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耀、刘娜娜 | 大众教育：有教无类，崇德育贤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编著出版书籍《新时代乡贤》大众教育篇的导论。从2018年策划出版《新时代乡贤》开始，我们邀请了何慧丽老师担任书籍主编，在指导我们对案例进行分类提炼的同时，何慧丽老师带领她的1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一起参与到了《新时代乡贤》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通过半年的努力，《新时代乡贤》完整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爱故乡行动”公众号将连续推送《新时代乡贤》中由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完成的六篇理论论述文章，分别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对爱故乡实践行动从乡土文化、民艺传承、大众教育、生态家园、乡村经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感谢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对爱故乡的支持。
作者简介
杨光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娜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在漫漫历史中，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论哪个时期，都无法忽视教育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其中，大众教育因其关注道德、关注自然、关注生命而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为现代社会所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当今大众教育的担纲者，他们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广为大众接受的教育，他们是当今大众教育的推动者，身体力行地推动大众教育的普及与创新，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便是新时代的乡贤！
一、“大众教育”辨析
大众教育，即对众人的教化。它的教育资源来自本土，开展的方式多种多样，它在形式上走向大众，弥补精英教育的不足。一般来讲，狭义的大众教育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数量和比例越来越多，即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广义的大众教育将面向人民大众所开办的教育都归入其中。本篇则主要关注大众教育中最为基础的乡土教育。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小学教育阶段、初中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总数约为23527.68万人，而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可见，大众教育在开展生命教育、自然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受众群体。
《中庸》开篇即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直击儒家义理与教育内涵，至善的天命下贯至人身上，人方能有道德行为的依托，而能够使人克服私欲，促使人积极践行此道的途径就是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中，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内容，培养一个逻辑清晰、有文化的人，还要规范学生意志和行为，培养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健全的人，还要注重对生命内涵的领悟，培养一个有温度、有情趣、会思考的人。大众教育结合本土，从现实中来，在教育的培养中，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人与人灵肉的平等交流，它如春风化雨，它润物无声，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的传递，启迪人的天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一个灵魂触动另外一个灵魂”[1]。
二、大众教育的前世今生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的教育机构就比较完整，然而学术和教育却被官方把持，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态，并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思想，主张道德教育的对象不分贵族与贫民、贫富与贵贱、聪明与愚笨，人人都可以受教育[2]，大大扩充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西汉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形成，在继承孔子思想观念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普及化。此外，统治者还十分重视乡里教化，设有县、乡三老,主要职责是“帅众为善”，《汉书·文帝纪》载：“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3]。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在乡里发挥了很好的教化与榜样作用。隋唐年间，科举制逐渐形成完善，它为天下士子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舞台，这种平等机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衡。在科举制度下“学而优则仕”，而未能中第者则回到乡间从事教育，传播文化，他们有丰富的科场经验、乡间生活阅历，在推动教育普及的同时亦丰富了教育的内容。民国时期，我国涌现了一批乡村建设者，梁漱溟、晏阳初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进行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教育，将教育与民众相结合，将教育与民俗相结合，在歌谣、谚语中传递人伦观念，为中国乡村教育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风云变幻，自1905年科举制废除，我国教育大局发生了改变。曾对科举制颇有微词的严复在废科举后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4]自科举废除，我国旧的教育体系解体，新的教育体系尚未建成，遂出现了教育断层的局面，许多乡村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局，乡村教育几乎停滞，而现代教育的发展大多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由此乡村与城市教育拉开差距。受工业化思潮影响，我国近代教育缓慢发展，然新式教育贵族化倾向明显，这更加剧了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当前，我国教育仍然面临着地域、城乡的不平等问题。此外，在我们的教育中，虽然强调“为了一切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但在真正的教育实践中却常常忽视“人”的主体性，忽视个体发展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教育仍是一条有效的社会上升途径，为了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教育带上了功利性色彩，其人文关怀、道德教育弱化；同时，作为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大国，我们教育中本土化内容有待加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古圣先贤非常注重教育的大众化与本土化，不断推动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到近现代，现代教育体系建立，教育的实用性增强，而本土性逐渐消失，为促进教育的多元发展，大众教育不可或缺。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形式、内容不断与时俱进，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大众教育的追求却亘古不变，从“有教无类”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兴办私学到乡村建设运动，代代相传，薪火延绵。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数人对大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虽被遗忘在岁月流逝中，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熠熠生辉，不断传承。
三、走近大众教育
正如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就要在家庭、学校、社会、工作等场所接受社会化训练，即一个学会怎样生活、怎样融入群体、怎样遵守社会规范的过程。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不断与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所接触到的社会关系进行互动，这种互动可能是良性的，它会让我们在磕磕绊绊中逐渐成长，达到人与物和谐共处的状态，但也可能是恶性的，使我们陷入困境。而为了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具特色的大众教育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本篇中我们所选取的5个案例，都是集中在与乡村有教育关的方面，其服务的社会群体多元，实践的方式多样，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都是对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乡村持续衰败的积极回应。
1
以文化人行大道:王英杰王英杰，1953年生，现为开封市敦复书院院长。多年来，他无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上课，遍请国学大师，不断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贡献。
2
笃志践行和传播卢作孚精神：周鸣鸣周鸣鸣，1948年生，中共党员，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1995年至今，20余载躬耕于将卢作孚研究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教育资源。
3
一生致力于妇女教育：马新兰马新兰，1952年生。1971年，马新兰开始了教师生涯，她对该职业倍加珍惜，一干就是37年。她致力于推进贫困山区回族女童教育，使当地女童入学率大大提升；大力开展妇女扫盲和职业教育，为女性走出家门创造学习条件。
4
乡土教材进课堂：王小平王小平，1947年生，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乡土教材项目负责人，民间乡土教材推动者，力图让所有孩子的课堂上都增加一门课程——认识家乡。
5
环保普及与教育：陈永松陈永松，1960年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和科普环境教育工作者，云南生态网和中国首个绿色教育博物馆创始人。
四、大众教育的理论意义及当代价值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取士，在中国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正式告别历史。以求实用的各种学堂开始全面取代各种私塾，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办学，开始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公共服务事项。加之庚子赔款遣派大量优秀学子前往欧美、日本等国接受西洋教育，中国的教育在办学方向和模式上便以西方为师，新中国成立后又以苏联为师，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一直都是以美国为师。
改革开放后，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被提上日程，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逐渐偏离了教育在启发人性、针砭时弊、坚守品格等方面的初心，沦为提供技术培训和解决学生就业的培训机构。与蔡元培所说的“教育应该引领社会，而不应该追随社会”已然是南辕北辙，著名文化学者钱理群批判现在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5]。与现代制式教育对应的是在民间社会有着广泛实践基础的大众教育，因其遵循教育的自发性、本土性和对社会的引领性，而展现出一些可贵的品质。
（一）回归教育本质，是对现代制式教育的重要补充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调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从自身做起以求得治人的道理。《孟子·告子章句上》提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这句话也启示我们教育应该指导人们守护自己的“仁义礼智”。现代教育因其起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实需求，更加注重“器”的学习。现代教育脱离生产生活，逐渐异化于教育的本质，演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一项指标，成为悬置之物，终致人们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遂也偏离了其普惠性、低成本的要求。
具体来讲，大众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展现出特殊优势，是对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正如陈永松所说，“国内教育是利己为主的教育模式，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到学位、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环保教育是利他为主的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关注环境、环境污染并立即采取环保行动。”不难看出，这5个大众教育的实践案例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利他性特征，这也是大众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本质差别。
大众教育是一种自然教育、生命教育。对以乡土教育为代表的大众教育，钱理群有过这样的论述，“乡村有许多民间节日，如社火，演戏等活动，小孩子活跃于其间，在享受童年的欢乐的同时，也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入生命的教育；还有大自然的熏陶。‘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乡村生活还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很大影响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全家人在一个庭院里，朝夕共处，邻里间鸡犬相闻，来往密切，这就形成了充满亲情、乡情的精神空间，自有一种口耳相传的、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育方式，这对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乡村教育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就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对城市教育也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是我们自己却把它丢失了，这叫做‘抱着金娃娃讨饭吃’”[6]。可见，乡村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一个天然的教育场域，这显然出不同于现代托管式教育脱离生活的办学组织方式。
大众教育的当代实践形态丰富多样，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每到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节日和寒暑假，乡村游学等新的旅游形式已经成为城市人的新选择。武汉还专门出台了鼓励“市民下乡”的相关政策，顺应中产阶级市民下乡旅游、学习、生活、工作的需求。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中产父母，已经开始主动关注乡村，把乡村教育作为对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他们主动带孩子参加乡村游学、农耕体验，增强孩子们的生命体验教育。近年来兴起的华德福教育，就是用现代审美与文化处理后的乡村教育升级版，已为大陆精英人士所青睐。他们为子女选择乡土味很浓的教育，其本身就是对城市精英教育的一种自觉反叛。
（二）大众教育具有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
衡量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不只是看其是否掌握了本专业的知识，还要看其是否对自我以及自己与脚下的土地和远方的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变得很细，社会的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都在增加，这都增加了社会有效组织的难度和稳定运行的风险。教育也越来越承担着社会风险预警和有效应对的功能，各种智库也应时而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智库的研究大都还是问题发生后的补救性研究，提前预警、防范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
反观大众教育实践的一些案例，很多都属于对现实问题的提前感知与行动应对。陈永松的环保行动促成云南农村沼气政策的改变。马新兰推动回族地区妇女思想解放，增强其生存能力，推动了回汉之间的交流和团结。王小平、周鸣鸣都是有感于当代教育缺乏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文化的认知而推动乡土教材进课堂，提出“兼善教育”。这些自发于民间的大众教育实践，都采取先知先觉的具体行动，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极强的敏感性。
（三）大众教育是连接古今的教育
在谈到中国教育当下的困境，尤其是乡土教育的困境时，钱理群认为：“我们的农村教育落入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现在的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升学教育’，既脱离了生活，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因此，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11
教育脱离本土，脱离生活，盖因于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所致。乡土教育的开发与实践，是中国教育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根本底气所在，教育本土化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王小平所推动的乡土教育很好地诠释了教育连通古今的作用。王小平认为，“孩子们的知识，如果都是来自远方，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一无所知。不了解家乡，怎么能热爱家乡？不了解家乡，不了解自己，人们有多少前行的自信和力量呢？”王小平说：“所以我们要培育每个人的自信心，而自信心的培植主要来源于从文化自觉而增强的文化自信。乡土文化就是文化自信，当你很好的认识了自己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学习别人。乡土教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发现我自己。”这样的教育就是古人强调的“推己及人”的教育。
大众教育本土化的倾向，为构建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提升中国的教育理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大众教育对接乡村振兴战略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关于乡村建设的实践，社会各界其实一直都在积极地探索着，但是不管是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社会力量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试验，都面临着一个共同困境：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精英持续流失，乡村社会内部缺乏组织、领导乡民进行乡村建设的本土精英，由于缺乏内生力量，一切外部援助都无法内化为其自身的勃勃生机。面对这个困境，传承、发扬乡贤文化成为一种共识。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是乡村内部精英对乡村建设的主动担当，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固本培元的根本之计。[7]
梁漱溟先生认为，一旦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可随时予以修缮补正，故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乡村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不能不归于教育一途”[8]。因此，在乡村建设中，教育是乡贤们着力建设的内容之一。从古至今，不乏乡贤兴教办学的事迹，如范仲淹设义学、黄声远为办学而毁家。[9]故当今以新乡贤为代表所开展的大众教育，对乡村振兴中“一懂两爱”人才的培养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振兴中的大众教育要想更好发挥作用，需要做好如下三点：
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为乡村留住和吸引人才造成了极大的负外部性问题。若按照乡村人才流失主要是追求较高收益的现实，而寻求通过增加或达到与城市务工收入相当的收入水平来解决乡村人才外流的问题，就会陷入乡村大搞经济建设却只能是落得一次又一次挫伤乡村精英返乡热情的困境之中。
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尤其是本乡本土的精英人才。因此，需要以乡土教育增强乡村精英对乡村的认识与热爱，充分激发和坚定其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和决心，并通过文化自觉重新构架乡村的村社理性，切实增强乡村通过内部的自我合作提高“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10]的能力。
大众教育广泛开展的天地在乡村，发挥像马新兰、周鸣鸣、王小平和王英杰等这样的文化乡贤和教育乡贤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保障。
大众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本土化，具体到乡村振兴中就是教育资源的乡土化。周鸣鸣力推北碚当地所孕育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精神，王英杰以乡土社会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办学方式办义学，王小平因认识到乡土文化于教育的意义而积极开发乡土教材并推动乡土教材进课堂，陈永松则以当地的自然环境作为教育资源。王小平在做了多年的乡土教材工作后，总结道：“所谓乡土，是每个人长大的地方，是让我们渐通人事，形成自己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地方。那是每个人心灵的故土，是精神的家园。而乡土文化，就是在这片乡土上所呈现的文化。”王小平所说的乡土文化范围更广，已经超出了乡村的地域限制。
乡土文化是一种让人知来处的文化，让人内心宁静的文化。正如《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老子在《道德经》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可见，乡土文化也是一种归根的文华，是一种生发人智慧的文化。
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粘合剂和发动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的文化资本，是中国特色乡村文明的特色文化构成，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的传统文化基因。[11]王小平说，“我们编写乡土教材要取舍选裁。我们要传承的，是文化中的精华，它应该是代表本地生活智慧的，进步的，活着的且富有生命力的，能够推动我们今天的生活持续发展的那些东西。”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中的优秀文化，一要注重保护，二要注重传承，三要加以开发。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都是需要加以挖掘和保护的乡土文化资源。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以人民大众为本的社会资本化，为乡土特有的资源充实乡土发展的动力，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基础。
大众教育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社会行为，因其鲜明的地域性、低成本、启蒙性特色，是现代学校制式教育脱离乡土、缺乏人文的重要补充。二者之间不是以矛盾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发展。
大众教育办学灵活，教学内容常常特色鲜明，主要关注某一方面，重视启发功能，但也比较缺乏技能和科技等现代社会的要素，尤其在一些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大众教育无法承担高昂的成本支付。因此，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衔接，给受教育者提供更加全面、人性的教育，成为大众教育走向更加广泛的群体和实现中国教育本土化良性发展的关键一环。
有学者认为：“乡土文化是推进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抓手。在发展农村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吸纳并内化乡土文化，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12]实现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衔接，需要廓清人们对教育认识上的误区，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发展改革规划，需要有担当的行动者积极探索。可以说，实现大众教育尤其是乡土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衔接，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保障。
毋庸讳言，乡村生活是乡土教育的活力之源，只有实现乡村振兴，以乡土教育为基础的大众教育才有无限的活力，才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1]卡尔▪雅斯贝尔斯（德），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2]张力红，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2010.
[3]陈成军，试谈西汉巡行使者的职能和作用[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1):22-29.
[4]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
[5]钱理群.我们的大学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J].读好书.2016,(17).
[6]钱理群主编.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16(2)：171-176.
[8]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李秀菊,邹小宁.乡贤与地方教育[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S2):171-174.
[10]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J].国家行政学报,2014(06):39-44.
[11]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01):4-10.
[12]章兆钧. 借力乡土文化强壮农村教育[N]. 中国教育报,201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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