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人民中国》诞生记
编者按：1950年1月，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创立，人民中国杂志社由此起步。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日文版《人民中国》创刊。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下，日文版《人民中国》在日本公开发行，为打开中日民间交流渠道，扩大日本公众对华了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作者张彦于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外文局工作，参与筹备《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的出版工作。
1950年1月1日创刊的《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它首先以英文半月刊形式出现，对外报道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对外政策。次年增出俄文版。1953年出版日文版。其后，为适应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宣传的需要，1958年先后增出了印尼文版和法文版月刊，后者主要针对非洲法语地区。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英文版于1957年底宣布停刊，由新创办的政治时事理论周刊《北京周报》（原名PEKING REVIEW，后改为BEIJING REVIEW）接替，以适应中国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的客观形势，更及时地对外反映中国的各项政策观点。这一决定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同。他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即听到外国记者抱怨不能及时得到中国信息和文件的英文译本，只能从每半月出版一期的《人民中国》中读到。
与此同时，俄文版停刊。随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我国对外书刊出版布局的调整，印尼文版和法文版分别于1964年底和1963年停止出版。日文版《人民中国》不仅没有停刊，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宏伟桥梁。
《人民中国》并非初生儿，它的前身有两个。一个是在国共和谈期间，1946年5月，由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以英文出版的《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担任主编的是龚澎同志。因为它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真实面目，刚出3期即被查封。
另一个是1946年底在香港创刊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仍由龚澎主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刊物实际上成为中国解放区对外的唯一窗口。
在当时的香港，尽管工作条件十分困难，从编辑、翻译到出版、发行只有六七个人，但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远销世界各地，深受读者欢迎，文章经常被当地报刊转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这个刊物派记者到北京采访报道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同时着手筹备《人民中国》的创刊。《人民中国》问世后，《中国文摘》随即在1950年2月号上正式宣布停刊，并言明将发行关系转移给《人民中国》，由其继续为读者服务。
我在以上两个前身都曾担任过编译工作。到1949年8月底，我和同在《中国文摘》工作的车慕奇同志和沈野同志一起奉组织之命，调往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当时，为了安全驶过台湾海峡，我们只能乘挂着外国国旗的“华安”轮前往青岛，再转北京。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著名作家萧乾和他的夫人及孩子。在香港时，萧乾经常为我们改稿。我们一到，立即与在乔冠华和刘尊棋同志领导下正在筹建国际新闻局的同志们会师，全力以赴地投入《人民中国》的创刊事宜。
当时，中国的外文印刷设备大都集中在上海，在北京的外文印刷厂未建立前，《人民中国》要创刊只好转弯抹角求助于辅仁大学印教科书的印刷室。在这里管事的王华堂先生听说是为了创办新中国第一个英文刊物，把手边的活通通放下，为这项头等任务让路。《人民中国》创刊号就在这个简陋的印刷室里如期诞生了。每一个投入这项工作的同志拿到第一期杂志时都热泪盈眶。
创刊号问世
《人民中国》创刊号系16开本，封面是红色套版印刷（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简单的），报头以五星红旗为背景，嵌入白色中英文刊名，中文刊名用的是毛主席的手迹。当时，毛主席正忙于建国大业，我们不忍心去打搅他亲笔题写刊名，只好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两个报头中摘取。封面下端，特别以红底白字显著地标明：“北京出版”。封面上压的3篇重点文章是：
《托列旦诺：我看到了新中国》
在创刊号的《致读者》里，编者开宗明义宣布：“本刊以增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进步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宗旨。每月2期，我们将通过本刊篇幅，向读者报道业已从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那就是向您介绍人民的中国。”当时，正值斯大林70寿辰，而毛泽东主席的这篇文章是10年前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在延安所写。为了表达中苏友谊源远流长，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人民中国》在创刊号上以外文形式首次发表这篇重要文章，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高度重视。第二期刊出的主要文章有：宋庆龄的《苏美外交政策之区别》，茅盾的《东欧文学在中国》，胡绳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10周年》，李立三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在随后的杂志里，像冯友兰、费孝通、钱俊瑞这些专家学者的作品时有出现。由《人民中国》记者执笔的文章多半是那些只能亲自采访或综合编写的特稿。不少同志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只谦虚地署以笔名，以致有的至今难以查明出自谁的妙笔。作家萧乾担任杂志社副总编辑兼社会组组长，除了参与全面领导和忙于审稿，有时也亲自采访。他为杂志写的报告文学《她们重见天日——记北京的妓女改造》和《土地回老家——记湖南回龙乡的土地改革》（连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后者被译成多种外文出书，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生动课本。在50年代初期，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被各国读者视为认识新中国的最权威和最可信赖的渠道，它为沟通中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领导的关怀人民中国社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局前身）所属的一个机构。当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国会街的大办公室举行国际新闻局的任命仪式，亲自宣布任命从局长到办事员的全体干部。《人民中国》由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兼任总编辑，萧乾任副总编辑，我任编辑主任。1951年，由于乔冠华去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改由副局长刘尊棋兼任总编辑。随后，又增加陈依范和张彦为副总编辑。胡乔木同志特别重视《人民中国》杂志，经常给我们提示选题或者创造条件让记者去接触一些重要的信息来源。1950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史巴诺作为中共中央的客人来华访问。乔木同志认为，这是一个了解我国全面情况和政策的大好机会，亲笔批示让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参与史巴诺对几位领导同志进行的访问。因此，我有幸听到了李立三谈中国的工人运动，薄一波谈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工作，安子文谈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些谈话都是开诚布公的，一谈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对我来说无异于上了几堂最重要的大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为后来主持编辑部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胡乔木同志对《人民中国》的关怀最集中地表现在他1953年8月亲自为杂志制定编辑方针。《人民中国》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编辑部人员大多受过西方教育，有的还是资深新闻工作者，大家均用英文写稿。负责改稿的陈依范和爱泼斯坦同志也都是具有丰富西方新闻工作经验的专家。因此，这本杂志很快就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次年增出俄文版时，以为只要将英文译成俄文就可以了，因此只聘请了几位懂英文的白俄译者。谁知试刊后，在北京的一些俄文界人士为之哗然，认为这不仅仅是俄文水平问题。为此，乔木同志迅速在中南海召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出席会议的大多是中国当时的俄文权威。据我记忆所及，其中包括师哲、张闻天、李立三、陆定一等领导同志。会议的结论是：立即请苏联专家来参加工作。第一批请来了以东方学专家泰洛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共五人，包括一位校对专家。开始工作后不久就发现，根本的问题是：不能用统一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世界的读者进行宣传。一篇英文稿件被译成俄文，必经苏联专家大加修改后才能用于俄文版。这里存在的不是文字翻译问题，而是宣传不能不看对象的根本性问题。例如，苏联专家要求“每篇文章都必须有一个政治性的结束语”。而英文专家恰恰相反，一再强调：“要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二者难以兼容。于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不得不逐步朝着分道扬镳的方向发展。胡乔木同志将《人民中国》的方针问题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并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人民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杂志？很难以设想。因为还没有一个性格与之完全相同的杂志。自从英俄文版分道扬镳以后，就各走各的路，但至今这个刊物的个性还未稳定，因为力量不足以使其稳定。”但是他认为，“不是几句抽象的话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并没有就此宣布几条原则方针了事，而是就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做提出一系列具体意见。1、关于中国现状较有系统的、非常生动的报道：这种报道范围较广，包括工业建设、农村生活、贸易、教育等，也包括部分时事文章。2、关于中国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一直了解得不太清楚，知识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3、关于中国的科学、文学与艺术的介绍：可以介绍一些中国的科学成就，应考虑到外国读者的兴味，也要视其本身价值而决定。有计划地介绍一些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但必须有漂亮的翻译。胡乔木同志甚至为我们设想好了文章来源：
1、中央负责同志、部长和专家：关于中国现状的权威论述，可以请作者改写，或编辑部改写后经作者同意。部长不一定是好的作家，如果他找秘书代笔更不一定会好。组织稿件的眼光应放宽一点，在各层干部中间可以写文章的人是有的，编辑部应积极把他们组织在自己周围。
2、积极分子——作家与教授：必须把这些人培养成为《人民中国》的经常作者。要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周围。请他们写文章，必须与他们商量好题目、内容和长短。这样的作家、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组织二三十人。
3、编辑部自己：除了培养自己的编辑人员外，编辑部还应该训练出自己的评论员来。主要是向外面组织特约的优秀评论员，不必去登《人民日报》的社论。
今天编辑部的力量是弱的，我们应该善于组织社会上的写作力量来为《人民中国》服务。约稿时应非常礼貌殷勤。文章刊出后有什么反应，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应及时地反映给对方。胡乔木同志这一席讲话，后来经过整理就形成了指导《人民中国》继续前进的编辑方针。直到今天，胡乔木同志的这些意见，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那时候，为了加强对外宣传，中央组织部从各地党报调来一批编辑记者充实当时业已由国际新闻局改组而成的外文出版社。1952年底，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THE SHANGHAI NEWS）在完成其历史使命（留沪外籍居民陆续外迁）之后停止出版，编译出版的业务干部全部调往北京，分别被派到外文出版社、新华社对外部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分到外文出版社的干部中，一部分人补充到《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为适应不同文版的不同需要以及干部条件的较大变化，《人民中国》逐渐开始实行中文定稿，采取各文版大同小异的方针，并一度成立“稿件供应部”为各文版提供稿件。由《人民中国》各文版分道扬镳引发出来的实质问题是：以统一的内容和手法去向不同地区、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的读者进行宣传，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要作根本性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但只能从实际出发走内容大同小异的途径。革命大家庭《人民中国》英文版创刊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但又百废待兴，人人都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在新建立的国际新闻局，土生土长的，从外地来的，从海外满腔热情回国来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新中国的对外宣传搞起来。当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分大、中、小灶不同待遇，以小米计算的零用生活补助亦相应有所区别。政策明确规定，对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专门人才，应给予优厚待遇。因此，在同一个食堂里，一些对当时艰苦生活尚未完全适应的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吃的是比较好的小灶或中灶，而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却在大灶席上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在分配宿舍住房时，党员干部一般都是住得最差，谁也不计较。尤其是搞对外新闻报道这一行，更加迫切需要海外归来学有专长的学人，怎么不应该厚待他们呢？《人民中国》初期只有十几个人，除了忙于每半月出1期杂志，还要应付随时可能来的突击任务。记得1950年冬，伍修权同志首次率团前往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第七舰队侵犯我台湾海峡，那个著名的长篇发言稿就是《人民中国》和编撰处的几个同志连夜翻译的。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后，时任《人民中国》总编辑的乔冠华和编辑组长段连城，也都被调往板门店支援前线。在那些日子里，编辑部的人个个简直像得了“工作狂”的病症，吃饭睡觉都在想如何搞好这本杂志。下班后、节假日、彼此串门聊天，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起工作来就没完没了。尤其是在银丝沟宿舍这个《人民中国》“大本营”里，住着萧乾、徐迟、段连城、柯家龙四家人和我与车慕奇两个单身汉，再加上美国女专家葛兰恒（BETTY GRAHAM）。一到晚上，不知谁家就会变成了“会议室”，继续讨论工作，有时连美国专家也卷进来了，直至深夜。那时候整个杂志社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亲密无间。遇上加班加点，总有人想到给大家准备夜餐。直到1957年“整风反右”以前，这个集体里一直保持着和睦友爱和相互信任的气氛，至今还令人无限向往。和今天相比，那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差远了。最初，在国会街口字楼和羊市大街办公时，屋子里挤得一塌糊涂，打字机的声音相互干扰，但是大家还是干得红红火火，谁也没有在意。工间操时间，院子里有打排球的，有做广播体操的，也有人趁此过过烟瘾，有的则神聊一通。办公室有时也会传出洪亮的歌声，那是在学唱革命歌曲。那时候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谁也没有怨言。羊市大街食堂的大师傅老韩，每天挖空心思到处采购，好让大家吃得又好又便宜。工会的积极分子也非常活跃，总是想方设法使苦日子过得乐呵呵。每到节假日，总有热心人出来组织郊游野餐之类的活动，参加的同志还特别踊跃，有的甚至全家出动，还携带自己家的风味菜来和大家共享。当时，这种活动留下来的照片都是黑白的，而且质量不高。然而，几十年后再翻出来却倍觉亲切，都想看看自己当年是什么模样，某某变了多少。随着时代的前进，由国际新闻局到外文出版社，到如今规模庞大的中国外文局，我国整个的对外书刊宣传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实际上同时起了培养、锻炼和储备干部的作用。在他们当中，不少同志被陆续调往其他外宣单位去担任各种重要的职务，单是担任局长、副局长或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的就达十余人之多。
难忘老战友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特别怀念那些为《人民中国》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已经离世的同志们。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两任总编辑乔冠华同志和刘尊棋同志。既是外交家又是国际评论家的乔冠华，在创办《人民中国》时，就给我们指出明确方向：对外宣传必须明确宣传的对象是谁，才知道怎样去做有效的宣传。他虽然有外交重任在身，仍然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为杂志写稿审稿，牢牢掌握着杂志的政治方向。尤其令人念念不忘的是，他每两星期总要给社里作一次国内外形势分析。大家听了无不感到豁然开朗，脑子里选题也就有了。一年后，由于乔冠华赴朝工作，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刘尊棋同志身上。作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先驱，刘尊棋同志给编辑部带来的是更细致具体的指导。在当时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的编辑人员中，从英国回来的方钜成用一流的牛津英语写出来的国际评论让外国专家叫绝。当时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杨友（原名杨友鸾）经常奔赴全国各地采风。任家桢的高超英文和高效率有口皆碑。曾经给北大校长胡适当过秘书的章苏调到《人民中国》后，如鱼得水，写出了一篇篇漂亮的文章。《人民中国》俄文版问世后，当时刚从苏联回来的施益生和邱静山同志就加入了队伍。后来都成了这本杂志的中流砥柱。尤其是施益生同志，这个在20年代即已在国外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主动要求担任处理读者来信的具体工作。他深知，与读者的密切联系是报刊的生命线。他对每封来信都认真对待，有时还请专家学者来回答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给年轻同志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沈江同志，在核对俄文译文时的认真负责劲头不亚于老前辈，甚至为了一句话的准确性不惜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以致有的翻译生怕自己的稿子落到沈江手里。50年代从《山西日报》调来的李泽民同志一到《人民中国》就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为了服从工作需要，他放下自己熟悉的业务，当上专职党务干部。在后来发展壮大的人民中国杂志社，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统帅全局的好社长，直到身患重病才离开工作岗位。在改稿专家中，进步的美国新闻工作者葛兰恒在《人民中国》创刊时就加入了它的行列。她来自华北老解放区，穿一身灰布列宁装，完全是老干部的打扮。她要求自己极严，经常改稿改到深夜。她身体不好，我们劝她注意休息，但始终无济于事。1995年离开人世的86岁的陈依范（JACK CHEN）应该说是《人民中国》的一个功勋卓著的元老。他的父亲是孙中山当大总统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他从小在英国和苏联受教育，成为著名的记者、作家、漫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回来为中国服务。经周总理批准，他被派到《人民中国》担任改稿工作。他拒绝接受作为专家的优厚待遇，坚持要和大家一样住宿舍、骑车上班。他从改稿、写稿到看最后的清样，经常加班加点，被公认为杂志社的“老黄牛”。到了后继的《北京周报》时期，他更成了主力军。大名鼎鼎的诗人、作家徐迟也是《人民中国》的元老之一。当时，除了担任文教组长并采写文章外，他还一度当过行政组长，而且是自愿担任。在杂志社里，徐迟的群众关系特别好。对于社里初期的混乱状态，诗人不能容忍，于是毛遂自荐要扮演一个“秘书长”的角色，把这个“家”管好。果然，在“诗人”行政组长上任后，社里面貌为之一新。在徐迟的长篇回忆录里，《人民中国》在羊市大街那一段生活，为他所十分眷恋。张彦：《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初创时曾任编辑主任-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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