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听许倬云先生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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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于美国匹兹堡和中国朋友们畅谈中国朝代的兴废，及世界历史上大国之盛衰。我自然无缘与会了。然借助《大国霸业的兴废》一书，我就轻松超越时空，成为其中之一员，且一场谈话也没拉下。不仅此也，许先生的《现代文明的成坏》《中西文明的对照》《文明变局的关口》《台湾四百年》也被我通读一过，感触自然也就不小。今日得闲，也将许先生所说给大家转述一番，一者引起大家亲炙许先生的兴趣，至少，借此可窥见许先生学问之一斑也。
许先生所谈之历史，说大也大，古今中外，全包在内；说小也小，不过中国史与世界史。下面便话分两头，分别表来。
关于中国历史
谈中国历史，自然绕不开孔孟之道，自五四喊出“打倒孔家店”开始，许多人把现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结为孔孟，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许先生的表述：
明代科举以考核举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为主，但是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君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念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明代科举所用的四书五经是挑选过的简本，删除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子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子选取的举子，当然都是今天所谓的“乖乖牌”，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清代完全承袭明代的科举制度，也承袭了明代对儒家思想的僵化控制。本来是以人性为主，强调人格也强调公平正义，具有革命性的儒学，从此以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这一印象一直延续到“五四”，儒家一直被人看作维护官家权威的思想系统，真是冤枉了孔子、孟子。（《大国霸业的兴废》第六章《明清：最专制的中枢神经》）“明太祖甚至将《孟子》中的一些章节摈除于儒家经典之外，就因为《孟子》秉承了战国时代高张的人文精神，主张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中西文明的对照》第九章《结论》）
根据我的阅读与理解，我觉得许先生此说甚为公允。
而正是“思想封闭使明朝走向覆灭”，许先生认为，“这种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有明一代读书人思想范围的狭窄和偏颇，他们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读书人那样，只会按照固定的题目做没有原创性的文章。他们对‘四书’的内容甚至并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诵范文，就可以应付考试”（《中西文明的对照》之第七章《中国的封闭与西方的开放》）。“从明代以后，六七百年间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的不再是有独立精神的儒家学者，而是只知背诵一套答案的书呆子，一群没有独立思辨能力，只知为皇权服务的仆役。这一‘天下国家’的结构，就只剩了法家的管理制度，不再有儒家的人文精神与之制衡”（同前，第九章《结论》）。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问一声：今日之应试教育，与当年的科举考试又有何区别呢？
当然，长期的思想封闭必然造成反弹，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及李贽、何心隐、王艮等一批思想家。身为一名知识分子，许先生也对明朝后期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三致意焉：
明朝后期，宦官专政，引起士大夫的普遍抗议。东林党和复社，都是大批对现实不满的读书人组成的抗议集团。他们前仆后继，批判现实政治。虽然号为“反抗宦官专政和奸臣专权”，但实质上，他们反抗的是保守而桎梏的现实。东林党、复社运动延伸到明朝晚期，形成中国前近代史上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同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钦佩”二字来评价东林党人与复社运动。接下来作者又谈了明亡后知识阶层的反思，其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和我们的某些教历史的左一个“康乾盛世”，右一个“康雍乾盛世”不同，许先生对清朝的评价非常之低——“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专制独裁、封闭保守，还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为奴，不容许任何挑战现实的想法。明末清初这些深刻的思想，没有被官方接受，官方甚至不允许这些思想在民间流传”（同前）。言及至此，许先生长叹一声——
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演变，到了明清之际，长期的传统已经衰败，再生的生机也被扼杀。清朝一代，虽然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只是消耗了几千年的文化，没有给予其重生的机会，更没有具备继长增高的资源和环境。中国文化的毁灭，可说就在“明社既屋”之时。言念及此，为之扼腕（同前）。
除了扼腕，还有什么话好说！那些热衷于拍摄清宫戏者，真应该好好读读这段文字啊。
而大臣们在朝廷之上的情况也颇能说明些问题。“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同前第八章《现代以前：三百年间的差距》）。大臣在朝廷之上或坐，或被廷杖，或下跪叩头之演变历程如此。但我们绝不可因为明清的皇权专制而造成国民之奴性，就笼而统之对中国历史一笔抹杀，认为中国人自古如此，奴性十足。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十分反感有些人动辄就说中国古代历史是“封建专制统治”，他认为各个朝代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要具体分析与对待。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官员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例子。清末状元张謇当官后，一次天降暴雨，积水没过脚踝，此时慈禧太后从颐和园游园后回皇宫，乘辇过来，众大臣于大雨积水中下跪行礼迎候，而慈禧对此视而不见。张謇跪在后排，看到前面白发苍苍的官员，也十分困难地跪在积水中迎候，心中不是滋味。据说他就是受此刺激，而辞官回家乡经商的。
但即使统治者专制蛮横如此，辛亥革命一声枪响，还是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和中国同时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瓦解了，而中国居然能逃过瓜分和覆灭的危机，作者对比了这两大帝国后认为：
中国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从这些人中，出现了清朝末期的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他们共同努力，在国家危亡时刻，支持东南督抚以东南自保的名义，保住了中国不受八国联军瓜分；在学术上，这些人和其后代锲而不舍，努力引进现代世界的思想和制度，并且设法将中国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反过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以教士作为文化的传承者，而不是学者。清朝三百年来，扼杀中国儒生的气节和志业没有成功，还是这一些学者士大夫，以文化的力量挽救中国于灭亡，也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这工作还没完成，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前，第八章）。可以这么说，在此历史转折之关键时刻，假如没有这么一批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儒家士大夫，则我们可能就将国将不国了。阅读至此，能不对张之洞、盛宣怀、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等充满敬意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重要如此，今日身为知识精英者，闻先生此言，可不警醒乎？可不努力乎？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清初，“在清兵入关的同时，英国的议会和国王之间在国王征税的权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议会民军在克伦威尔领导下，击败了皇家军队，而且以会议审判，判决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权力废除君主的权力”。中西自此拉开了差别。那些持康雍乾盛世说者可以休矣！
不得不承认，听许先生一番话，再对照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蒋梦麟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与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会发现我们的历史实在学得不够好，受意识形态影响太大，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于认清自己与认识世界，均无益处，反而害处多多。
关于世界历史
说起西方历史当然不能不说希腊历史。和众口一词赞赏古希腊文明不同，许先生认为“历史常常过度赞美了希腊的文明程度”，他认为：
希腊文化终究还是一个武勇的文化，是侵略和扩张的文化。希腊人的移动性极强，每个城邦都尽量向外面殖民，联系的向心力是利益。在扩张过程中，他们不断奴役其他种族的人民——战争的俘虏便成为奴隶。在这一点上，历史常常过度赞美了希腊的文明程度，我们一定要注意，希腊文明是构建在压迫和侵略的基础上的，百分之八十的服役人口，支撑了一个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统治群，才有如此优美的希腊文明。仔细想想，这样的文明，说不上公道（《中西文明的对照》第二章《中、欧上古政治制度的比较》）。
生平第一次，我读到了对古希腊文明的批评。你呢？
在谈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当特洛伊最正直、最勇敢的王子赫克托耳被希腊大将阿喀琉斯击败，尸体被拖在马车之后巡城数周时，先生这样写道，“这种胜利者最卑鄙，失败者最正直的故事，却是其他文化的史诗中很难一见的成分”。的确，我们的历史中，最常见的便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作者泚笔而下，“若是跟随着荷马史诗分析的话，也可以说希腊人辉煌的战功和历史上的扩张乃是出于欲望，欲望转变为自私的动机，然后又激发出强大的动力。这种性格观念和文化特质，同本章前半部分所说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呈现的道德观念相比，确实天差地远。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这一战斗群侵略、掠夺的特色，也许就是欧洲人能够发展为今日文明的主要原因”（同前）。原来如此！
在《文明变局的关口》第十五章中，作者明确写道：
我认为，当年进入欧洲的所谓“蛮族”，归根结底都是凭武力掠夺和侵略的战斗部落。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基因下，这些白种人的国家不过是将当年战斗部落的掠夺性转换成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性。
至于韦伯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亦即“韦氏原意是用加尔文教派神恩预定论——为了证明自己蒙受神恩，就必须努力工作，以体现神的恩宠——来说明因使命感而发挥的工作潜力。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时，最得势的基督教教派便是加尔文派。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早期资本家投身事业时全力以赴。也因为有这种使命感，他们才会以‘成功’（赚大钱）作为人生的目标”。但是作者并没有人云亦云止于此，而是更进一步，谈到“这一欧洲特殊论和欧洲中心论，都故意地忽视了巨大财富累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钱：以不人道的方式获得无偿的劳力，在本来不是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和聚集财富”（《现代文明的成坏》第九章《欧洲近代国家的殖民和掠夺》）。作者在这儿指出的是“美洲殖民与黑奴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因”，具体来说，便是西班牙、葡萄牙劫持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买卖奴隶；法国人、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与扩张；英国、德国瓦解奥斯曼帝国，东印度公司瓦解印度次大陆上的莫卧儿帝国；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法国在远东取得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等；美国用武力取得西班牙人曾经据有的美洲西岸，及以欺骗的手段取得了夏威夷，也用武力取得了西班牙曾经拥有的菲律宾等。作者总结道，“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几乎都变成了白人的殖民地了。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欧洲人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许多特权”，“除了日本分占一杯羹以外，全世界的财富都归欧洲白人所有。后面我们将叙述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开疆辟土以及掠夺人口，也不可能如此顺畅的发展”（同前）。
其实，关于这一点，大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也有涉及：
让我们拿这来对比一下我们世界这部分已经开花、而尤其是从事贸易的那些国家的不友好的行为吧；他们访问异国和异族（在他们，这和进行征服等于是一回事）所表现的不正义性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自从一经发见就被他们认为是不属于任何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这里的居民当作是无物。在东印度（印度斯坦），他们以纯拟建立贸易站为借口带进来外国军队，但却用于进一步造成对土著居民的压迫、对这里各个国家燎原战争的挑拨、饥馑、暴乱、背叛以及像一串祷告文一样的各式各样压榨着人类的罪恶。
中国和日本已经领教过这些客人们的访问，因而很聪明的中国是虽允许他们到来但不允许入内，日本则只允许一种欧洲民族即荷兰人进来，但却像对待俘虏一样禁止他们与土著居民交往。
康德在此文之《附录》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哪怕世界消灭，也要让正义实现。”由此可见他对上述国家之非正义殖民统治厌恶到何等地步！此段文字正好可以呼应许先生的论点是也。
作者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利弊看得格外清楚。他看到，“在政治方面，无论是民主或集权国家，都发生了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也就是金钱腐蚀了政权”（《现代文明的成坏》）。而现代文明的中心价值——理性和人权，在今日之西方，“‘理性’本身，似乎仅仅是一个无根的观念”，“欧美学术界罕见有人追问有关终极关怀的大问题”，而“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却没有在东方扎根”。举目所及，“整个世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虚无和冷漠，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虚无和冷漠，无助于重建终极关怀”。
但先生毕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充满感情。他难以忘怀的是“中国人在接受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逐渐遗忘了。今天，两岸中国的大学课程都是英美大学的翻版。犹如邯郸学步，我们真的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同前《后记》）。但先生就依然对中华文明前景充满希望——
毕竟，中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东方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经验，其中有不少深厚的文化精髓，很值得我们选择、采撷，并纳入新文明之中，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邯郸学步，并不需要抛弃那些不朽的精神资源。这一筛选、改组和诠释的工作，也是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却也是最不容易进行的任务。不过，中国人必须如此做，不但是要自觉地做，而且是要努力地做。中国不能够自满于今天获得的财富，更不能自满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上的地位。中国应该更往高处看：所有人类，包括中国人，都将合组一个大家共有的人类社会。在世界共有的文化之中，中国几千年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经过创造性的转移，人类文化之中的东方部分，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彼此融合为一，变成全世界的未来文明（同前）。
希望先生的话不要落空，而这需要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努力。
二O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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