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 挑竹板，穿林海，我报道少数民族故事的二十年

编者按：今天为大家推送一篇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李春生撰写的文章。作者曾在20年的记者生涯中，遍历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真实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群众鲜为人知的文化与生活，在甘苦交织的采访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春生，承担《人民画报》《中国画报》民族报道方面的工作，先后多次到西藏、新疆、云南、甘肃、青海、广西、宁夏等地采访拍摄，负责的“民族风情”专栏深受国内外读者好评。

人的一生很有戏剧性。1977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想不到会被分配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编辑部工作，从此跟笔和照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画报社，领导看我太“嫩”，先让我做编辑工作，了解画报的特点和性质。可我朝思暮想，总觉得年轻人应该像学游泳一样尽早跳下水去，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照相机去捕捉人世间发生的美好瞬间，以及祖国秀丽的名川大山。不久，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领导让我担负了民族报道方面的工作。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聚居在祖国版图的边沿地带，要去那里采访，甘苦可想而知。可喜的是我国民族众多，有的民族支系多达40多个，其服饰、饮食、文化等也多有不同，这就给我提供了广阔的采访天地。我出生于农村家庭，也许是从小受环境的磨砺与熏陶，赋予了自己坚韧好强、不怕吃苦的性格，要么不干，一干非干出点儿模样才甘休。▲云南元阳哈尼族梯田，摄于1979年。
记得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背上相机到了云南省红河县的哈尼族村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吃、住、行都很不方便。全县县长和书记才有一辆旧吉普车，他们经常下乡办事，这车哪有记者坐的份？无奈，我只有找一条竹板，挑上相机包和行装，沿哀牢山的一条泥泞小路去民族寨子，寻找我要采访的对象。经过一天的劳累，终于来到了只有六七十人居住的民族村寨。不过还好，总算有一间小屋，作为栖身之地。这里的清晨十分美，四周高山环抱，云雾缭绕，村寨时隐时现，真像一派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村干部为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专门杀了一头猪，每天是大肉蘸辣椒水加米饭，就是没有蔬菜吃，几天后，可能是缺少维生素，我牙龈肿得高高的，一吃饭就十分痛苦。但痛苦中也得到了收获，我第一次拍摄了不少民族照片。那里的妇女服饰独特，不穿裙子，只穿短裤，且赤足；但上身衣服却要穿三四件，多者达五六件，里长外短，层层叠叠。两侧胯间挂有银铃，走起路来发出悦耳的响声。▲《哀牢山中叶车人》，刊登于《人民画报》1983年第8期。这组题为《哀牢山中叶车人》的照片，第一次亮相于《人民画报》，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包括香港报刊在内的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了这些图片，不少记者接踵前往采访。一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少数民族走向了世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叶车人”的舞蹈艺术也被搬上了舞台，使观众耳目一新。这是我负责民族报道后的第一次尝试，我民族摄影的处女作居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成功的喜悦激起了我的满腔热情。对少数民族的那份感情，驱动着我继续拿起相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介绍他们的生活，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幅“羞拨”姑娘的照片。那是我在40多个彝族支系中最想采访的，也是寻觅多年的选题内容。我拿着这幅照片在云南跑了许多部门，但谁也说不出这个支系的确切位置。于是我坐上长途汽车到处追寻。经过几天的访问和打听，经过3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爬上了一座离越南不远的大山，终于找到了羞拨人居住的地方。一进村寨，人们见我满身汗渍、疲惫不堪的样子，互相叽叽咕咕地私语，仿佛见到了“外星人”。后来我才得知，我是第一位从山外来的北京记者，自然引起整个山寨彝族兄弟姐妹们的好奇，当然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这里没有电，晚上大家围着一堆篝火吃饭，他们杀鸡款待我，还一起畅饮玉米酒。在村里文书的翻译下，我们说说笑笑顿时变得亲热起来。山寨有山寨的情韵，民族有民族的欢乐。在一盏汽灯的映照下，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深深地感染了我，直至凌晨3时，在一床旧棉胎的陪伴下，我酣然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浑身是疱，奇痒难忍。但初生的太阳映红了山野，“羞拨人”奇异的服装让我着迷，我顾不得身上的难受，赶紧抓住时机一次一次地掀动快门。我取得了第一手真实生动的资料，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快乐。在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活动中，风餐露宿，不测风云是常常会遇到的。在西藏采访时遇到过泥石流，虽然是一瞬而过，但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时隔几年，我又遇到更为可怕的事情。那是1987年，我南下采访澜沧江的开发和利用。我们一行三人（包括司机）从西双版纳逆流而上，一直采访到与西藏、老挝毗邻的云南西北角的德钦县。其中在勐腊县的原始森林，拍摄一棵名叫“大板根”的珍贵树种时，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支持。他们派了两名林业工人，带上枪枝，背上干粮跟我一头扎进了茫茫林海。▲勐腊县热带雨林的名贵植物大板根，图片刊登于《人民画报》1990年第1期。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决不会想象得出，在亚热带的密林中，没有凉意，只有热浪，简直闷得人喘不过气，衣服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而且不时地受到蚊虫的袭击。原始森林没有路，只有深沟断壁和挡住去路的盘根错节的树木。要想深入进去，只有靠两位带路人用长刀开出一条小路，猫腰前进。在1米左右宽、3米左右深的一条沟壑前，我自以为身高腿长一步就能跨越过去，不料一条小指粗细的藤条缠住了我的右脚，一头扎进了沟底，脑袋左侧、左肘、左腿膝盖均碰到了石头上，立即渗出了鲜血，多亏我左手将相机高高举起，未受损坏，后来才得以拍下了世界珍贵的植物“大板根”。几天后，伤口结痂，只要一举相机，就裂口渗血，疼痛不言自明。一场惊险过去了，伤口也慢慢愈合了。可一场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自己。当我们踏荆穿棘，一路风尘来到镶嵌于澜沧江中游的澜沧地区，下榻于一座新建的宾馆四楼，刚刚吃过晚饭还未摆脱一天奔波的倦意，突然天摇地晃，床头柜上的东西顷刻摔在了地板上。强烈地震发生了！我们几个人猛然醒悟，冲出房门，顺着楼梯栏杆连滚带爬跑到院中心。我们还未站稳脚跟，又一次强烈余震袭来，如同山崩地裂，院内一片狼藉。我干脆坐在地上由他去。四周没有了电，一片漆黑，我们只好弄来了木材，燃起了篝火，围坐在一起。这场地震7.8级，余震达26次。在余震的间歇，我冲上楼抢出了相机和胶卷，以及部分行装，总算保住了用汗水、心血拍摄下的澜沧江珍贵的资料。▲《澜沧江两岸》第1期部分图片。这次采访，历时近2个月，记载了澜沧江的秀丽、怒吼，以及地震造成的损失，《人民画报》曾以《澜沧江两岸》为题连续3期作了报道。20多年来，我走南闯北，一年中有许多时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我曾住过傣家的竹楼、瑶族的吊脚楼、景颇族的木屋、哈萨克族的毡房，喝过苗族的牛角酒、蒙古族的马奶酒、侗族的打油茶，吃过藏族糌粑、彝族的陀陀肉、土族的手扒肉，……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广西、宁夏、贵州、云南等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云南是少数民族的“大观园”，那里生活着24个少数民族，所以我才有24次到云南采访的记录。这些民族兄弟的高尚情操永远留在我心中，至今还有许多民族朋友和我保持着友好的来往，邀我再去他们那里做客。我曾负责“民族风情”专栏，在《人民画报》上连载3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据统计，我采编的稿件共有160多组，发表照片1000余幅，拍摄的人物照片，多次在《人民画报》和其它刊物作为封面。许多照片被民族文化宫和民族博物馆收藏。▲《中国少数民族图典》，李春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画册，李春生主编。
后来，我离开了《人民画报》编辑部，被调到中国画报出版社负责图书编辑工作，但我仍然情系少数民族，一有机会就拿起相机，去追寻他们的踪影。我没有机会到台湾采访高山族同胞，但我得知全国第三届民族艺术节期间，高山族艺术团从云南来到北京的消息后，我背起相机就往中央民族大学跑，千方百计地拍摄了高山族各个支系的照片，这些照片均在我编辑的书中有所反映。经过多年的积累，我精心编辑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五朵金花的故乡》、《瑰丽的红河》等有关少数民族的画册。▲李春生自传《流金岁月》。

20年记者生涯中，苦也好，乐也罢，我始终坚信，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认定的目标就要靠自己的毅力，顽强地去追求。

作者：李春生（中国画报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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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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