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 《北京周报》办刊的天时地利人和
当年《北京周报》能取得成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首先，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历了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我国的国际地位节节上升。当时，挫败敌人的造谣污蔑，把中国的真相传播到全世界，是外交斗争的需要。一本权威性的时事周刊飞向海外，这是中央的决策。所以周报的诞生和成长是得“天时”的。
其次是“地利”。50年代，由于敌人的封锁，能够在华常驻或采访的西方记者屈指可数，来中国的外宾也不多。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所能达到的“受众”人数有限。各国进步人士和第三世界的政界要人渴望了解新中国。一本来自北京，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形式可亲，随时可查、快捷方便的权威性周刊，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周报取得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
仅靠以上两条还不够。还必须有主观条件，即全体同志齐心协力，为了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要把杂志办得既能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真实情况，阐明我国的观点和内外政策，又能为广大海外读者所喜闻乐见。这就是“人和”。要达到“人和”，当然要有一支政治上过得硬、业务上拿得起的队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认识问题，即杂志是对外的，它必须有别于对内宣传的刊物。照搬国内的一套，就会无的放矢，对牛弹琴，吃力不讨好；编出的杂志，写出的文章就会成为别人无法理解和欣赏的“独白”。而最好的宣传应该是“对话”。现代传播学讲究“受众”和“受众心理”。既然是对外宣传，就要了解外国读者的心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阅读习惯，包括他们对我国认识上的“盲点”和偏见，与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强加于人的“训话”。
外宣工作中讲“针对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要密切结合国外的实际，靠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去落实的。需要跟上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斗争的发展，对热点问题和读者的心态和兴奋点进行跟踪研究，随时调整策略，确定新选题，根据需要变换表达方式和方法。总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既要有高度的新闻敏感性，又要不断实践，精益求精。“针对性”的问题绝不是依靠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一劳永逸解决的。有无这种“对外观点”，走不走“针对性”的路子，效果大不一样。路子对，事半功倍；路子不对，南辕北辙，事倍功半。这是几十年外宣工作正反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这个道理应该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和充分加以阐述。
▲1963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出席《北京周报》创刊五周年庆祝酒会，席间与法籍专家戴妮丝女士亲切交谈。在座的有罗俊同志（左三）、杨承芳同志（左二）和戴妮丝的丈夫李凤白先生（左四）。（孙毅夫 摄）
《北京周报》在创刊阶段以及之后的5年中，只有一个英文版。它的针对性强，从选题、写法到编排，都尽量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口味，因而比较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种效果单靠翻译中文稿，尤其是死译，是难以做到的。不错，当时也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文章和外交部声明，但这些都是作为文件刊登的，主要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使用。（在当时信息闭塞的年月，这些研究人员更多注意内容和信息，对表现手法的好坏，并不那么计较）。而对于这类文件性的材料，普通读者是很少问津的。
当年《北京周报》有几位外籍专家。他们政治水平高，对中国友好并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丰富的新闻写作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经他们修改过的文章，既保存了原文的思想，又注入了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这不仅是英文流畅与否的问题，还必须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寻找合适的角度，善于用西方读者容易理解的逻辑和事实（包括适当引用西方报刊的材料）来解答读者脑子里的问题。当时《北京周报》的编排，包括标题，小标题和插图，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使之既有中国的特色，又照顾到西方读者深受西方新闻和美学观点的影响这一事实。
可能有人会说，《北京周报》初创时的作法，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当时有许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归国报效祖国，他们的外语水平不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所能达到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现在派出不少留学生，我们应该有魄力把他们培养成既掌握我国的情况和宣传方针，又懂得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且能够直接用外文写作的人才。退一步说，如果目前还不具备实行“编译合一”的条件，是否可以在局部进行试验呢？还有，是否可以实行“编译合作”，给译者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权力，在中文原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加工呢？是否还可以实行“三合一”，由编辑、翻译和外国专家合作，对稿件进行修改呢？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扫除无的放矢、令人费解的文章，改掉中文式的英文，这对提高《北京周报》质量和宣传效果会大有裨益的。
▲林戊荪（左一）与《北京周报》创刊元老和部分老专家合影。
“人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是上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当年，吴文焘同志作为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的领导，全力支持出版《北京周报》这项工作。早在1956年的长期规划中，他就明确提出过出版一本时事性刊物的设想。此外他曾多次谈过出版一本集纳性刊物的意见。《北京周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文章正是贯彻这一思想。此外，吴文焘同志一贯主张人事、行政和财务工作全社统一。这种体制，不仅可以减少层次，精简行政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使编辑部的领导得以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把编务搞好。没有这一条，《北京周报》组建时，干部的横向调动和后勤支持，都不可能实现。
同业的配合也是《北京周报》成功的重要原因。外印厂和国际书店是编辑部门的“下游产业”，没有他们的配合也就没有《北京周报》。他们把出版和发行《北京周报》作为政治任务对待，急我们之所急。遇到重大事件抢时间，加班加点。可惜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否则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1992年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接受《北京周报》记者专访后，为周报题词“中国之窗 世界之友”。（刘建国 摄）
至于社会上的支持，我举几个例子。首先，《北京周报》有个“社外编委会”，集中了许多宣传单位和有关部委的领导。他们为刊物出点子，通信息，是个不可缺少的高级参谋班子。其次创刊不久，宋庆龄、郭沫若、竺可桢等许多名流、作家、学者都曾主动为周报撰稿。宋庆龄本人还曾写信欢呼周报的诞生。再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外交部、地图出版社等兄弟单位给予了慷慨的援助。如新华社的资料室为我们提供无偿的服务。每次一个电话打过去，请对方核对某一事实，或寻找某方面的材料，或要求提供外国人名地名的原文或引语等，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效率之高有口皆碑。
▲林戊荪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左）介绍《北京周报》。
根据以上回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北京周报》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种媒体并存、外国记者云集北京的情况下，《北京周报》可以起哪些任何其他国内外刊物都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呢？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壮大，举世瞩目。然而，与此同时，反华舆论的逆流依然存在。我国仍然需要一本反映中国观点的时事性周刊这一客观事实并没有变。问题是《北京周报》如何去满足这一需要。
例如，作为时事性周刊，如何对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等等进行及时、准确而又是浓缩的（这方面应有别于中国日报）报道？作为权威性周刊，又如何就一些重大的、长远性问题（如人口、农业、国企改造、政府机构精简、依法治国、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还有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组织有翔实材料、有深刻分析的专题、论文、专访、答记者问呢？《北京周报》的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如我们对重大问题连续发表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文章，它的整体质量上去了，它的权威性必然就会被社会所公认。刊物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往日的“天时”“地利”不复存在，但新的“天时”“地利”正向我们招手。今天存在许多过去所无法想象的有利条件。如外文局在美、德、英、日均有自己的常设机构，应该能够及时提供有关对象国家报刊舆论和读者心态的大量信息；国内研究机构和学者涉及的课题有所扩展，可以为我们撰写有深度的稿件；可以利用的现代通讯工具、印刷设备和传播媒介越来越多。一本生产周期短和印刷精美的周报已不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总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有了“人和”，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中兴”《北京周报》的宏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998年3月）
作者：林戊荪（北京周报社原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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