神，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声音、时尚和美学，以对抗当代城市中国“普遍的社会习俗、品味和语言的粗俗化”。南京这座城市的背景反映了它过去的社会关系、规范和意识形态，这在经济追逐的过程中被忽视。物质和非物质因素都有助于将南京的独特性配置为文化垄断，因为它的背景无法被其他缺乏丰富的民国历史的城市效仿，它的独特性使该地将怀旧商品化。民国建筑代表了民国的物质遗迹，同时也象征着一种非物质的怀旧环境，满足消费者的复古体验。“南京1912”在促进旅游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1912”是一张民国风格的城市名片，是让长江路文化旅游大道复兴的重要地标。同样，得益于长江路浓厚的民国氛围，“南京1912”增强了其作为娱乐目的地的吸引力。在1912品牌化这一过程中，体现了灵活协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江苏省政协提供了场地，南京市的公共机构确保了规划审批、土地征用和遗产鉴定，1912集团作为运营商将民国风格重新包装为“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来源，为总统府附近的民国建筑群提供了文化消费的理想背景：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是南京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之一，最杰出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齐聚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国总统。土地商品化进程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的场所。以1912年南京民国时期的建筑为例，土地商品化促成了企业文化垄断的兴起：UCMR-I：南京1912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靠近前总统府，而且它的故事讲述了中华民国的起源及其与民国历史的联系。无论1912是模拟的还是真实的遗产建筑，都体现了对民国的怀旧。UCMR-II：江苏省政协垄断了该地区的土地租赁和重新开发决策，而1912集团只是该项目的运营商。因此，江苏省政协有权向1912集团索要租金。

“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对建成环境最重要的影响是，“南京1912”所涉及的合作伙伴通过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获得了共赢，从怀旧空间产生“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在这种伙伴关系中，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履行职责时都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私营部门需要确保自己可以从怀旧的商品化中产生利润，而公共部门通过获取租金来分配土地收入。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所有利益相关方都通过1912品牌打造了一张城市名片，在南京营销民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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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的过度复制和品牌泡沫

      随着1912品牌的升级，其创业文化垄断加剧了当地政府以民国风格扩大资本主义复制品的愿望。与此同时，邻近城市竞相投资于市中心振兴项目和新区开发，这帮助1912集团在“南京1912”成功的基础上扩大了利润空间。此外，地方政府希望在南京和周边城市进一步积累资本，消费市场已经扩大。

然而，随着怀旧拟像市场的扩张，品牌泡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虽然南京1912表现得很有效，但1912品牌过度复制导致了无处不在的拟像，破坏了原来地方的独特性，运营商利润降低。因此，就保护遗产的项目目标而言，失去地方的特殊性会导致失败，同时还会减少“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产量。首先，将1912品牌移植到其他地方的尝试通常不太成功，因为它们缺乏生产“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独特性，缺乏相关的真实遗产来讲述民国怀旧的故事。其次，1912集团将1912概括为中华民国连锁品牌，将该品牌转变为企业象征意味着侵蚀了1912的地方性。第三，“南京1912”也被南京其他怀旧地方所模仿，但都出现了品牌泡沫，因为过度复制破坏了遗产的稀缺，降低了“城市文化垄断租金”的利润率。第四，对UCMR-II的收取和品牌的过度复制挤压了UCMR-I的利基。UCMR-II作为必要的费用会降低运营商的UCMR-I实际利润率，运营商可能会通过提高租金将成本转嫁到个体企业，这都会加剧了品牌泡沫的危机趋势。

“南京1912”建立了一种鼓励消费的虚假的民国文化意识。这是中国城市的典型商业再开发，当地政府优先考虑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国家创业精神下的规划-市场协同效应使当地政府和投资者能够建立租金诱导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遗产改造成怀旧空间，利用文化引领城市更新，使商业再利用合法化，而与商业无关的历史背景则被忽视，这种做法偏离了理想的遗产保护做法。在品牌怀旧可以产生回报的领域，投资者往往会继续扩大市场，这导致了过度复制的危机。归根结底，品牌泡沫的出现是因为过度复制，不仅降低了怀旧空间的利润率，还使地方认同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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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南京1912”是以遗产建筑为基础推动经济振兴的成功案例。首先，“南京1912”的“城市文化垄断租金”主要来自民国时期丰富的文化资产，地方特殊性转变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其次，灵活协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获得了共赢，从怀旧空间产生“城市文化垄断租金”。

然而，“南京1912”应该被视为基于怀旧消费而不是历史保护的商业地产再开发。1912集团的1912品牌企业化的战略；1912品牌的过度复制，“城市文化垄断租金”回报减少；民国风格被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所操纵，庸俗化了品牌独特性和真实性；UCMR-I和UCMR-II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这都给1912造成品牌泡沫危机。

最后，遗产更新不应被视为商业重建的从属象征。虽然遗产再利用项目的经济效益很重要，但遗产结构是非经济价值的空间表现，反映了城市各种历史、文化、美学和人文景观。因此，遗产的再利用有赖于参与该项目的行为者之间就多种价值观进行谈判。即使遗产保护的做法与其最初的意图不同，重建项目也必须建立在当地的背景下，而不是制作庸俗的拟像。

【推送：广东靓女】

【校对：五山邓肯老师】

【编辑：陈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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