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我的曾祖父王国维先生·学术篇

Original: 王亮古逸英华 2019-06-14

王亮，王国维先生曾孙，王仲闻先生孙，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海宁王国维研究会顾问。曾整理标点《传书堂藏书志》，参编《王乃誉日记》《王国维家事》等，发表《王国维先生的藏书与遗文》《王仲闻先生生平著述年表》等论文数十篇。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为王亮在中华书局伯鸿讲堂第30期演讲《王国维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中“学术部分”的主要内容，昨天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是“生平部分”。全文由武汉大学陶莹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王亮先生最终审定并授权中华书局发布。

这个就是《人间词话》的首页。《人间词话》的撰作应该是他在南通、苏州时期已经在准备材料，到了北京之后，他又写定发表，有一些批改的内容。因为《人间词话》学者研究众多，对于他的一些文本前后的差异包括内容的解读都比较多，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人间词话》跟《人间词》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产物，静安先生对《人间词》是非常自负的，他到中年以后好像还曾经从当中选抄一些东西赠给友人，比如说他给沈曾植就抄录过自己的词作。相对来说他对《人间词话》的重视程度要低一点，包括他的同乡陈乃乾后来想要影印《人间词话》的时候跟他联系，他自己说我手头也没有这个底本了。《人间词话》流传如此之广，社会反响如此之大，其实主要还是在王国维先生去世之后。

《宋元戏曲史》是他到日本之后完成撰作的，他在这之前有一系列零星的戏曲方面的作品发表，原先的名称应该叫《宋元戏曲考》，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刊载的时候，根据编辑方面的意见改成了《宋元戏曲史》。现在根据一些研究戏剧的学者如黄仕忠的考证，《宋元戏曲史》的撰作实际上也是受到时代稍早一些的日本学者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先生接受阅读日语学术文章的能力是很强的，有受这些人影响的可能性，但是他对整个戏曲史的归纳和很多最重要史料的揭示，完全是看个人的心得。王国维先生对看剧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献记录说他去看昆剧或者京剧。虽然他对戏剧曲律的一些研究可能也不像吴梅这些人这么精深，但是我觉得他因为有比较宏大的历史眼界的观念，又有比较精密的考证手段，所以他对戏剧史的研究非常具有开拓意义，现在研究戏曲的学者还是不能绕过他，总体的成就也很少有能超过他的。

这是王国维先生早年编撰的书目。因为他多年在师范学校任教，收入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且从现在的史料看，高于绝大多数一般的文人。但是后来因为政治选择的问题——流亡日本之后，就等于脱离了原有的体制，有时候需要友人罗振玉接济他，另外他自己帮很多人代编学术杂志或者是代撰学术著作，包括代编书目也是他谋生的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都说王先生非常幸运，就是他有生之年接触的学术文献既博且精。实际上从他自己的藏书条件看，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突出。一方面是他父亲因为受到家境的限制，藏书是有限的，据他自己的记述，也是到了十几岁才去自己买到了《史记》和《汉书》。海宁虽然旧家很多，是传统的学者之乡，学风非常之盛，但是经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损失非常大，本地的藏书家很多后来都败落了。王国维先生学术资料的收集，主要还是靠他自己一点一点地积存，还有就是学术界友人的馈赠。他在清华的弟子姚名达先生曾说：“返观身后所遗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姚名达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弟子，他的见解就是观堂先生藏书其实并不是以数量或者稀见资料特异于其他人，而且这种古代文物的收藏数量也并不多。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收藏的古代金石拓片其品质数量相当可观。实际上学术研究工作中资料只是起点，研究的手段、思路始终是更重要的东西。

王国维先生他早年谈他对学术的认识。首先强调职业分工的问题，到了现代社会也都存在职业选择或者是职业分工，任何特殊的职业也就需要特别的教育和培训，而且你不可能轻易转换行业。教育的宗旨不是完全教你职业的技能，最高的宗旨还是让你体力、智力、感情、意志全面的培养和成长。其实现在看到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就是王国维先生撰作的，最早教育学相关的很多著述或者论文也是王国维先生翻译，他早年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心力。比如说这个《教授法》还有一本《心理学》这些都是他在江苏师范学堂的教材。我们现在再看这些东西还是会有所启发，因为他编的这些教材虽然内容并不是很高深，但是并不是全部拿日本或者西洋学者的东西，他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融入其中。中华书局的同志也告诉我说《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三本书也已整理付刊，因为这些是全集里面没有收的佚文，合成专集出版，我觉得对了解王国维先生早年的思想是有意义的。

王国维先生1916年从日本回国，然后在上海居住了若干年，在1923年又到北京去。他在上海的时候学术活动也很多，而且跟在上海的遗老交往很多，这些遗老不仅仅是政治上忠于前清，他们在学业上都有相当的根柢或者成就，比如说沈曾植对他后期学术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当时召他进宫的一个便条，可能还有很正式的文本，这个是故宫保存下来的早期拟稿的一个东西。入宫对他后期的生活经历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个人觉得王国维先生在晚年对溥仪小朝廷中各派势力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厌恶，而且溥仪对他的一些进谏也没有相应的回应，他后期入清华任教一个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因为实际上溥仪那里是长期不发生活费的，清华的环境让他重新回归了学术研究。

综观王国维先生一生，他汲取知识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包括他早期所藏的一些西文书现在在国家图书馆，还不断有学者发现。另外，他的学术著作反映的内容只是他曾经接触和研究的各种资料的一部分而已。比如说在1905年，《天津日日新闻》登过《老残游记》广告，大概是流落那边的人为他的书做鼓吹，专门提到当时学者对《老残游记》的评价，严复说《老残游记》“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梁启超“出重价购其全稿，拟编入《新小说》印行”，还专门提到 “王君静庵深通英文，曾译心理、伦理、物理等学科教科书，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读《老残游记》叹曰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 。对这个话我的解读是王国维先生对《老残游记》的评价是一回事，他把《老残游记》跟英国最高小说并称应该是他对英国文学有过一个比较普遍的阅读，他才能做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老残游记》也确实是白话小说中的一部杰作。

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理念在他做的这个《国学丛刊序》里面表述得最为完整。他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致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这其实是事物普遍联系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对整个世界要有一个宏观的观照，你才能对一些细节或者小的事物有一个可靠的认识；如果你从来不关注这些细节或者是局部的方面，你不可能达成宏观体系。这与他在《人间词话》方面的表述有相似之处，《人间词话》里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描写宏大的场景，你的文学作品就肯定好，还是要看你从里面揭示了什么东西。另外，他也提到“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这个分类是他自己的一种判断，还是从西洋学者那里传渡过来的，我个人不能完全做判断。他对这三者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我们都知道《观堂集林》分为三林，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三林跟三大类有一点隐性的对照关系，他分为艺林、史林还有缀林，我觉得是跟他对学科总体的分类是有一点对应的关系。这一段话是中西学术比较的：“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国学丛刊》发表实际上还是在清朝灭亡之前，这一套理念在当时是相当激进的，我们从他对张之洞的批评里面也能够看到，虽然当时是学部的官员，但是他的学术思想有激进的一面。

他到晚年思想有一个大的变化，他重新推崇中国传统学术，对西方文明的看法趋于悲观，他有一些留存文本能够反映这个变化，比如说给溥仪的奏折。我想这个也不是他个体的看法，因为有一大批学者在一战之后对欧洲文明的憧憬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蔡元培在1923年跟王国维先生见过面，他有一段记述，就是说王国维对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破觉悟”，就是说蔡元培已告知西方人自己也在怀疑西方文明，王国维先生应该是认同这个看法的，认为西方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好像都已经做不到了，然后“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就是担心中国不能抵御西方各种思潮的侵入，这个跟他早年的见解反差非常明显，蔡元培还问他“是否取孔学”，他回答说大体上是这样的，基本认同孔子学说。他认为西方人的病“根在贪不知止”，就是个人的贪欲没有界限，东方人是有很多节制欲望的传统的手段，那么现在是有被废弃的危险。他对广义的科学这个时候也有相当的警惕性，他认为这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处处推崇科学。我觉得蔡元培这个记述是很重要，反映王国维先生晚年思想的一些要点。

这是王国维先生一些批校本的书，他治学的手段有非常新、非常先进的方面，但是传统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手段，比如说校勘书籍，他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因为他留存的批校本和过录本的数量很多，赵万里先生有一个基本的统计，可能还不是非常的完备。他自己早年也编过《静安藏书目》，这个也收录在《王国维全集》里面，我觉得这个藏书目能够反映他早年的读书旨趣，但并不全面，因为西学的东西并没有收，他当时不可能没有这些书，但是这里收的基本上都是跟传统文史相关的一些书目。

这是《静安藏书目》的手稿，我看着这个书目就有种感受，他实际上不仅收藏《十三经注疏》这些基本的经学书，理学家的书其实存的也非常多，如《二程全集》《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陆象山全集》《薛文清读书录》《王文成公全集》《汤文正公全集》《湛甘泉集》，一共只有一百多部书里面，他有这么多理学家的藏书，我觉得这些反映了他思想旨趣的一方面，这方面大家可能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家庭历史的关系，他崇尚忠义，而且对传统的中国理学有比较深的认同，比如说他对龚自珍评价很低，大家读《人间词话》应该都会注意到，我觉得和他这种理学的修养有关系。

这是《传书堂藏书志》初稿本。这是当时他在上海的时候为湖州的藏书家蒋孟蘋即蒋汝藻做的书目。因为蒋家出了比较高的酬金，所以这个东西的著作权默认归蒋家所有，因此王国维先生去世之后《传书堂藏书志》并没有被收进《王忠悫公遗书》。商务印书馆版《王国维遗书》和上海书店的影印版本，都没有收《传书堂藏书志》。这个书一方面反映了他古籍研究的成就，另一方面初稿本里有很多早期著述的原始内容在里面，比如说他为当时去世学者拟的挽联就直接在里面，还有比如说给那个朱孝臧祝寿的词作，最初的拟稿也写在这个《传书堂藏书志》里面，跟现在最后的定稿对比，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对照的东西。还有这篇《赠太子太傅梁文忠公挽歌辞》，是写给梁鼎芬的挽歌辞，从这个原稿来看至少是做了两三次的内容修订，这个对于研究他的思想或者说生平我觉得都非常有用。

《传书堂藏书志》里面还有一些像涂鸦一样的字，一开始我认为有可能是王国维身边我爷爷那辈的小孩子在上面写字，现在再仔细比较字迹，我觉得应该还是王国维先生自己的字，就是无意之间随意写了几行，我觉得从心理分析的层面，这些东西也是有用。现在全集基本上把他重要的著述都搜罗殆尽，相对来说遗漏比较多的是书信、各种书目的题志，还有金石的题跋，金石的题跋近年还在不断地发现，虽然尾记有相当的比重，但是确实有一些前所未知的，因为他这些题跋有些是写在他相关的正式研究文章之前，有些是在相关文章发表之后他又写了新的题跋，这个是可以探索他学术见解的变化。

王国维这些藏书和遗稿最后的归宿大致情况就是，他写遗嘱的时候请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帮助处理，当时是把他主要的一些批校本以比较高的价格让售给了北海图书馆，大概是在1927年、1928年的时候，这批数量也是比较大的，之后因为北海图书馆和这个北平图书馆合并，这些书后来就到了北京图书馆。又有比较大宗的书是在王氏后人手上的，也是分几次捐给了北京图书馆，比较大的一次应该是在1950年前后。另外，因为王国维先生的一部分后人在1949年前去了台湾，有一些东西给了台北的中央图书馆，这部分内容有书籍、金石的题跋，包括他投水时候身边藏的银元，大概有十多件东西在台北中央图书馆。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他最常用的那方印章，正面是王国维印，反面是静安，这个是双面印，而且是罗振玉帮他刻的，这个印是由我堂叔王世襄先生在1997年、1998年前后把这个方印捐给了台北中央图书馆，我后来到台北去的时候还看过这个印，其他图书馆也都有一些王国维先生遗存图书的收藏。他去世之后一部分书曾经是交给罗振玉先生的弟弟，就是在上海开书店的罗振常，他卖了一批书，而且都钤用了王国维先生的印信。据罗振常的女婿叫周子美说，罗振常当时盖印的书其实不限于王国维先生的旧藏，这个印用得可能有一点滥，现在在外面有他印章的书不见得就真的是他的书。

赵万里先生作为王国维先生的助手，他也曾经收藏过王国维先生一些遗稿，比如说《古史新证》的手稿，很长时间是在赵万里先生手上保存，他在20世纪30年代石印过《古史新证》的手稿本，因为去年举办王国维先生诞辰活动，中华书局又跟其他一种古籍合印，重新又把这个《古史新证》出版了一个新印本。另外像刚才提到的《传书堂藏书志》也长期是由赵万里先生保管，比如说上海的瞿凤起先生就提到过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一些人曾经都向赵万里借抄过这个《传书堂藏书志》，应该是把原本借给他们抄，就是前面看到的初印本，清稿本内容更多，一直由蒋家收藏，后来在台湾出版。

因为王国维先生去世已经超过了90年，他的学术著作的整理，实际上历程也相当复杂的，有比较重要的几次结集出版。最初是罗振玉牵头做《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的编撰，而且效率很高，在1928年就出齐了；在抗战时期，由王国维先生的弟弟王国华领衔重编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实际上主要的工作是赵万里先生做的，后来就是解放后影印发行量比较大的叫《王国维遗书》，是直接翻印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台湾商务印书馆也影印过《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一直到2010年《王国维全集》出版之前这是流行最广的一个全集的文本，全集出之前台北出过两种全集，其实都不是很齐全，其中大通书局的版本是排印和影印结合的，比前面的几种全集要有增补，跟后出的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两家合作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相比，内容还是少了很多。

赵万里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助手，而且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我昨天拜访过赵万里先生哲嗣赵深先生，他提到王国维先生早年到上海去《时务报》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跟赵先生的祖父有交往，而且两边的母系是有亲戚关系的，虽然比较远，但是肯定也是亲戚。另外，赵万里先生到北上求职，要做王国维先生学术助手的时候，他请了很多人推荐他，这其中还找了王豫熙（欣甫），王欣甫是安化王氏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比王国维先生高两辈。这位王欣甫先生本人是研究戏剧的，也蛮有名气，在族中地位也很高，所以他推荐赵万里先生应该说是肯定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相对来说，族中前辈可能还要比一般的学者像吴梅这些人做推荐更有影响力。推荐信里面专门提到了赵万里先生好抄书，曾经花了20天的时间抄成《庄子》，然后说他中西学问都很好，如果能到王国维先生身边，对文案和文稿的整理会非常有用。原信一直是王家后人保存，后来这些信件都到了国家图书馆，去年出版了《王国维先生往来书信集》，这个往来书信集里面就收入了这封信，我觉得往来书信集是王国维研究包括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富矿，大家有条件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买这个书或者找来翻一翻。

赵万里先生直接从事了王国维先生遗著的整理，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两次全集遗书的编撰，在1960年前后他曾经还跟我的祖父王仲闻和另外一位学者设法重编王国维先生的集子，而且当时整理的计划是在《古籍整理研究简报》上刊登出来了，但后来没有能够实行。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王国维先生很多遗稿的典藏，是赵万里先生经手的。很多东西是经他的手进入北京图书馆还有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他也向家属做了很多动员和征集的工作，另外就是王国维先生的这些东西在国图的典藏编目，赵万里先生也是亲自经手，包括他1930年代他编了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里面分甲编、乙编，把王国维先生很多手稿和批校本列入了善本书目的乙编，在书目编撰上是一个特例，因为时代很近的人一般不会做这样的处理，乙编很多主体都是明清时代的善本书。邓之诚日记里批评赵万里这种做法不妥，这其实反映了赵万里对这个王国维先生学术的尊崇。王国维先生的长女王东明女士写过一本《王国维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的原名叫《百年追忆》，她就提到王国维先生去世之后赵万里先生担任过一段时间她的家庭教师，教她《孟子》等典籍，然后她到松江二中去读书的时候，王国维先生曾经要请的另外一位学术助手陆维钊先生也教过王东明女士。我觉得赵万里先生的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学术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对词曲的研究，赵万里先生后来编了一些宋金元词曲的集本，当时在学术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是由中央研究院帮他出版的。另外像王国维先生的版本目录学赵万里先生是得到了真传的。当然赵先生他研究这个书志或者版本目录不仅是有王国维先生的启迪，像傅增湘还有北图的一些学者对赵万里先生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日本松崎鹤雄氏过录王国维校本

中华书局这次提供发售的书里面有赵万里先生过录、王国维先生校本的《水经注》，所以我这里特别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的日记里，曾经提到他向赵万里先生打听王国维校明朱谋㙔万历刻本的《水经注》下落。王国维先生先后批校过两本，赵万里先生答复说一个是清代赵一清等校戴的本子，借给了张继，张继是国民党比较高层的官员，张继把第一本弄丢了，现在可能这一册还是没有找出来，另外一部就是用明万历刻本的朱谋㙔本去校的，“文义最精密，原本为罗叔蕴索去”，当时罗振玉把这个批校本要去是有影印的打算，这个事情始终没有办成，赵万里先生后来再找罗家后人想要回来的时候，就讨不回来了，现在这本书保存在吉林的东北师大图书馆。曾经由华东师大的几位历史系的几位学者出过整理本，后来《王国维全集》收录时重新又做了整理，比第一次整理改进了很多。从我们研究和利用的角度来说，王国维先生校本的各个版本搜罗齐全进行比对，应该是一个有必要的工作。过录王国维先生《水经注》校的本子这里举了三部，其实应该远不止。第一种就是赵万里先生的过录本，一直收藏在赵万里先生家里，也就是中华书局影印本的底本。我在上海跟范邦瑾先生有交往，他是范祥雍先生的公子，家藏日本学者松崎鹤雄的过录本，松崎鹤雄应该是从罗振玉借的底本过录。这个就反映了在民国时代，中外学者对王国维先生的批校本已经是非常地重视，想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过录或者影印，影印当然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成功，但是有好几位学者包括赵万里先生都完整地移录了批录的内容，即使是过录，我觉得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王国维先生的人品学问，在他所在的时代和后世相对来说争议比较少，同时人如梁启超、陈寅恪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国外学者像伯希和也非常推崇他。金梁虽然跟罗振玉关系非常密切，但他对罗振玉记述的观堂生平是有不满的，他说读罗振玉的东西会觉得王国维的学业全部是从罗振玉那里出来的，这个不符合客观事实，他自己做过一个王国维先生的传列，他说更接近于真正的公论，“观堂学术当入世界史，所关甚巨，敢诳死友乎”。

当然时人和后人对王国维学术有一些批评。比如说当时的章黄，因为他们是旧式的治学的手段，他们第一是觉得王国维治学的根底并不如他们深，第二觉得他研究所用的材料甲骨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来历可疑，现在这一派的观点我觉得基本消失了，哪怕是章黄本人在后期，以及章黄的弟子，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对王国维先生在这两个方面再做攻击。钱穆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王国维先生文章写作风格一清如水，但是看不出他研究推进的脉络。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奇怪，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写作文风是比较简易平白的，但有的学者他的写法更详尽一点，他怎么产生对某一问题的疑义，以及他研究的步骤，他会按照这样的次序交代地更清晰，但是对读者来说，这不一定是最好表述方式。王先生的论文和专著把整个材料、见解、词章融汇得非常地好，当然不符合现在学术著述很多具体的标准，但是我始终觉得是我们写作论文取法的一个很好的样本。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中有一段注释提到王国维先生对《殷周制度论》里面引用到商三勾兵的出土地点，编者推论说王国维先生虽然看到了正确的史料，但为了达成自己的论点，有意漠视或者错误地解释材料，我觉得这是编者对王国维先生学术的品德和个人有所误解。他完全有能力做合乎逻辑的考证，也就是做到材料和论点的统一，不需要用比较低级的手段故意否定或者漠视可靠的材料。这个东西不知道具体是何人执笔，但是因为发行量比较大，很多学历史的人都经眼过这个文本。近年我看到一些谈二重证据法的文章，提到二重证据法一个是发明权不在王国维先生手上，清代学者很多已经有意识地用这个出土文物跟历史文本对照做考证，第二个就是说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论述也是有缺陷的，现在完全可以三重四重。我认为在他所在的历史阶段，他把这个东西归纳出来，绝对对同时代的学者有启示意义，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做的，但是他这个理性的归纳是很重要的，再次，他毕竟也受到时代的限制，他没有受过考古的训练，也没有很多机会直接接触考古的现场或者完整的挖掘材料，在他那个时代，二重证据法也只能用这个文本跟器物上的文本作对照，不可能把范围扩到今天的范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条件倒推过去要求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

致沈曾植首札

我觉得关于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有一封书信比较重要就是他写给沈曾植的第一封信，这个信是在留存在浙江嘉兴。因为当时他已经有回国的打算，经罗振玉介绍，他给沈曾植写信，一个是表示对沈的推崇，另外是介绍他个人学术的履历和研究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重要，而且也反映了他中年时期的学术观点。

比如说王国维先生研究敦煌学的时候，伯希和曾经寄给他卷子，因为这个本身的清晰度大概不是很够，直接印刷有困难，他自己用了几天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完整地抄录之后由当时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我们看那个时候学者的通信就知道，当时这个书洛阳纸贵，实际上等于一种私印本的性质，北京的学者都求这部书而不得。

致伯希和

这是在法国发现的王国维先生致伯希和的一封信，而且他这封信正文的内容是向伯希和介绍陈寅恪先生，因为陈寅恪先生当时虽然学问已经非常的精深，但是和汉学界没有特别地往来，人际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陈寅恪先生最初去见伯希和是由王国维先生直接介绍的，正文的内容应该已经收进了修订版的《王国维全集》的书信卷，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已经出版了。

关于王国维先生的生平和事迹，我觉得还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做。一个是需要比较详实的年谱长编，华师大历史系的学者曾经编过一部，但一个是遗漏比较多，第二个错误也比较多。现在这部年谱在修订中，据说也是要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们希望早点看到这个年谱长编面世，那么对于王国维研究是非常有用的资料。对他生平的往来交游我觉得可以做进一步的考证。另外就是他的佚文应该还会有后续的发现，包括在海外做一些相关的调查，尤其是书札，需要考定时间和序次。还有就是王国维研究文献的汇集，我觉得相关的资料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汇编出版会有一定的用处，我自己个人想做一个有关王国维家史资料的一个汇编，文本的规模不是很大，包括了以上介绍到的若干材料，但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感恩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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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静安”印章边款文字：己未中秋尔疋（意即，1919年中秋邓尔疋刻。容庚乃王国维弟子，邓尔疋之甥）

“静安”朱文印蜕

赵万里先生生前自用印章

“赵万里印”白文印蜕

图书信息

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全五册）

编者：朱谋㙔撰、王国维批校、赵万里过录

书号：9787101101393

装帧：特16开精装

原价：6000元

钤印版售价更低

赵万里抄校本选编（全十一册）

编者：赵深

书号：9787101117288

装帧：大16开精装

原价：6600元

钤印版售价更低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谥忠悫，浙江海宁人。近代首屈一指之博学通儒，清华国学院四导师之一，于文学、史学、哲学、古文字、美学、考古金石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其治学功力之深、范围之广、对学术界影响之大，均为近代以来所仅见。晚年投昆明湖自尽，海内外震悼，至今其纪念碑仍立于清华大学校园中。中华书局出版有《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等多部作品。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署芸盦、舜盦等，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弟子，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中华书局出版有《赵万里抄校本选编》。

邓尔疋（1883-1954），原名溥霖，字季雨，别名尔雅、万岁，别署风丁老人，绿绮台主。室名邓斋、绿绮园。广东东莞人。名儒邓蓉镜第四子，早年攻篆刻、书法和文字训诂，并师何邹崖学印。精研文字训诂，金石书画，富收藏。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原名肇庚，字希白、朗西，号容斋、颂斋。斋堂为五千卷金石书室。王国维弟子，邓尔疋之甥，容肇新之弟。早年游学津、京，受知于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曾为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后为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教授。善篆、楷、草书，所作清冲淡远，古朴典雅。治印始自髫龄，追尚古玺，严谨典雅。中岁忙于著作，遂疏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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