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裔政协委员沙博理：重视参政议政、忠实履行委员职责
▲沙博理
在老沙的晚年，跟他见面多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老沙是我国最资深的政协委员，从第六届一直做到第十二届。当然，最后两年他将近百岁，已经很少到会，但与他同属新闻出版界别的委员每年“两会”期间都到他家看望他。春节时，全国政协领导人也专程到他家慰问看望。早年他身体好时，积极履职，勇敢建言献策。我记得有一年要求在公共场所戒烟的提案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那时，各个单位办公室里云雾缭绕还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得罪大多数，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提案，是非常具备担当精神的。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在办公楼里吸烟的现象。如果他尚健在，看到烟民在瑟瑟冷风中站在办公楼外吸烟，一定会既感到欣慰又略带同情。
我和老沙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1977年，当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是“五七干校”还在，我和老沙就这样在河北固安不期而遇了。那时的干校集中了一批外文局长期从事对外传播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早年的归国华侨，唯一的外裔专家就是沙博理。出于工作需要和学习习惯，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收听外台广播，讨论国际新闻，探讨中国的对外传播，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外翻译。
那时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是对传播中国文化充满激情，但又不知天高地厚；二是跟老沙等老专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混熟了，说起话来无所顾忌。一天晚上，我口出狂言，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翻译中文图书，而是改为直接用英文撰写。在场的中国同事都很给面子，什么也不说，只有老沙，严肃又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不要口气太大。你还不了解对外传播的真谛。你先要做好翻译，用英文写书难度要大得多。什么时候用英文写书，要看你今后的发展了。”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了老沙待人诚恳，直爽，对年轻人呵护有加。他的话让我头脑冷静，踏实下来，从此开始心甘情愿地从最简单的对外翻译和出版做起。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老沙径自来到我的办公室，掏出一个电脑光盘，说：“小黄，我写了一本书，是纪念马海德的，你帮我出版。”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又一本书的出版工作。从此，我跟他的接触更加频繁。我发现，他就是从翻译做起，完成了数十部书稿的翻译之后，才更多地转向通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他被誉为“红色经典中国翻译家”之后，“华丽转身”改为写作，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不说撰写的文章，仅用英文撰写的图书题材就十分广阔，从人物传记到经济改革，从中国古代刑法到中国的犹太移民。在他家里，我看到什么叫物理意义上的著作等身。如果把他翻译过的作品和撰写的著作放在一起，远远超过书架的高度。更与众不同的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国际交往网络，他撰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多个国家出版。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作家之一。
当然，作为一位老翻译家，他转入写作后也没有停下翻译的脚步。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常打电话询问，甚至把我叫到他家，向我了解“文革”中的一些说法和事件。我猜想，他可能是在写作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果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正在翻译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书英文版于2003年出版，这是沙博理生平翻译的最后一部图书，他反复的提问让我提前一步参与了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工作。
老沙是一位凝聚了中美两国文化的专家。他兴趣广泛，幽默机智，豁达乐观，坦诚直率。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是我认识的老年同事中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他70多岁时，还喜欢骑摩托穿街走巷，善于发现京城西餐美食。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领导派我去他家送稿件请他审阅。老沙戴着眼镜，正在大玻璃窗前焊接收音机里的电线。见我来了，老沙说：“正好你来了，我眼花看不清楚，你帮我焊吧。”说实话，在那天以前，我从来没有焊接过电线。可是，看到老沙需要帮助，我又不能不干。但是因为我技术不过关，电线是焊接上了，却把收音机后面的塑料壳子烫了一个大道子。那时的收音机可是贵重物品，闯了祸，我不敢告诉他，他也从没有提过此事。不知道他是真没有发现，还是心胸大度，放了我一马。
曾经一度我经常给别人转述针砭时弊的美国幽默笑话。有人问我是哪里收集来的，现在可以揭秘了，那些笑话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老沙发给我的电子邮件。
一个人的生命力体现在很多方面，是否对美食有兴趣是检验方法之一。随着老沙年事增高，我跟单位的同事和朋友说，老沙是我们的国宝，他的生日不一定追求隆重而一定要温馨。每年一到12月，我们就问老沙喜欢到哪里吃生日宴，喜欢吃什么。老沙会爽快地做出选择，有时候就是他在媒体上发现的北京的某个西餐店。每到聚餐的时候，总是笑声不断，其乐融融。高兴的是他，宽慰的是我们。
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快乐时光越来越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机会越来越少。然而，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的是老沙书架上那一部部鸿篇巨著，眼前反复闪现的是他慈祥又带幽默的笑容，耳边不断回荡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声。多少年来，我们两人一见面总以“young man”（年轻人）互称。在我心中老沙青春永在！
作者：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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