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我为宋庆龄拍照的日子
中国外文局自成立以来，随着书刊及对外宣传事业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优秀记者编辑加入，他们为我国外宣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选编了一些外文局历史上的优秀记者编辑的回忆文章，与大家分享。
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中国外文局所属今日中国杂志社原主任记者周幼马撰写的《回忆为宋庆龄拍照的日子》，该文主要讲述了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世最后10年间，作者担任其私人摄影师的经历。作者周幼马是黎巴嫩人后裔，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马海德（乔治·海德姆）之子。上世纪30年代，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去陕西保安访问。周幼马1943年出生于延安，1991年入党。从1971年起，即在中国外文局《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宋庆龄（左）与周幼马（右）。
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的那10年——也就是她老人家在世的最后10年。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已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3年多，但与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还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劳动锻炼。但是我很幸运，宋庆龄知道了我的情况，她要看我的摄影作品，可能是由于我没有紧跟当时那股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选送去的多是风光、人物等艺术作品，我被她老人家看中了，让我做她的私人摄影师。
不久，她又推荐我到中国建设杂志社（现为中国外文局所属今日中国杂志社）担任摄影记者。从此我就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为宋庆龄拍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她是一位对人对已要求很严格很认真，又很仔细的老人，对我也不例外。因此，我并不是马上就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作了大量的调查，从她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首长（大家都习惯地这样称呼她）的爱好、脾气等特点，以及她的前任摄影师的工作情况。之后，征得她同意，我跟随她拍摄了一些日常生活的镜头，整理出来印成样片请她评论。
经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我就可以按着她老人家要求的角度、光线、姿势以及神态，开始为她拍照了。每当我送去为她拍摄的样片和底片，她总是关上门，一个人在办公桌上用放大镜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上几遍，然后选出满意的，亲自写信告诉我放大多少张，每张放多大尺寸，同时还告诉我哪张要注意什么等。并且，从来没有一次忘记附上钱。尽管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这是在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暗房里制做的，不需要收费，可是每次都得按着她的意愿把钱收下。
每当逢年过节，她经常送给我一些小礼品，如钢笔、看底片用的放大镜，以及给我孩子的小玩意儿等，还请我和我的家人与她欢度节日。她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是这样。
宋庆龄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位国家名誉主席，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是，她却从来不愿意宣扬自己。在她去世后，人们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她将我为她拍照的底片全部销毁了。她的亲友为了得到一张纪念照，只能以她生前保存或送给友人的为数不多的照片去翻拍。我为她与许多中外人士拍摄的生活照、纪念照，若不经她同意赠送，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的。就连与我的家人合照的，也不例外。
宋庆龄非常愿意让我为别人，特别是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拍照。我为她的警卫员、服务员、医生以及厨师几乎都拍过照，而且不止一次。有一次我接到紧急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宋宅，因为一位厨师在宋宅院内的池塘里钓到一条10多斤重的草鱼，首长要我拍摄鱼和钓鱼人的合影。在我拍照时，偶然一抬头，发现首长站在楼上窗前正看着我，好像是在观察我是否尽心做这件事。当然晚饭时，我们全家也都品尝了美味的鲜鱼。
一个秋天假日的早晨，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要我立即带上相机去宋宅。原来是陪同首长去游香山看红叶。这是她10年中很少有的活动。到了香山，一下车她便对我说：“今天不要给我拍照。”她指着随行人员说：“多给他们拍些，去玩吧！”
多么美的秋天呀！满山遍野迷人的红叶，首长又是那么高兴，我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为首长拍照的极好机会。我就把相机挂在胸前，镜头对准她，眼睛看着旁边，一下一下地按着快门。她发觉了，指着我说：“幼马，你的照相机在响！好看的红叶在那边，快去拍红叶！”这时，我才发现我的眼睛原来背着红叶而向着一堵墙。
也有她老人家高兴拍照的时候。有一年，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中国建设》的领导人希望这一期杂志用一张宋庆龄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这任务当然落在我的头上。我马上写信给她，提出请求，告诉她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孩子与她在一起，并有好多鲜花为背景。这次，首长配合得非常好，她和孩子们在花丛中是那么高兴，直到我的胶卷都拍完了，她还不愿意离开。我说：“首长累了，请进去休息吧！”她却说：“谁说我累了！我还要再加上鸽子照一张呢！”
了解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她生活中最喜欢的是孩子和鸽子。她有这样的本领：一吹口哨，她喂养的鸽子就会飞到她手上、肩上。想到这些，我欣然从命。不过，这次首长与鸽子的合影没有拍成。因为鸽子没有飞到她身上，不管她怎么吹口哨，鸽子还是“咕咕”地原地打转。她叹了口气说：“是我喂它们太少了，和我不亲了。”据我观察，可能是因为我脖子上挂着一堆照相器材，闪闪发光，把胆小的鸽子吓怕了的缘故。
虽然如此，我与首长还是非常高兴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她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一起，看着洁白的鸽子自由飞翔，心中充满了喜悦；我心里想着今天拍下了这些难得的照片，会得到总编辑的夸奖而由衷地高兴。
最使我难过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宋庆龄主席得了重病，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住进宋府，白天黑夜轮流值班，不停地用相机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在这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建筑物里，已失去了往日欢乐的气氛。它变成了一座临时医院，一座中国最高领导人看望垂危中的宋庆龄的大客厅。
医学专家们的脸上显出非常紧张的神色，国家领导人的脸上显得十分难过，我是又难过又紧张。每天我要不断地拍摄人们看望、问候、治疗、会诊的镜头；拍下几百个“红领巾”前来探望宋奶奶的镜头；拍下来自全中国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慰问信、电报；拍下从祖国各地寄来的药方和祖传秘方；我还拍下了一支庞大的自愿献血大军的感人场面。
尽管专家们尽了一切努力，也没能挽留住她老人家。4年前（1981年，编者注）的5月29日，她安安静静地离开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为首长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和她的心脏监视仪。当荧屏上的光点拉平了，她的心脏永远不再跳动时，我流着眼泪真想把这些仪器和照相机全部砸了！10分钟后，在宋宅楼下大厅里，50多位中国领导人向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遗体告别，我难忍悲痛拍下了这个历史场面。
宋庆龄是我最敬爱的人。说实话，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论是白天或是黑夜，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我总下意识地感到：是不是她又在叫我去照相！
（原载《中国建设》1985年第五期）作者：今日中国杂志社原主任记者 周幼马-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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