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回忆陈依范，我们的“杰克”
导语：今天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恐怕均未听说过陈依范。然而，这位老专家确确实实曾在我国的对外出版事业中，发挥过极其特殊的作用。
陈依范，祖籍广东顺德，生于南美特列尼达，早年在英国受教育，1927年随父陈友仁（民国华侨外交家）到中国。作为记者，陈依范曾于1938年、1946年两次到过延安，最后一次见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期间，陈依范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外与对内宣传之间的差别，他强调编辑记者们要多看外文书刊，不仅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了解人家的思维逻辑和心理状态。这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对外要注意文化差别，但在当时还很新鲜。
1964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中国外文局下达任务，开办提高外宣编译干部翻译和外语写作水平的文化讲座，局内外均有人报名参加，讲师就是陈依范。晚年的他，在重病时曾向在中国的二儿子陈一文表示，他愿意回北京养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陈依范（左）与林戊荪（右）。
回忆陈依范，我们的“杰克”
林戊荪杰克（Jack），这是我们在《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与陈依范共事时对他的称呼。杰克·陈（Jack Chen）也是他自我介绍、写稿、改稿时所用的名称。他用英文和我们交谈、讨论问题，所以很自然，陈依范虽是他的中文名称，大家都叫他杰克。
50年代，当时中国外文局大多数工作人员还是对外宣传战线的新兵，而杰克却是位老战士了。他是位老练的新闻工作者，颇有成就的作家、漫画家。本来可以自己写稿作画，由于工作需要，他把主要的精力和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为我们改稿，而且改稿的数量与质量比其他外国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没有专家身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应享受专家待遇。就这样，他默默无闻地奉献了20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利用他保留英国护照一事大做文章。但这倒反而使真相大白。原来1950年他返回中国到国际新闻局工作后，就主动交出这一护照，要求上交周恩来总理，是周总理决定将其退还，并传话让他保存这本护照。
关于陈依范与中国革命的渊源，他本人一直守口如瓶，偶而提及也是星星点点，而且多半是讲别人。如他谈到1927年与鲍罗廷、斯特朗同行穿过戈壁滩到达苏联，斯特朗在途中如何不畏艰苦，坚持写作。谈到斯特朗在《莫斯科新闻》工作时，曾因苏联总编辑不懂外宣业务，把内宣的办法硬搬到外宣，而去找斯大林，总算得到了后者的大力支持等等。当他对五六十年代一些政治运动或错误政策有看法时，就会婉转地提到30年代苏联的经验教训。所以，关于他的“革命史”是在他离开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他逝世后，人们才有所了解。
陈依范确实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父亲陈友仁曾是孙中山先生的私人秘书，担任过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主持过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对英谈判。母亲是法国人与黑人的混血。陈依范早年接受的是英国教育。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只有19岁，已经为武汉政府的《人民论坛报》画政治漫画。大革命失败后，他到苏联学习、工作，又去英国工作，但始终关心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撰文作画介绍我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作为记者，那时陈依范曾三次来中国，并于1938、1946年两次到过延安，最后一次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恩来等同志。1947年，新华社在英国伦敦以“天声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稿，陈依范起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1946年12月，周恩来同志致宋庆龄的信中写到：“Jack Chen（陈依范）从北平来，使我们知道很多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现状……现在介绍陈依范与您见面，希望您能拨出时间与他讨论如何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分子和人民团体取得联系，以有助于救济工作之开展。”
陈依范的业务专长，特别是他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独到见解，在同事中有口皆碑。就我来说，尤其是在《北京周报》期间，在写“西洋景”和“国际随笔”专栏时，他对我的帮助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他很强调写稿时不要忘记读者，要处处想到他们的需要，甚至要能够预见到他们可能存在的问题。
记得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到对外与对内宣传之间的差别。他说，看起来很简单，但从他在苏联和中国的经历看，做到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容易。所以，他总是要我们多看外文书刊，不仅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了解人家的思维逻辑和心理状态。这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对外要注意文化差别，但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
至于他的为人，他的敬业精神，更是他周围所有的同志都能感受到的。50年代初，他从国外归来，比我们年长，工作量大，但没有特殊待遇，食宿与大家相同。开始住在羊市大街41号四合院，办公室在外院，他和一些同志住在里院，还要带孩子，负担不轻。后来，办公室搬到百万庄，他住在专家楼，条件有了改善，但生活仍很简朴。
作为中国人，他不享受一年一度的休假，相反，别的专家休假，改稿要由他承担，他毫无怨言。他是头“老黄牛”，急稿白天改不完，带回家晚上改。有一次，他发高烧，来电话，叫我去他家取稿。进门时我见他躺在床上，心中过意不去，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当我看到他在签名前幽默地加了个注：“横躺着的杰克·陈”（horizontally, J.C.），不禁笑了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倦、不计个人得失的乐天派。
陈依范是个“见义勇为”的人，他做了许多一般人不会过问的事，有大事，也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小事”。如在《人民中国》俄文版试版时，一时找不到改稿和定稿人，而他曾在莫斯科学习工作过，便自告奋勇担负这一工作。
又如，他有个“癖”，他的口袋里有块用小绳拴着的吸铁石，工间操时，他除了喝咖啡、聊天、说笑话（时而发出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还要到各个办公室转转，发现有掉在地上的回形针，就用那块吸铁石“回收废品”。1963年，《北京周报》英文版改版，同时又先后创办了法、西、日文版，当时各文版亟需补充或购置工具书，但按正常手续订购，最快也要半年。恰巧此时陈依范准备去香港探亲，我向总编辑杨承芳同志建议，请陈依范在港代购。上级批准了这一建议，还拨了一笔美元。我去找陈谈，他欣然同意，尽管这会给他增添不少麻烦。陈依范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各文版在短期内进了一大批写作和翻译工作不可缺少的百科全书、字典等，有些工具书恐怕至今还在使用。谁能想到，应该感谢这位热心人呢？陈依范“见义勇为”的另一事例，意义更为深远。大约在1964年，陈写了一份“备忘录”，呈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他建议，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外宣编译干部的翻译和外语写作水平，应着手建立专门学院，用英语传授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培养我国自己的高级英语写稿和改稿人员。陈毅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一建议，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同志接见陈依范，详细听取他的意见。那次会见，领导让我担任翻译，陪陈依范去中南海谈话。陈依范向曾一凡说明，他是根据自己多年的写作和改稿经验，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这一建议的。他说，自己年近花甲，需尽早培养接班人，但更重要的是，在职干部要打基础或提高，脱产学习最有效，因而要设立专门学院，这种办法可以造就一大批人才。曾一凡向陈依范提出了一些问题请他说明，最后表示感谢，说他一定向陈毅副总理汇报，并建议陈依范考虑先办班，不要等学院。那一天杰克特别高兴。归途中，他对我说，他在延安见过中共中央领导人，他们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群策群力、当机立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依范认为，这才是中国革命最有魅力的特点。不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中国外文局下达任务，办起了文化讲座，局内外均有人报名参加，而讲师就是陈依范。陈依范在改稿之余，还要找材料备课，工作负担更重了。可惜，这一具有长远性的举措，未能扩大成为学院，反而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不久就夭折了。“文革”期间，陈依范不是当权派，然而他作为“权威”，虽然身分有些特殊，毕竟未能逃脱厄运。他不得不放弃改稿而去打扫厕所。对他的“批判会”开得极不景气。因为陈“天真地”（应该说是勇敢地）进行反驳，批判是中文的，反批判是英文的，虽然也有所谓翻译，但词不达意，成了“聋哑人之间的对话”。这种奇特的几乎是漫画式的局面，在那个时代，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1969年，陈依范和夫人、孩子被下放到河南农村。1970年，他的健康在恶化，继续留在国内已失去意义。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回到北京，然后又到了香港，最后到了美国。关于他到美国后的情况，我是在1982年才有所了解的。我原是去美国东海岸访问，回国途中，邀请单位美中友协临时决定，要求我们在加州停留几天。为我们安排的日程相当紧，但我还是决定与杰克通话，询问能否临时安排见一次面。他欣然同意，驱车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见我。我们失去联系已十多年了，他在美国写的两本书（《上乐村一年》和《文化大革命内情》）外文局图书馆都有，但我因工作忙，均未看过。然而，我相信他对中国的感情和基本态度。果然，环境变了，“我们的杰克”没有变。对人依然是那样热情，依然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陈依范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有三件事，我记忆犹新。1970年他去美国讲学，反响极为热烈。开始只有东海岸像哈佛、康奈尔、耶鲁几个名牌大学。之后，邀请信纷至沓来，他的学术旅行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大，最后到了美国中部、西部，到了加拿大，邀请单位有三十几所大学和许多有影响的学术、社会团体。陈依范说，“美国各界人士渴望了解中国，而他们喜欢听我演说，因为我说的是实话，是他们能听得懂的话。”（哈哈大笑）话题一转，他说，“美国的联邦情报局还是很厉害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站到哪个城市，可他们清楚。在华盛顿飞机场，他们迎上来自我介绍，说美国总统希望听到你的意见，请安排一次活动。”这正是尼克松访华前夕。陈依范向“白宫助手”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看来，他们还是学到了点东西。”（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以后，陈依范在康奈尔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和常驻作家，然而，他说，“别以为我在美国一帆风顺，当我担任纽约州教育部中国教材编写委员会顾问时，受过右派分子的攻击，有人在报上写文章污蔑我曾长期在《北京周报》工作，是‘中共派往美国的间谍’。”最后，陈依范送我一本他的近作《华人在美国》。他说，我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才去研究华人历史的。分手时，我说，“真高兴再见到你，谢谢你的介绍。”其实我心想，“你依然是我们的杰克，还在从事介绍中国的工作，还在帮助我们，方式不同而已。”1985年，我去美国东部几家杂志考察，途经旧金山，只逗留半小时，在机场同陈依范通话问好，未见面。不久，他夫人来信，说他患前列腺癌，动了手术，虽未扩散，但身体不如以前，不再能那样“拼命了！”“杰克离开中国时情况特殊，未办退休手续，能否补办，领取他应有的一笔退休金。”周报领导很重视这件事，一致同意向上级打报告。此事很快就得到批准。从那时起一直到陈逝世，北京周报每季度都给他汇款，虽然按国外的标准来看，数目不大，却体现了组织上对他在中国外文局工作20年贡献的评价和同志们对他的怀念。陈依范去美后曾三次回中国访问。1973年夏，美国第一个学者代表团来华，他是领队。1987年春，他同在京的老同事、老朋友见面，依然是那样精力旺盛、妙趣横生。1994年春，85岁高龄的陈依范来京参加中国经济论坛会，与许多北京周报的老同事欢聚一堂。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完成了长达七百页之多的关于中国戏剧在美国的书稿，下一步计划写他父亲的传记和自传。然而，看得出，他显然是衰老了，但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他与我们的诀别！
陈依范是中国人，是位爱国者。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衷情和依恋始终不渝。从1927年开始，他多次来华工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外宣传和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的14部著作，绝大部分是介绍中国和中国人的。他在重病时曾向他在中国的二儿子陈一文表示过，他愿意回北京养老。他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这些事实，都说明这一点。但他又不是一个我们通常心目中的中国人。他出生在加勒比海群岛，在苏、英、美工作过，在前两个国家学习过，先后持英、美护照，他在《美国华人》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我喜欢旅行。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终身滞留一地而安然自得。我则不同，在一地住上几年，就会感到浮躁。一个城市，初来乍到，我对它的一切都很敏感，但久而久之，我对周围的事物会变得无动于衷，这时我开始想走动走动，渴望有新的见闻、新的经历来激励自己。”这一自白，说明了他生命的轨迹为什么会遍及三大洲，说明他一生从未停止过追求和探索，这可能是他遨游世界，笔耕不辍的动力和奥秘。他的工作是英文改稿，我们平时又喜欢同他讲英文，使他没有机会练习中文。还应该指出，他掌握语言的能力很强，英、俄、法文流畅，但遗憾的是，始终未学好中文，平心而论，责任不能全由他负。他的工作是英文改稿，我们平时又喜欢同他讲英文，使他没有机会练习中文。但是，从文化传统看，他受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教育的影响极深。从他的形象思维以及审美观点看，有时很明显。如他的插图和漫画，画西方人，是中国画家所无法比拟的，但画中国人，则有意无意与西方人画中国人有类似之处。过去，我常向他提意见，说你画的中国人，我看了不太舒服，使我想起西方贬低中国人的漫画。他一笑置之，并不以为然。所以，我认为，他的思路，不完全是中国人的。从这方面看，他还是个国际主义者。三四十年代在英国，他曾是援华运动的积极分子，70年代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生活在美国，仍为促进美中了解和友好从事多方面的社会活动。他的“中国之爱”，很大程度源于同情中国革命，和热爱中国人民。这是陈依范不能忽视的另一面，因此，称他为杰克，有更深刻的意义。当然，中国革命之伟大，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恰恰是由于它吸引过许许多多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最大程度地争取各国人民对我国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对外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今天在外文局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恐怕均未听说过陈依范。然而，这位老专家确确实实曾在我国的对外出版事业中，起过极其特殊的作用。介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缅怀他在《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工作中的业绩，也为了说明上述真理。作者注：此文曾请陈依范的二儿子陈一文过目，他除了帮助我核对事实外，还写了下面的两段话，特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据我的体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宣传事业自觉的主动的无私奉献是他的本色。中央领导了解他过去的一点贡献，对于他，这就够了。1950年他带着8岁的我从伦敦到北京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他离开中国时的二十多年期间，他从来没有因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而向中国任何一级领导提出过任何待遇方面的要求。他甚至对家里人也极少谈过他的过去。为此，外文局和北京周报的领导对他过去的经历、贡献，著作能力及其著作在西方的影响基本不了解，也难于发挥他真正的能力和价值。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对他来讲，他做了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需要他做的那份尽管对他来说最为枯燥的新闻改稿工作，以及他特别感到自豪的参加了几届中国党代会文件的改稿工作，使他在遗憾之外也获得了一部分满足。”作者：林戊荪，著名翻译家，曾任国际翻译家联合会理事、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主要译著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论语》等。2011年9月获得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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